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把自己丟向國際 — 走出舒適圈

「你們是否只想在先進國家找份安穩的工作，追求自己的理想？或是會響應你們的家人、朋友和同胞的呼籲，協助領導新加坡走出逆境，建立更美好的未來？」——李光耀二〇〇三年大學演講
新加坡的春天，溫暖、潮濕。五月份的購物季與國際美食展即將展開，大批觀光客開始湧入，市中心烏節路上的飯店訂不到一間房。
與亞洲許多國家相較，乾淨整潔，國民所得超過兩萬五千美元，生活品質世界第四的新加坡，一直是個過於舒服的地方。
但現在，這個花園城市開始不安。
無論是剛成年，出自培養未來領袖的萊佛士高校菁英，或二十歲出頭，即將進入業界的大學生，幾乎異口同聲常講同一句話，「out of comfort zone(走出舒適圏)。」
他們說，生命太短暫，未來變化太快，新加坡生活條件太好、太舒服，應該要離開舒適的地方，把自己丟向國際挑戰。

年輕人勇於做大夢

以往被譏為念書機器，「怕輸」的新加坡大學生，已開始努力有新的面貌。
他們心中有大夢，想辦法把自己往外推，丟上國際，敢承擔風險。而且很早就開始。
創業風潮正在年輕世代發酵。很多人的夢想，是創造屬於新加坡的全球品牌。
「韓國有三星，日本有新力，中國甚至有海爾，但新加坡卻沒有代表自己的品牌，」二十八歲的南大學生沈利生熱切地說。
他希望打造出新加坡的軟體品牌，在國際市場爭一口氣。沈利生已經出社會，去年決定辭掉工作，回南洋理工大學的科技創業中心一賭理想。
二〇〇一年南大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合作成立的科技創業中心，被視為新加坡的創新搖籃。學生在國內進行四個月的基礎課程，再到美國創業發源地矽谷、史丹佛大學六週，與企業家、創業家、律師、創投公司等人物面對面互動，提出自己的創業規劃接受輔導。
走進簇新的創業中心，從挑高十幾層樓的一樓大廳往上望，上百間獨立研發室內透出白色燈光。創業中心主任陳丁琦說，有很多燈連晚上也不會熄。
大二商學院的學生趙珮如，已經是一家網路公司的行銷經理。她白天上課，用空檔拜訪客戶談合約，時間滿檔，幾乎沒有時間休息。趙珮如是南大學生會副主席，「找工作與高薪對我根本不是問題，」她聳聳肩。「但那不是我要的。我要創造新品牌，讓它成為新加坡的代表，」她很篤定。
對成功的看法也很務實。南大大傳系學生王思瑩今年畢業，已有自己的品牌「Sassy G」。她隨身的化妝包、筆袋都是自己設計。
畢業後有更多時間經營品牌，但她要先進企業工作歷練。「我的工作經驗不夠，」她坦白地說，「這樣說服不了人，一定要先磨練。」

從政府開始改變

帶頭鼓吹轉變的，是新加坡政府。
今年是新加坡高教的重要變革年。政府四月份宣布，自二〇〇六年起，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將仿照二〇〇一年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實施大學企業化(entrepreneurship)。
大學自訂組織章程，所有權從政府轉向學校，大學將有更多自主權，決定自己的教學、任用與管理，也要負起更多責任。
新加坡管理大學是企業化(政府出資、民間經營)的第一個試金石。它與華頓商學院合作，引進美式小班教學，取消傳統三、五百人的大堂課，改為三十～六十人。是新加坡第一個以大學生為主的商管教育學校。
因為辦學績效良好，報名人數從去年五千人激增到今年八千人，促成政府進行全面大學教改的決心。
大學企業化，意味著政府減少干預，容許以更多元的教學方式，引爆創意與創新。
它更代表打贏全球競爭的企圖。新加坡近年面臨人才轉型的壓力，鼓勵創新、創意出頭，盼望年輕世代走出國際，帶動社會與產業。
媒體上有關年輕創業家與企業家的報導愈來愈多。晚上八、九點以後的電視帶狀節目，有許多都是創業成功的故事。不像台灣，多為聊天、八卦節目或偶像劇。
另一方面，政府世持續在高教上加碼投資。教育經費佔GDP比率從二〇〇〇年的三．三％，上升到二〇〇三年的四．三％。每位學生分配到的教育經費更高達三萬新幣，約六十萬新台幣，而台灣僅有十四萬元。

踏上國際第一線

學校與學生也逼自己跨上國際。新加坡不滿足於接軌國際，而是要求與國際同步。
國立新加坡大學、南大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遠瑞線上課程，就把世界名校的教學零時差搬進教室。
－個週三早上八點，十五名學生坐在國大工程學院視聽教室，與美國MIT教授現場連線，做期末口頭報告。
報告的學生從校內網路叫出檔案，投在螢幕上，教室前後有三個液晶面板，MIT教授與學生臉孔同時出現在螢幕視窗。外國教授邊聽邊看學生的報告，現場提問，在場學生要發言按一個按鈕，教室頭頂的攝影機就自動對焦，納學生入鏡。學生已很習慣與國際級教授對話，上台報告的學生穿著T恤，雙手插口袋，十五分鐘的英文報告沒有吃螺絲。
一直標榜國際化的新加坡，招攬國際學生的速度有增無減。今年國大大學部的國際學生比率從歷年的二五％，再破新高到三〇％，硏究生的外國學生比率更高達六成。
相較之下，日本東京大學的比例是一〇％，台灣大學不到一％。
「國際化」已內化於無形。新大會計系學生林可芯，一天平均與六、七個不同國家的人上課、開會、做報告，英語、華語與馬來語交替使用，早就習慣成自然。
AIESEC新加坡分會總會長、國大工程系學生Cheryl Wong，二十二歲已有多次辦國際會議的經驗。她的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學費跟政府貸款，但已決定畢業後要去歐洲歷練。
「沒錯，你可以不動，可以舒舒服服。但別人在動，你不動就是輸。我要對自己負責，跟自己比，」她握緊拳頭，眼神非常嚴肅。

夢想爲了國家

這種危機感也延燒到高中生。
從新加坡首屈一指的萊佛士初級學院畢業的吳礎衡，拿到政府獎學金，九月要到英國念大學。
他將來可以在政府部門平步青雲，但他最想到開發中國家規劃教育，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企圖。「我們在萊佛士享受全國最好的教育與環境，應該要比別人承擔更多責任，」他說。
無論打世界品牌、念書、或出國工作，他們心裡都惦念著新加坡。
在他們眼中，走出國門不是腦力外流，而是替新加坡打天下，「我們要走出去，替新加坡把工作機會帶回來(bring jobs back to Singapore)，」沈利生說。跟很多國家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對未來也不確定，但不會不安。「我們有語言優勢，習慣跨文化相處，會是最好的coordinator (協調者)，」林可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在她眼中，新加坡是白色的，「所有人都能靠自己能力，畫出不同的色彩。」
新加坡的年輕菁英們，正一步步追尋自己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