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退基金要買大盤還是飆股？瑞典讓人民自選投資組合，16年後有賺嗎？

因為採強制參與，自動加入制或累進制在這裡都不相關。我們的重點會放在選擇設計的其他特色，亦即計畫提供的選項數量，以及預設基金的設計與處置。這套計畫已實施二十年，因此也可以檢視參與者行為的長期變化。我們尤其要探討一個通常很難回答的問題：「推力可以維持多久？」至少在這個例子中，有些推力有點像鑽石──一生永流傳。

如果要用一個簡單的詞代表瑞典計畫的設計，那就是「選擇權至上」。事實上，這套制度正是「選項極大化」的最佳例子，即主張應盡可能提供最多的選項，然後讓民眾自行決定；我們看到政策的設計者幾乎在每個階段都採取自由放任的方式。

該計畫具有下列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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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可以決定自己的投資組合，從核可名單中選擇最多五種基金。
• 對於沒有主動選擇的人（不論原因為何），該計畫（審慎）選定一種基金作為預設選項。
• 政府（透過大量廣告）鼓勵參與者自己選擇投資組合，而不是仰賴預設選項。
• 任何基金只要符合特定的誠信標準，就可列為選項。因此，參與者的選擇取決於市場上有哪些基金──一開始，總數多達456種！
• 關於基金的費用、過去的績效、風險等資料，都以手冊形式提供給所有參與者。
• 除了預設基金外，所有納入的基金都可以打廣告，以吸收資金。

你可能會問自己，這真的發生在瑞典嗎？這套計畫會讓米爾頓．傅利曼很開心，在他看來，自由進入市場、競爭不受限制、眾多選擇──三者結合起來，真是太棒了。但見多識廣的選擇設計師或許會擔憂，給一般人這麼多選擇，可能反而會製造問題。下文將看到，這樣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

預設基金

前面提到瑞典計畫會指定一種預設基金：AP7（等一下會介紹其組成），此基金的建立還牽涉到其他的選擇設計。具體來說，政府應該賦予它什麼地位？是鼓勵民眾選擇它，或希望民眾不要選擇它，還是怎麼樣？此計畫的設計者可以提供很多選項，下面列舉其中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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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者沒有選擇：唯一的選擇就是預設基金。

二、提供預設基金，但希望民眾不要選擇。

三、提供預設基金，且鼓勵民眾選擇。

四、提供預設基金，但沒有鼓勵民眾選擇，也沒有希望民眾不要選擇。

五、強制選擇。不提供預設基金，參與者必須主動選擇，否則等於棄權。

上述何者是較佳的選擇設計？那要看設計者是否相信民眾有能力與意願自行選擇較合適的投資組合。第一種根本稱不上是推力，設計者既沒有提供任何選擇，顯然直接違背這套計畫的根本精神，因此我們相信這個選項不會被認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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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極端的做法是設計者完全不提供預設基金，迫使每個人須自行選擇投資組合──即第五種，強制選擇。如果設計者深信民眾能夠妥善為自己決定投資組合，當然可以考慮這項做法。在某些領域，採取強制選擇政策或許有其優點，但我們在此認為，瑞典政府不堅持強制選擇是對的。即使政府非常盡職地告知了所有參與者，總不免會有漏網之魚（可能的原因包括出國、生病、忙於其他事情、失聯，或單純只是狀況外）。假如這些人因此無法享受應有的福利，當然太過嚴苛；從政治或道義的角度來看，可能也讓人覺得無法接受。更何況要在四百多種基金裡做出選擇並不容易；一個政府為何要強制民眾做這種選擇？有些人一定寧可信賴專家的判斷（亦即預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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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來，就只剩下中間三種做法了。如果要提供預設基金和其他選項，那麼應該鼓勵民眾選擇它，或希望民眾不要選擇它？從強烈阻止到強烈鼓勵之間顯然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最理想的做法是什麼呢？第四種顯然有其優點：只是指定一種預設基金，但不鼓勵、也不阻止民眾選擇。然而，若以為這麼做就能完全解決問題，恐怕是一廂情願。何謂中立？如果我們告知民眾，這項計畫由專家設計、費用低廉（實際的預設基金確實有這些特點），這算不算鼓勵？我們無意吹毛求疵，只是要指出一點：設計者總得選擇以某種方式敘述預設基金，這個決定便會影響該基金的市占率。

要分析這幾種選項的優劣，我們必須知道預設基金的設計者與管理者的能力、不選預設基金的民眾有多少判斷力，以及其個別差異有多大。假如設計者很優秀、預設基金適合多數人，或者民眾很容易選錯，那麼鼓勵大家選擇預設基金也許有道理。但如果預設基金的設計者並不是真的很專業、民眾的判斷力很足夠，且每個人的情況差異相當大，那麼寧可盡量保持中立比較好。這些決定是好的選擇設計師必須深思熟慮的。

