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金改重啟　金融業再陷迷航 — 賠了面子、輸了裡子

場景一：

　中午時分，台北素有「銀行街」之稱的民生東路三段。
　餐廳裡，任職於第一銀行的經理看到同業走近，壓低了聲音說，「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們賣掉？我的業績明明比民營的（金控）都好。我實在不服氣。」
　具有百年歷史的第一銀行，在二○○六年《天下雜誌》一千大調查中，股東權益報酬率達一成，名列金控業第一。但現在只要是公營銀行，「就被扣一頂沒有競爭力的帽子，就要一家家賣給財團，」這位在第一銀行工作十幾年的經理表示，前景不明，大家工作士氣很低落。場景二：

　新光金控剛公布今年上半年的自結盈餘，稅後純益達九十一億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五○％。但是新光金控總經理鄭弘志坐在新光摩天大樓四十二樓的辦公室裡，卻露出無奈。
　「老實講，這幾年來，我感覺不到這張金控執照真的帶來過什麼好處，」鄭弘志苦笑說，外界很多聲音說金改是圖利財團，但是他們面對的狀況是關係人增加、動輒修法，無所適從。最近三讀通過保險公司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董監事，「我拿保戶的錢投資一家企業，卻不能替保戶監督公司運作，實在沒有道理，」鄭弘志不解地說。場景三：

　台東縣大武鄉，台東企銀的長期客戶詹太太慌張地走出分行大門。
　「怎麼辦？」詹太太手上緊緊握著存摺，「聽說賣掉以後，荷蘭銀行會把這邊的分行收起來，移到台北。」
　為了增加體質不佳的信合社等地方金融機構的「賣相」，政府讓接手的外資可以把地方分行遷走。「我以後要繳稅、辦貸款，是不是得坐車到高雄去才行？」詹太太的苦惱，不知道該問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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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二○○四年啟動的二次金改，三年把銀行家數從五十二家整併到三十八家，但是企業、人民、甚至到政府，沒有一個是贏家。
　「政府無能，金融無用，人民無奈，」一位長期觀察台灣金融業的創業者不客氣地直言批判，「負責金融改革的人，沒有在思考全國人民的未來。」倉促之中，再次啟動

　誰能夠一日沒有金流？但是金融愈改革，問題似乎愈多。甚至有業者認為「台灣的金融業快玩完了」。
　更令人憂心的是，原本已經踩了煞車的二次金改，在執政者的一句話下，不再減速、修正，再度啟動。
　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新舊閣揆交接不到十天。陳水扁總統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的金融經濟會計研討會上致詞，「二次金改當初所設定的目標，絕對是正確的，也有必要堅持下去。」
　總統忽然宣示「重啟二次金改」，不只業者、民眾傻眼，連財政部、主管金融的金管會主委在第一時間都不知情。一般認為，就是要在剩下不多的任期時間內，完成二次金改的四大目標。
　金改的「四大目標」包含公股銀行減半；至少一家外銀併購本國銀行或者台灣銀行赴海外上市；前三家銀行至少有一○％市佔率；以及金控年底前減半。目前只剩下金控減半一項目標尚未完成。
　總統一重啟金改，朝減少家數的購併動作立刻出現。
　七月初，台灣銀行與中央信託局進行合併，形成全台灣最大的金融機構。此外，中信金、荷銀分別標下花企和東企。私募基金加碼中小銀的行動作頻頻。最近甚至傳出匯豐集團亦將併購國內銀行，目前已進入緘默期。壞了體質，也賠了面子

　但是，併購減少家數、擴張規模，金融業的競爭力就提升了嗎？
　數字會說話，結果剛好相反。
　從金融業獲利能力來看，台灣本土銀行的淨值報酬率從二次金改開始的二○○四年起，一路下滑，從一○．三％掉到負○．四三％，遠低於外商銀行（表一）。再與國際相較，根據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的最新評比，台灣二○○六至二○○七年，「銀行健全度」排名嚴重下滑，從七十四名跌至第一百名。
　此外，二次金改政策反覆，過程中又爆發爭議與弊案，連帶賠上了金融業對政府施政的信心。根據世界經濟調查（ＷＥＳ）評比，國內銀行對政府金融政策的信心指數，是亞洲六個市場中最低的，甚至低於韓國與越南（表二）。
　「金融競爭又不是拔河比賽，」ＩＮＧ安泰人壽顧問徐一鳴比喻，不是只要同隊的人數增加就會贏。錯把手段當作目標

