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BusinessWeek》報導，日本目前有三百三十萬名二十五到三十四歲的年輕人從事非正式工作；十年前，這個數字只有一百五十萬人。企業為節省成本，也愈來愈傾向採用非正式人員。這個族群愈來愈龐大，為日本經濟埋下隱憂──他們工作不穩定、薪資較低，因此沒有太多錢可消費、儲蓄或投資，無法活絡國家的經濟。
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預估，這群到處打工而不做正職的「飛特族」，以及沒工作、沒上學、沒受訓的「尼特族」，由於對未來沒有妥善規劃，將使得日本在未來三十年增加六百七十億美元社會成本，包括退休養老與醫療福利。
抱持「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的「希望格差」現象，一點一滴往下渲染；勤奮努力追求成功的人格特質，逐漸從年輕世代淡出。《日經商業週刊》報導，根據日本青年研究所去年的數字，每五個日本小學生就有一人表示「不想為將來而努力」，高中生則有八成表示「將來想要過一種悠閒自在的生活」。「築夢」與「逐夢」？變得好遠。
神戶女學院大學教授內田樹的新書《下流志向》，今年在日本社會掀起討論熱潮。書中指出，一種「新品種日本人」已然出現。以往，日本人給人的印象，是「拚命讀書上東大，過勞工作求升遷」；如今，年輕世代卻出現「逃離學習、逃離工作」的心態，他們嘴上嚷嚷著要「做自己」，心裡卻茫茫然不知往哪裡去。這群不想用功念書、也不想勤奮工作的「逃世代」，人生志向開始向下流動，逐漸膨脹為龐大的新社會集團，成為日本人才的黑洞。
蓋瑞．貝克（Gary Becker，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勞工社會經濟學家）接受《東洋經濟週刊》專訪時表示，日本產生「格差社會」的上下分流現象，除了經濟面的因素之外，主要是因為「教育」；如今，要解決這個愈來愈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必須從教育著手。他表示，美國同樣也有「格差社會」的現象，受過高等教育與否，收入天差地遠，然而，卻沒有像日本年輕人「反正再怎麼努力，未來也沒有希望」的想法。他認為，美國也有教育方面的問題，一般中小學的程度低落，不過，美國大學生卻相當用功，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上大學的目的是什麼。然而，日本的教育是從小學、中學就處於高度競爭，灌輸孩子要考上好學校的觀念，反而忽略人格教育。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教育體系著手，尤其是從小學的教育方式開始改變。
「光的教育」夢奇地：芬蘭
為了追尋教育政策的他山之石，《日經商業週刊》特別前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評比全球學習力第一的芬蘭，探索芬蘭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
《日經商業週刊》報導，人口少、資源不足的芬蘭，「人才」是唯一可依賴的資產。因此，芬蘭不是採取只有通過考試的少數人才有資格接受更好教育洗禮的「菁英式教育」，而是採取由下而上、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的「Bottom-Up式教育」。事實上，基礎教育如果沒做好，無論高等教育賦予學生多麼傑出的師資與優渥的學習環境，都無法培養出正直的人才。
日本教育要孩子從小開始跟人比，藉著逼出人性中「打敗別人當贏家」的黑暗面，激發向上爬的競爭力。芬蘭卻相信人性「光」那一面的能量，小學不以考試排名，講求團體合作一起進步。這樣的做法是否無法激起學生之間競爭向上的心？芬蘭官員表示，人類生來就有競爭的本性，但在小學基礎教育的階段，這樣的競爭不應是跟他人比，而是鼓勵孩子跟自己比，每次都能比以前的自己更進步一點，而不是去比較輸或贏別的同學多少。否則，不擇手段讓孩子在人格養成階段就形成「事事跟別人比」的個性，這樣長大的孩子將成為迷失的人才，並非國家之福。
為了挽救「逃世代」年輕人，美國《新聞週刊》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第二個機會」（Second Chance）計劃，包括提供職訓等方式，激勵這些年輕人。日本政府甚至通過一項勞工法案，要求企業給付更高時薪給兼職人員。
企業界也參與行動。
《BusinessWeek》報導，豐田汽車將短期契約員工增加到一萬人，其中有九百四十三人去年獲聘為正式員工；豐田並計劃明年三月前再增加到一千兩百人。電信龍頭ＮＴＴ與服裝品牌Uniqlo的母公司Fast Retailing，也有類似計劃。
亞洲國家普遍存在從小就高度競爭的環境，全班第一名、考上好學校、擠進大公司，然後將同樣的壓力與期許，加在下一代身上。然而，在經濟與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下，日本年輕世代卻開始反動，從極端競爭的環境中宣布自願退場。
如今，引進西方教育理念是否能改變東方社會長久以來的思維？教育是否真是挽救「逃世代」的一帖良藥？此刻的日本，正處於經濟發展與人才黑洞化的嚴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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