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哪一個政府的生育政策是有效的？

對老化指數居冠的日本來說，日本岡山縣的奈義町是個異數。在連續9年的時間，奈義町的出生率是日本平均的兩倍。

除了嬰兒補貼、養小孩津貼之外，在奈義町把小孩送進育兒中心的花費，也是日本平均花費的一半。

不難找到比奈義町更慷慨的育兒政策，像南韓編列支持家庭育兒的預算高達台幣3.8兆，但生育率還是在全球末段班。有免費的托幼、住房福利或補助試管嬰兒，公家單位職員甚至可以請假回家「做人」。

在首爾從事行銷工作的金智藝說，她確實有領政府的育兒補助金，但她認為，「政府的政策中，都沒有真正解決東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也就是不利於家庭生活的職場文化」。

首爾大學助理教授金惠媛（Erin Hye Won Kim，音譯）說，「南韓訂立了法定工時，也有產假和陪產假。但使用率卻很低，尤其是陪產假，一切都是執行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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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工作更彈性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工作文化與家庭生活難以權衡。

各國政府或許可以考慮讓兼職工作更普及。根據英國廣播公司觀察，兼職工作選項愈多的國家，生育率往往較高。但這也蘊含另一個問題，從事兼職工作的往往是女性居多。

事實上，提升女性職場參與和拉高生育率並不互斥。瑞典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斯德哥爾摩大學人口研究主任安德森（Gunnar Andersson）教授說，瑞典的政府和企業有一個共識，「不管是男是女，到了人生的某個階段，他們就是會有小小孩，有時候就是必須早點回家」。

研究也顯示，有許多方式可以維持工作的彈性，卻不真的讓工時短少。

2017年一份有趣的研究發現，加強德國的寬頻普及度，竟然跟高學歷女性的生育率呈現正相關。當居家工作的女性發現自己有辦法可以挪出更多時間陪小孩，她們會更願意生下一胎。

同一份研究也顯示，讓上網速度變快，則不一定會讓男性與教育程度較低女性更願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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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速度變快、數位轉型做得好，短時間提升了德國與芬蘭生育率。Shutterstock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芬蘭。為芬蘭政府提供生育政策建議的羅基奇教授說，芬蘭的生育率原本跟全球趨勢一樣，漸漸向下探，卻在2020年往上勾。

羅基奇分析，這跟芬蘭在疫情期間無痛又極其順暢地將學校教育轉為線上課程有關。

芬蘭無痛地將學校的實體課程，轉換成線上教育，讓芬蘭媽媽大鬆一口氣，居家上班也能兼顧孩子的教育。羅基奇說，但這樣的美好故事可沒有在整個歐洲體現。換句話說，在一個國家有用的政策，換了場景卻帶來痛苦。

羅基奇解釋，「以英國為例，婦女們對小孩在家上課痛苦不堪，種種的線下與線上切換的陣痛，再加上丈夫的不給力，都讓英國媽媽們忿忿不平」。

• 讓男性負責更多家事

每一個國家的調查幾乎都訴說著相同的故事，女性擁有更少的自由時間，因為她們負擔著較多家裡的那些「不支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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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大學金惠媛發現，當男性願意負擔起家中更多的家務，生育率便會提升。她研究了許多育有一個小孩的家庭，然後發現那些男主人每週多做一小時家務的家庭，更可能會生育下第二個孩子。

2000年代，瑞典的生育率曾有一段時間的持續成長，除了歸功於育兒補貼之外，父母雙方都可以獲得長時間的產假或育嬰假。安德森教授說，父母雙方都真正親身、深度的參與育兒這件事，而不是做些微不足道的表面功夫。

羅基奇解讀，「我想這是社會和政治層面一起發出的訊號，告訴新手爸媽：我們大家會幫助你，你不是一個人，你做得到」。

不過，在過去十年，洋溢著快樂且熱愛家庭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生育率，也節節下滑。牛津人口老齡化研究所所長利森（George Leeson）則認為，不一定要把這視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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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西歐地區的生育率早在1970年代就低於世代更替水準。一般已開發國家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0（每兩個人生育兩個小孩），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準，不致讓人口總數隨著世代更替而下降。

但利森說，「但事實上，人口還是持續經由移民更替與流動補充」。

政府的催生政策或許不一定提高了生育率，但卻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金惠媛發現，當南韓制定出法定工時後，許多男性挪出更多時間回家看看自己年邁的長輩。

羅基奇說，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幫助人民依照自己的意願生養孩子，不論他們想生或不想生，或是想要生養幾個下一代。

「政府的政策會影響孩子的幸福，還有養兒育女大人們的幸福。但最、最、最重要的，是讓已經被生出來的大孩子、小孩子都活出更好的人生」。

(資料來源:BBC, Reuters, World Bank Open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