無論如何，瑞典政府採取的是第二種做法，即透過大量廣告積極鼓勵民眾自己選擇投資組合，效果堪比發起一場推力拉鋸戰。一方面，我們知道選定一種基金作為預設選項，通常能發揮很強大的推力。上一章討論過美國401(k)計畫的絕大多數參與者都是投資預設基金；但另一方面，瑞典政府與基金公司卻是朝相反方向輕推：你自己選擇！結果哪一種推力勝出呢？

勝利者是……廣告！政府的宣傳加上基金公司的廣告，促成三分之二的參與者決定自己選擇投資組合，我們將這些人稱為自選者（Active Chooser）。投入較多金錢的人較可能自選；若金錢因素不變，則女性與年輕人較可能自選。（關於女性較可能自選這一點，我們的解讀是：女性比較不會弄丟登記表格，也比較會記得寄出去。我們得承認這個論點並沒有證據支撐，也許我們做事都遠不如另一半有條理，也因此受到這個事實過度影響──即前述的可得性偏見。）

另外三分之一的人選擇預設基金，我們稱之為委託者（Delegator），因為他們將投資組合的管理交由別人處理。委託者讓預設基金成為所有基金中市占率最大的。

推力的效果能維持多久？

推力的效果能長久維持嗎？一種可能是，人們因為維持現狀的偏見、懶惰、拖延等理由，一開始表現出預設的行為，但在一段時間後便認真研究情勢，明智地改變原來的行為。在這樣的世界，選擇設計只有短暫的效果。但如果推力的效果很持久，那麼選擇設計就很重要，可以持續發揮數十年的影響。瑞典經驗提供了解這個問題的難得機會，因為我們可以從制度推出後一直追蹤到2016年底。

此退休制度在大張旗鼓推出後，就不再那麼受到注意了。政府和個別基金都大幅減少廣告，因為多數民眾已加入。計畫於2000年剛推出時，第一批加入者（包含當時在職者）總計四百四十萬人，後續新加入者多數都是剛開始賺錢的年輕人和新移民。舉例來說，2016年的那批只有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人，對基金經理人來說，打廣告不符經濟效益。

少了政府與民間的廣告，大眾逐漸不再關心，預設選項便發揮了較典型的效果。到了2003年，新制推出不過三年，不到一成的新參與者（9.4%）決定自選，2010年減少到只有3%，近幾年更低於1%。

不僅如此，參與者似乎採取「設定後就忘記它」的心態。他們在剛被要求做選擇時做了一項決定，然後多數人就不再管它。這可以從一點看出來：個別投資組合的選擇，會依加入制度的時間而不同。我們不妨看看兩個假設性的人物如何存退休金，以說明我們研究這個議題的方法。

瑪德琳和培耶皆是生於1982年一月一日，在瑞典附加年金計畫推出時都是十八歲。當時兩人都在讀大學，瑪德琳開學時就開始打工，因此有資格加入退休計畫，培耶直到2002年才開始工作。兩人都看到制度推出時的廣告，但當時只有瑪德琳受到此推力影響，開始思考如何選擇，培耶想都沒想。要評量民眾如何因為廣告對自己的意義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響，可以比較瑪德琳和培耶這兩種情況的人，亦即2000年加入的年輕人與其後兩年加入的年輕人的選擇。

統計分析顯示，控制其他可觀察的特性之後，2000年加入者比計畫推出後兩年（2001和2002）加入者選擇自選的機率高出六倍。由此可見，廣告主要影響的對象是當時處於「做決定」心態的人。

值得探討的另一個問題是長期的變化。人們是一開始選好後就不變了嗎？或是在一段時間後，因為比較了解情況而重新思考？有一個考量的角度是探討有多少比例的人改變心意，從委託者變成自選者（或反過來）。我們可以研究2000年加入計畫的四百四十萬瑞典人，從開辦以來追蹤到2016年。

結果顯示只有四分之一多一點（27.4%）的委託者改變心意，決定自選。其中大多數發生在初次選擇之後十年內。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變得主動？這意味著獨立決定自己管理投資組合的人最多就是27%，其餘的人只是維持預設（至少在我們觀察的16年裡）。

有一點可能較讓人意外，鼓勵人們自選的廣告甚至能發揮更持久的影響。第一波自選的人只有極少數（2.9%）改為委託。一日自選，終生自選！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自選和委託之間的轉換並不常見，多數人選擇其中之一後，便一直維持下去。此外，所謂的自選其實並不是很主動。還記得嗎？我們會稱他們為自選者，是基於（在強力廣告的影響下）自己挑選基金的一次性決定，這大概就是他們唯一的「主動作為」了。以這群人來說，十六年間交易次數的中位數是一，這與我們在美國401（k）計畫中觀察到的主動程度差不多。

我們可以推斷，當人們處於自動駕駛狀態時，推力能維持最久的效果，這時候預設規則可能就很有黏性。在外太空，被推動的東西會一直朝同方向運動，直到再次被推動；瑞典的退休計畫參與者似乎很像這樣的東西。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推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終極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