百年橋仔頭的文化夢

　德國藝術家麗吉娜．法蘭克正用大幅白布綴上許多紙條，那是「心願」，「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許多心願，很多心願就構成了一個社區的共同夢想，」麗吉娜．法蘭克這樣解釋。在廢墟般的老舊糖廠中，橋仔頭文史協會執行長蔣耀賢，與駐村藝術家正忙著「村光外洩」的展演活動。
超過百年歷史，橋仔頭糖廠設於一九○一年，為台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廠，面積有二八公頃，周邊三千公頃的土地種植甘蔗，曾是台灣現代產業工業化的火車頭，造就二十世紀初的台灣經濟風貌。糖業凋零，橋仔頭糖廠是台灣第一個被列做古蹟的工業遺址。
才三十多歲，看起來少年老成，研究所開始就被叫做「蔣公」，蔣耀賢是近年台灣文史工作團體中，年輕而犀利的悍將。
他帶著橋仔頭文史協會為了捷運將經過橋仔頭糖廠，拆掉許多古蹟，而正面和高雄捷運局衝撞：從蓋樹屋阻止捷運經過、發起搶救老樹運動到拆遷防空洞。
生態之外，藝術和文史博物館，才是橋仔頭文史協會的正業。已經連續四年舉辦國內外藝術家駐村活動和國際藝術節，去年十二月的國際藝術節（台灣Sugar land）更是將橋仔頭的能量，推到最高點，短短十天就湧入近十萬人。
來自十個國家、超過二八個表演團隊，開幕時上千人的創意變裝大遊行、超過三十場的表演活動，從裝置藝術到音樂、從烏克蘭衝擊舞團的拉丁歌舞秀、澳洲的陽光小丑團乃至台灣皮影團，把橋仔頭糖廠妝點得恍若小型的英國愛丁堡，或是法國亞維濃藝術節。
「曾經想像藝術才能解救我的魂」，成大藝術研究所畢業，蔣耀賢得過幾個文學獎，曾認真的幻想只要每天揮一揮畫筆，就可以閒適又愜意的過日子，但是沒想到，卻在重返家鄉後投入社區文史工作，為更多藝術家搭起了舞台。
蔣耀賢從小喜歡騎單車在田園小路裡發呆，「一直想像躺在稻草的翠綠上。是一件多麼舒服的事，」如今帶著家人返鄉定居工作，他在家鄉裡終於感受到徜徉在稻草翠綠上的輕盈與舒暢。
重返家鄉　為藝術家搭起舞台
但是，身為道地的橋頭鄉人，蔣耀賢在等待研究所開學的漫長暑假才開始重新認識家鄉。一九九四年，任職橋頭鄉公所祕書的林敬堯；為哀悼仕隆國小內老樹的死亡而舉辦「樹靈祭」活動。他深受感動，便自告奮勇地跑到鄉公所，找林敬堯表明要工讀。
那年暑假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策劃「鄉土單車行」，他每天騎著破聲的機車在大太陽底下穿梭做調查、編製解說手冊、連絡失去音訊的大專同學來當解說員。在這個過程中，他才曉得有關橋仔頭歷史的一些梗概，也感到自己相當的無知，連橋仔頭糖廠是台灣第一間新式製糖廠也不曉得，更遑論鄉土的地理歷史源流，「真是感覺到台灣教育和自己的失敗，」他回憶。
蔣耀賢懷著好奇心，逐步探索這塊孕育他長大的土地。每個夜晚在不甚亮的路燈下，尋找任何一位可以談心的朋友，每次話題從一位人物到一個村落、從一句俗諺到一段歷史、從認識一隻小鳥到一棵大樹，到了深夜或清晨回家，風混著泥土雜陳的味道而來，「我好比一棵成長到正要開花的樹，忽然關心起自己的色彩、香味與花瓣形狀該是如何去選擇。」每周五他會找理事長林敬堯一起到成大中文系教授林朝成的研究室，研讀日據時代台灣糖業的發展過程。
一九九四年，橋仔頭文史工作室成立，由許多在地人凝聚而成。台糖子弟且為退休體育老師的理事長施瑞昌、岡山鎮公所謙稱是來學習、但不苟言笑的公務員許勝雄、出錢出力的林瑞泰醫師、對台灣文史著迷的黃森濤、讀書會時經常濤濤不絕大談文史的老師鄭水萍、執著「綠色人文」鄉土藍圖的藝術村村長陳聖頌、還有張慧蘭等等。蔣耀賢結識了許多對鄉土和藝術有熱情的朋友，使他如踏入「點仔膠」一樣，每次想收腿，卻不由自主地被拉回去，「有時愈想離開，來自土地與伙伴的拉力就愈大﹐就這樣我在猶豫之間一路走來。」
從孩子做起　培養文化創意產業執行者
那天，從台北來的大學生，看到蔣耀賢的孩子，天真地坐在雨豆樹下問他，「爸爸，這棵樹叫什麼樹？」大學生眼淚流下來，因為在都市成長的記憶，沒有過這樣的機會。看著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小時候成長的糖廠中奔跑嬉戲，看生態、看藝術，「有些東西是金錢不能衡量，也是高薪無法取代，」蔣耀賢在孩子天真的笑容中，看到過去的自己。
「你們需不需要導覽解說，」十一、二歲的孩子們到處問參訪的客人。除了固定義工培訓，他們也開始和附近小學合作，訓練五、六年級的小學生，開始做文化資產的導覽工作，「只要看著他們，我就不信，我們沒有留下什麼？」蔣耀賢說。但橋仔頭留下最大的，應該是，「藉由民間，操作出一批文化創意產業的執行者。」
蔣耀賢表示，糖業年代，這裡十幾歲的女孩子，會到田裡幫忙種甘蔗；到了加工出口的年代，年輕女孩騎著機車，到楠仔加工出口區當女工；但是到了科技產業，她們沒有辦法進入勞動市場，就可能變成了檳榔西施。「所以，我們在創造這些人、這些就業機會和這些可能性，」蔣耀賢說。
日本、英國、德國，當世界各國大力保存工業遺址，轉化成博物館或是新的空間遺產時，台灣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剛剛成為文化政策的主流，橋仔頭文史協會卻已在南方，搭建起了地方文化的國際橋樑。他和許多個年輕人不眠不休的日夜一起工作。深夜時他經常獨自在辦公室打電腦，總有人會前來探望、有人送來宵夜，他發現自己每天在各式的夢想中打滾，「愈來愈多人來到糖廠或接觸文史協會，同時將他們的記憶與夢想投射在這塊土地，」蔣耀賢說。
「夢想是一場賭局，身為賭徒不是藝高膽大，而是一種反抗困頓的方法或尋找出路的手段……，『藝術』是在一片困頓中闖出一條生路，它發現了『可能』，從此有了新的道路和思惟。」在他心中這麼想著，也這麼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