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許多人來說，去年這波「大衰退」的影響程度，其實沒有那麼「大」。由於各國政府祭出了史上最大、最廣、最快的救經濟行動，使全球經濟在短短幾個月內，止跌回穩，在衰退中締造了「大穩定」。
但壞消息是，這種穩定非常脆弱，因為全球的需求仍然得靠政府支撐，而政府拚命撒錢，不但掩蓋了原來的老問題，也埋下了未來波動的新禍根。
未來一年，工業國與新興大國的對比將愈來愈明顯。工業國家的需求仍將低迷，美國人雖然高喊要去槓桿化，但是家庭債務佔所得的比重，還是比十年前高出了三成；英國、西班牙的情況更糟。所以，民間消費的疲軟，恐怕會拖更久。而在公共債務暴增下，富國政府將愈來愈難繼續舉債填補黑洞。
另方面，大型新興經濟面臨的問題正好相反：他們得因應資產泡沫，以及政府刻意維持寬鬆銀根所造成的各種經濟扭曲。中國就是一例，巨額的刺激計劃，造成了市場上流動性充斥，而中國政府不肯讓人民幣升值，將影響中國經濟的轉型（見二一三頁）。
全球經濟能不能從暫時的穩定，順利轉為持久的復甦，得看各國政府如何因應這些分歧的挑戰。其實也不是沒有解決辦法，例如，讓人民幣升值，可以讓中國經濟更快重新平衡。另外，推動中期的財政縮減計劃，則可降低工業國家長期利率上揚的風險。
然而，這些決策都面臨了取捨的兩難，例如，現在就緊縮財政，可能會扼殺工業國的復甦。這也是為什麼各國政府都為了「退場策略」大傷腦筋的原因。更糟的是，他們還有政治上的壓力。從英國最近開徵銀行紅利稅，便可看出，工業國家的財政政策逐漸被痛恨銀行家、反對紓困的民意牽著走。而高失業引發的政治效應，也會使貿易爭端的風險上升。
把所有因素都加起來，比較悲觀的人會看到一個動盪不斷的二○一○年：從政府債務危機（希臘會不會破產）到保護主義升高（美國會不會對中國的「不公平」幣值開徵關稅）。更別說還有債券殖利率突然暴增、減薪引發大罷工等，一堆其他問題也可能發生。儘管這些難題沒有一年前那麼可怕，卻也夠讓各國領袖無法在年底好好過節了。
（吳怡靜譯）
Including content from The Economist 譯自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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