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

「喬治葉由當時的大學生水準談到今日大學生的水準，言下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但他馬上接下去，今日水準尚好的原因，便是老班底未垮。」（一九五八年，葉公超對外交部年輕人員的評論）

「在戰亂中成長的父母，由於愛和補償心理，對子女們太不忍讓他們吃苦了。而不曾約束奢侈慣了的青少年，在不久以後就是我們的社會中堅分子，家庭主宰人物，他們會製造怎樣的風氣呢？這才是讓人擔心的。」（一九七九年）

「目前企業界常嘆一代不如一代，有人則形容台灣的青少年是『蟋蟀族』性善夜出好鬥、工作態度現實而缺乏定性。而企業界則盼望有高度合作習性的『蜜蜂族』員工投入。」（一九九一年）

是誰造成兩代衝突？

看來「年輕被罵，老時罵人」，似乎是每一個世代無法抗拒的誘惑（唯一的創意就是把蟋蟀與蜜蜂改成草莓和芭樂）。有趣的是，雖然每一代都有人覺得一代不如一代，但國民所得卻一直在增加，而大家的生活也愈來愈好，墮落說這個理論，看來並無法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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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兩代之間的緊張，是雙方對各自擁有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重要性改變的自然反應。想像一個人（或一整個世代的人）從二十歲開始學習當時最有生產力的技能（如使用毛筆寫八股文），三十年之後，他已經對這些技能非常熟悉，也因此在社會的資源分配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若這些技能的重要性未隨時間而改變，那對年輕人來說，在繼續努力學習此一技能的同時，也表現出敬老尊賢的樣子，以得到長輩關愛的眼神，應是一個最佳策略。此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真心的」支持社會的規範。

此即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貝克教授，所提出的爛小孩理論（Rotten Kids Theorem）。此理論指的是，再怎麼自私的孩子，只要有適當的財務動機（如可以分到遺產），也會努力表現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樣子。舉例來說，博恩罕（Douglas Bernheim）、書雷佛（Andrei Shleifer）以及桑莫斯（Larry Summers，前哈佛大學校長）的研究也發現，成年子女如預期可分到一筆不小的遺產，那麼他們探望養老院父母的機會就會增加，不過獨生子女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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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社會變遷與技術進步的速率愈來愈快時，上一世代所熟稔的技能，能持續的時間就會愈來愈短。當他們發現本身人力資本的折舊率開始變大時，由於學習新技能的效益明顯變小（新投資的回收期間顯然不長），因此試著告訴年輕人，自己年輕時學的東西與重視的價值有多重要，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而當年輕人也發現自己不只有「學會長輩早已熟練的招式」這條路可以走時，「爛小孩」的本性也就嶄露出來了。此時，老一輩的「你還早，再修練幾年」與年輕人「學習態度不佳，且覺得被打壓」的代間衝突戲碼上演的頻率也就增加了。

雖然代間衝突成因的背後有著一以貫之的經濟邏輯，不過仔細探討現在四五年級與七八年級間差異，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與以前不盡相同的地方：對四五年級來說，學校教育是累積人力資本的唯一場域，而「滾石不生苔」則是他們的座右銘。專心致志當個好學生，累積自己專業技能，是大多數人在職場成功的祕訣。這基本上與亞當斯密所謂分工促進經濟成長的概念是不謀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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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工到多工的世代

但是分工也有其限制：當各個領域之間分工已經到隔行如隔山的程度時，可以協助各個專業相互溝通的跨領域人才就變得非常寶貴了，這也就是為何管理會從傳統科層組織往扁平組織移動的原因：七八年級面臨的就是這樣的時代。

此時，能很快速地了解，但不須精通某種專業，並且能運用創意將各類專業巧妙地結合以創造出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並具備同時處理多樣任務的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了。而這些能力其實是四五年級生最弱的一環！

經濟學告訴我們，當誘因改變，七八年級當然就跟著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既然百分之百聽師長的話與專心學習一種技能的成本提高，那變得比較自我中心與讓自己多工，當然也是個合理的反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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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怕死，放怕飛」，這句台語諺語精準地傳達了長輩們與子女互動的困境。然而，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能力、興趣，也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在關心的同時，如果可以退一步站在他們的立場想想，用正面積極的語言取代負面而無建設性的情緒發洩，並且理解到自己的經驗折舊的速度或許比想像的要快得多，才能與年輕人做出真正有效的溝通。忠告的目的，應該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變得更好，而不是要告訴他們我們當年有多棒（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是嗎？（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同場加映：窮忙又低薪，長輩奪走年輕人的未來？

在台灣青年失業人口中，愈是來自中低階層家庭、愈需負擔家計的，其長期失業的比例愈高，上一代帶來的分配不正義問題，讓年輕人的未來更為黯淡。

隨著這兩年台北都會區的房價節節攀升，最近社會上不滿高房價的聲浪愈來愈大，甚至引發二十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重現江湖。

