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新冠疫情,讓快速運轉的台灣頓時停了下來,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的行事曆上,五月原要為非政府組織(NGO)上一門不一樣的課——NGO國會聯絡人培訓課程。
「要讓他們了解立法程序,才有能力在政治運作的過程中把關,」張宏林說,行政部門、國營企業都設置國會聯絡人,企業也熱衷遊說,他受邀到社區大學演講時特別提醒,「你們知道政府一年補貼社大多少預算?一定要守好,免得被(立委)刪掉了。」
曾經參選議員、滿懷社會改革理想,從投入環境運動到公民參政,張宏林一路跟隨台灣的民主進程成長。在公督盟努力12年後,過去被稱為「黑箱」的立法院終於打開大門,不僅從委員會到黨團協商都即時影像轉播,逐字稿也上網公開。
透明開放,才有信任
「現在我們更進一步要透過評鑑,要求立委開放資料並自我揭露利益衝突,民代有責任交代自己的政治足跡,」他說。
透明,是最好的殺菌劑。唯有透明,才能讓民眾對制度保持信心、確保政府當責,帶來更好的政府治理,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社會維持和諧與幸福的重要基礎。
台灣從威權走向解嚴至今不過35年,雖然幾經波折動盪,但民主化的進程快速而穩定,開放與自由幾乎成為外界對台灣的共同印象,從「天下幸福生活指數」中的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台灣名列第15名即可證明,相較OECD國家排名在前段班。

除了公民參與政治直接相關的「投票率」,在「利害關係人參與立法程度」,也就是政府在制定法規時是否諮商相關人、對相關人意見的回覆等,兩個指標表現經跨國比較同樣都是第15名。

「這幾年是人民嘗試使用權力的高峰年,」張宏林細數,隨著門檻降低,人民手中握有的權力從過去只有「選舉權」,擴增到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公投),也提高對政府和國會透明的期待,「某種程度,是公民開始嘗試,要參與和執行被賦予的權力。」
太陽花後,民眾更勇於發聲
回頭看台灣的發展軌跡,太陽花學運或許是關鍵轉折點。
公民社會是立基在參與式政治文化,「台灣在民主化後慢慢長出來,但多是菁英圈的概念,」政治評論者吳崑玉觀察,在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後,「不管認為對或錯,大家拚命談『公民社會』,對自己在意的議題更勇於表達意見。」
國際媒體BBC中文版在太陽花運動發生後兩年,回顧時以「邁向新公民崛起社會」以及「促發公民意識」來標誌對台灣社會的影響。然而,這把火也促使政府加速開放的腳步,點燃日後人民從「代議政治」急切走向「直接參與」的火種。
例如,太陽花運動後成立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用意在於讓民眾可以真正參與公共事務,建立政府和民眾的互信基礎。
「一旦建立,施政效能會提升,也避免施政錯誤所要耗費的成本,」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說,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提案,只要獲得5000人附議,政府即須嚴肅看待,協調相關部會具體回應。
「在太陽花結束後,政府依約召開經貿國是會議,」高仙桂回憶,會議總結報告中,結論之一是希望政府建立一個常態性的公民線上討論平台,於是有了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產生,「提案後的部會協作過程中,會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找來,以確保政府的施政,從國家整體利益的觀點來說是最好的。」

不僅中央部會開啟機會之窗,地方政府也陸續跟進。台北市在2019年中斷延續22年的傳統——在元宵節發放小提燈,即是因為網友「圓臉貓」在i-Voting平台提案,以小提燈浪費又不環保為由,提議不再免費送。
上網推動改變、發起罷免
當時市長柯文哲還曾公開說,「這不用投就知道不會過,因為台北市民還是比較喜歡拿小提燈。」未料,圓臉貓的提案不但一個月內超越3000人附議門檻,最後投票有1萬1500人同意,遠超過投不同意人數。
不論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或i-Voting,都是讓人民越過代議制,直接參與公共政策的管道之一。
此外,罷免權的行使,讓人民一票又一票選出來的政府首長和代議士戒慎恐懼;和創制、複決精神相符的公投,更對執政黨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但也因多元議題往往被簡化為「二選一」,「理性討論和審議對話的空間被極度壓縮,付出社會成本非常大,」太陽花學運代表人物、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感觸良多。
制度流於形式,滿意度低
然而,今日的台灣雖然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多元,多數人民卻似乎感到疏離。當《天下》以民調詢問對11個領域滿意程度,其中「人民參與機會」卻以平均數6.04分,屈居最末位,尤其是50歲以上民眾的滿意程度最低。
整體來說,「台灣大多數制度基本形式已具備,國際要求相關規範也慢慢出來,如公聽會、聽證會、環評等等,」立委張其祿在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任教時,接受主計總處委託進行法規制定諮商指數調查,到2020年進入國會實際觀察,「關鍵在落實深度上是否完整,人民實質感受上,效益到底有多強?」
「實質民主是真的產生影響力,政府會依照多數民眾的意見做出正確決定,」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敦源曾經做過一份研究,發現若民眾在意一件事情並採取行動參與,最後發現無法影響政策,反而愈感挫折。
人民對政府開放透明的期待,絕對不僅是「形式」。目前國內法規諮商規範多依據「行政程序法」,張其祿認為諮商流於形式,和公部門在設計、規劃文化上沒有調整思維有關,形成跟著程序跑的「尾巴搖狗」效應。
建立法規政策影響評估
OECD和歐盟國家的做法是「法規政策影響評估」(RIA),包括法律和法規命令等影響人民權益重大者,以及各部會推動重大政策方案,均應進行衝擊影響評估,好處是法規透明公開、可預測性高、對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諮商,但台灣至今沒有專法,而是散見各部會。
畢竟,制定法律最重要的仍是用在人民,人民反饋才是讓法規完善的精髓,同時要精算法規的成本、代價和效益等等。張其祿強調,法規政策影響評估機制若能進行綱要性立法,從重大法律、多數人民受影響或是重大投資案,都走法規影響評估程序,「才是進入好的立法程序,而不會淪於國會比力氣、比拳頭。」
但政黨即使有再大的拳頭,最終仍比不過人民的力量。檢視近年的社會運動,從太陽花學運到年金改革、勞基法修法引發人民走上街頭,莫不是對政府制訂法規或是修法的反撲,最終是用手中的選票發聲,有時甚至能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
「參與式政治文化形成,不一定比較好,社會可能是『之』字前進,有時前進、有時後退,」吳崑玉觀察,總體來說會不斷自我修正,從很多挫敗中累積經驗,避免再犯。
這也是為何即使一路顛簸,我們仍要朝著「民主」道路前進。(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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