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術最讓人感慨的，或許就是「領導學」已在不知不覺中由政治學院被轉移到了經營管理學院，而政治行為中相當重要的「談判學」也被轉到了經營管理學院和法學院。
這樣的轉變其實有跡可尋，在古典時代，領導乃是政治的核心，柏拉圖的《共和國》裡，甚至直稱領袖為「舵手」
一直到十九世紀，領導問題都還是政治學的重點。
但到了近代，政治學已把領袖視為「權威」的一種，「權威」很容易就會和「威權」劃上等號。這也造成了領袖不領導，而只是討好民意的現象。在「領導」與「民意」之間，時代的風向是在向後者傾斜。政治學當然愈來愈拒談領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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