不過，主計處統計顯示，台灣自有住宅比例高達八成八，與一般歐美日先進國家的七成以下比較起來其實相當高，為什麼還有這麼強烈的不滿聲浪呢？這其實是一個世代現象。

八成八的自有住宅比例可能都集中在已為人父母的中高齡世代，但剛入社會準備成家立業的年輕人，卻有可能因為買不起房子而無法搬出父母自有住宅，這樣的感受在經濟蕭條失業率攀升時特別強烈。

全球化時代下的「蝸居」

其實，這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對岸中國大陸年輕人所面對的處境可能更險峻。

最近，入骨刻劃一對姊妹為在大上海生存買房而掙扎的社會寫實電視劇《蝸居》引起中國社會的熱烈迴響即為一例證。由於《蝸居》碰觸到今天中國最敏感的高房價、官員腐敗與包二奶等議題，雖讓市井小民感到很貼近生活，卻讓政府當局很緊張，一度禁播此劇。

這個中國大都會「八十後」年輕人普遍存在的「房奴」問題，竟也在香港、韓國、日本引起相當大的共鳴，紛紛開始討論起他們社會中的「蝸居」現象。

這些東亞國家的年輕人所面對到的相同處境是，全球化的今天，他們都必須寄生在東京、首爾、台北、上海、香港這類全球城市（global city），才有經濟上與文化上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在大城市，就業競爭激烈、工作機會少、工資低而消費高，生活很辛苦。

新世代的經濟處境

這種一代比一代辛苦的現象也很容易在我們的生活中觀察到。

小孩學校與課後才藝班經常可以看到專業熱情的年輕老師，他們專業知識豐富、教學活潑生動，當你正為自己的小孩遇到這樣的好老師感到欣慰時，赫然發現對方是多年找不到專職工作的流浪教師，不得不為社會辜負人才感到唏噓。

大學新聘教師的門檻愈來愈高是全世界都在發生的現象；很多記者朋友都說現在新進記者的起薪是二十年前的六成；在台北著名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的朋友告訴我，十五年前他進這家事務所時，一位資深律師就感慨他的起薪怎麼跟他自己更早十五年一樣，但這位朋友說現在新進的律師可能也不會高於他自己十五年前的薪水。

換句話說，三十年過去了，這個律師事務所的起薪沒有提高。供過於求當然是最大因素，但比起更多靠接案子「打零工」的新科律師，這些找到名事務所工作的律師已經是最幸運的了。

從階級衝突到世代衝突

工作機會的減少似乎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自一九七○年代已經在歐美先進國家發生的現象，近年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腳步來到了東亞。

隨著經濟發展，當東亞國家的產業不斷往資本密集產業移動，剩餘勞動力也因而不斷向服務業移轉時，先進國家長期存在的年輕人失業問題正出口東亞。

在青年失業率已是整體四倍的英國，最近一位保守派國會議員大衛維勒茲（David Willetts）出書指出，英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從階級衝突演變為世代衝突。這本《困頓：嬰兒潮世代如何奪走了下一代的未來，以及為什麼他們應該償還》出版後在英國得到左右派媒體的一致好評並引起廣泛討論。

書中指出，英國有半數人口在四十歲以下，但他們卻僅擁有英國全體國民金融資產及住房的一成五。在九五年到○五年的十年間，二十四歲到三十四歲年齡層的英國人平均財富不斷下降，但在五十五歲到六十四歲年齡層的平均財富卻成長三倍。

根據維勒茲的分析，英國嬰兒潮世代在過去十年普遍利用他們擁有的房產來貸款消費、度假與置產，是英國金融泡沫化的主要原因，現在泡沫破滅，英國政府因拯救銀行與增加社會安全與福利支出所大幅增加的政府赤字更加重了下一代的負擔，惡化世代間的分配不正義問題，讓年輕世代未來更黯淡。英國朝野政黨應該共同正視這個問題，重新思考政府支出分配的方向，許下一代一個未來。

當然，台灣的問題沒有像英國這麼怵目驚心，但已經有學者研究發現，在台灣的青年失業人口中，愈是來自中低階層家庭、愈是需要負擔家計的，其長期失業的比例愈高，這些人不是不想工作，但就是找不到工作。換句話說，「啃老」其實不是一般社會印象中年輕人好逸惡勞的個人選擇，而是一個被迫的困境，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同樣地，年輕人抱怨房價太高可能不是因為好高騖遠，政府不能以到郊區廣設平價住宅來解決；不願意生小孩也不是因為逃避責任，政府也不能用百萬獎金徵選口號來鼓勵。如果這些看似個人的選擇其實反應了年輕世代普遍面對的低薪資、高失業的結構困境的話，政府應該要思考如何給年輕人好工作，而不是好房子或生育獎勵，這需要更通盤的政策來提升年輕人的競爭力與改善創業機會。要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國家才有未來。（作者為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