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贏放一旁，「脫貧」更重要

二○○二年，大約七○％的中國城鎮家庭，年收入在二○○○到七五○○美元之間。印度所得超過七五○○美元的家庭，比例較高（印度為六．四％，中國是一．二％），但有七三．五％的家庭收入低於二○○○美元。也就是說，中國中產階級的比例較高，而印度有少數富裕的菁英階級。

印度基礎建設嚴重不足

因此，就市場而言，印度雖然在資訊科技實力堅強，但個人電腦的普及率卻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佛瑞斯特研究機構估計，到二○一○年為止，這個比率可望每年成長三七％。也就是說，印度會增加八千萬部電腦。但在同一個時期，中國卻可增加一億七千八百萬部。

中國強過印度的另一個地方，在基礎建設。中國有三萬公里長的高速公路，是印度的十倍。每千人擁有的有線及無線電話，中國是印度的六倍。雖然中國部份地區在去年夏天發生嚴重的電力短缺，但印度的電力供應更不可靠。印度有六一％的工廠自備發電機，中國只有二七％，而且中國電力成本比印度低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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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有些設施完善的地區，例如大型軟體開發公司建造的「園區」。但它們幾乎事事都得自己來，自建發電、通訊系統甚至公車網絡。一旦踏出園區，馬上就回到第三世界。就連資訊工業的心臟地區班加洛，都深受塞車、旅館壅塞、停電、機場不敷使用之苦。

中國杭州和班加洛，形成有趣的對比。兩地的人口大約都在六百五十萬人左右，而且都有豐富的大學資源。班加洛有全印度最好的氣候，杭州有如詩的湖景，二者均對科技公司相當有吸引力。但杭州的新機場在二○○○年開幕，而班加洛的機場延宕多年，仍在紙上作業。

那在人力素質及「軟體基礎建設」（如法律、各種機構及金融市場等）方面呢？印度人一定會認為他們優於中國。當然，在市場的最頂端，中國英文流暢的科技人才，可能沒有印度多。印度的基礎教育失敗，但卻有幾家世界一流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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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的丹．施南曼表示，上海的軟體工程師人數，也已達相當規模。他覺得，就勞工的品質及成本而言，中印幾乎不相上下。在這兩個國家，思科這樣的公司都只和比例極小的一群菁英接觸。不過班加洛的員工不斷地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流動率的問題比上海嚴重。

勞力密集產業方面，中國勞工的基礎教育優於印度。世界銀行研究顯示，中國勞工工資雖比印度貴二五％，但生產力高過印度五○％。

中印皆深受貪污之苦

這兩個國家的企業，都深受貪污腐敗之苦。依據監督團體國際透明組織的「貪腐印象指數」（Index of perceptions）調查，三以下即代表「貪污腐敗猖獗」。印度在過去十年一直維持在二．八，去年在一四六個國家當中（名次愈落後，代表貪污腐敗情形愈嚴重），排名第九十。中國一九九五年的指數，只有二．一六，但逐步爬升到三．四，排名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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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規劃詳盡的法律系統，也不見得優於中國。在某些領域，如智慧財產的保護，印度的確大幅領先中國。但美國普衡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勞吉．潘得認為，中國從「一張白紙」開始，不受過時律法之累，有機會建立更好的法規架構。

不過，一黨專政國家可能發生的司法腐敗，往往使得權利及合約的執行，困難重重。印度在這方面的表現也不佳，積壓案件高達二千六百萬件。合約可能寫得滴水不漏，但等待判決卻曠日費時。

「印度能否超越中國？」二○○三年七月，哈佛管理學院的塔朗．坎南及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在《外交政策》期刊上的發表結論是：中國的發展靠外資帶動，相較之下，印度更能永續發展。

黃亞生在同年出版的《出售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大量吸收外人直接投資，反映了中國企業部門的嚴重缺失，「經年累月下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反而減弱。」中國企業受到矚目，如果不是因為犯了重大錯誤，就是因為它的大手筆。例如聯想去年買下美國ＩＢＭ的個人電腦部門，雖展示了聯想的企圖心，但也顯露聯想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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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印度在某些產業扶植國內企業，培養了一些真正的創業家。它的Infosys、Wipro以及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都是國際級的企業。不過，坎南在《外交政策》的文章發表之後，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將印度企業的評等調低。他指出，在資訊科技工業之外，大多數印度企業仍無法擺脫家族企業的陋習及惡鬥。印度最大的私人企業、紡織及行動電話巨人Relianc集團，就因創辦人的兩個兒子公開爭吵，而四分五裂。對於中國企業，坎南的看法維持不變，仍是大多數「還談不上國際級。」

爭辯誰贏誰輸，很有意思，但有意義嗎？真正值得關切的議題應是：窮國如何擺脫貧窮。中國的研發支出已是全球第三大，仍無法造就偉大的企業。但在過去二十年內，中國人已比印度人富有了一倍。香港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企業，今天沒幾家達到國際級的水準，但他們已為美國長遠的永續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