　「全世界沒有人在管金控的家數，」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薛琦指出。美國金控家數由四百多家增至目前七百多家，其中很多規模小於台灣的金控，但其金融競爭力卻依然增加。
　「政府錯把策略當目標來做，忽略了金改的初衷，」匯宏投顧董事長楊子江指出二次金改的核心問題。「策略是中性的，目的在達成目標。對目標有幫助的繼續執行，沒幫助，就應該修正。」
　「大家都在所謂『四大目標』的執行面上打轉，卻不知道這根本不是金融業真正需要的，」一位銀行負責人語氣難掩激動，「我們的金改迷路了！」
　翻開行政院的「金融市場套案計劃」，清楚列出金融改革的目標是：金融部門要成長、獲利、具競爭力；消費者與投資人要安心、安全與滿意；對產業部門則是要發揮金融中介功能以促進成長。但是，現在這些目標都被拋在一邊，只討論家數降低，讓金融業改出了更多的問題。後段銀行潛藏未爆風險

　七月十一日，大眾銀行台北分行的辦公室，氣氛與平時很不一樣。前檯員工們趁著顧客還未上門，互相竊竊私語，「聽說我們找私募基金增資？」
　「有私募進來，還算幸運的，」一位外商銀行高階經理人分析，台灣的金融業，還存在許多未爆彈。
　二次金改偏重金控和大型官股銀行整併。體質不佳、不屬金控旗下、又無公股的民營銀行，就成為沒人聞問的末段班。
　目前除了政府接管標售的花企、東企、中華商銀三家之外，立委還公開點名數家「資產實質為負」的危險銀行。
　曾任中華信評公司總經理、復華銀行總經理，熟悉國內金融業現況的僑銀租賃董事長陳松興指出，二次金改原先的目的，也包含透過金融市場的整併，同時解決這些「實際淨值為負」的後段班銀行問題。
　「但現在二次金改的焦點，僅有前段班的整併，小銀行乏人問津，只能自求多福，」立法委員劉憶如說。在金融重建基金所剩無幾，存保上限一百萬元又於日前開始實施的情況下，「未來要是末段班銀行發生危機，結果將嚴重衝擊每一個存戶。」
　二次金改更引發「財團化」的嚴重質疑。不到三年間，政策由「金控併單業」、鼓勵金控整併體質不好的單業金融機構，改為「金控併金控」。大家都搞不清楚方向，但是「各個都怕被淘汰，先搶地盤再說，」參與許多購併交易的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黃日燦分析金融業一窩蜂購併的原由。金控空有其名而無綜效之實，虛胖無力

　但是空有金控整併大旗，不但金控法當初倉促通過、動輒修改，而且金控法、保險法、銀行法各有不同規定，就像同在一個屋簷下的一家人，必須分走不同的門、各自發展。這使得原來期待以整併發揮綜效、提升競爭力的金控，希望落空。甚至規模愈大、負擔愈大。
　以人壽業為主的新光金控，前年砸兩百億元買下誠泰銀行，但是原來跨業整合的期待，不如預期。
　走進新光金控，就像走進「大店」，裡面被分為四大塊，分屬旗下證券、投信、保險、銀行四種金融事業，四家各別接洽客戶。「我們想讓顧客能one stop shopping（一站購足），」新光金控總經理鄭弘志無奈地說，但又礙於法令，只好設計出這樣的變通方法，四個事業分別作業，或者是讓保險業務員帶著銀行理專去一一拜訪客戶，再分開從事各自的業務。
　「增加了人力成本，綜效又沒有產生，競爭力提升當然有限，」鄭弘志嘆了口氣，看不出金控的執照到底有什麼意義。中小企業成為貸款弱勢

　金融改革追求規模，資金需求量較小的中小企業，就成為被忽略的一群。身兼信保基金董事的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林秉彬，感受最深。
　松江路大樓內的公司會議室，林秉彬身後是自家企業的成衣樣品，堅毅而歷經滄桑的臉上，滿是憂慮。他拿出十五年來的統計資料指出，信保基金每年不斷增加，幫助銀行降低融資風險。但即使如此，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放款比例還是逐年減少（表三）。
　「有些大財團出問題，動輒是五百億元以上，」林秉彬語氣沉重地指出，台灣一百二十多萬家小型企業中，至少仍有八成告貸無門。「中小企業通常融資金額不大，對講求績效的銀行來說，他花一樣的時間和成本，會希望放款給大的案子，」林秉彬說，「但是一切看績效之後，扶植中小企業的使命，會不會沒有人延續？」看不見領導力，金融業用腳投票

　影響更大的是，大家失去了政府有能力領導金融改革的信心。二次金改到今天，財政部長和金管會主委就各自更換了三位，更陸續爆發金管會主委、委員和檢查局局長涉嫌弊案。
　更明顯的例子是，公股銀行釋出，連最起碼的透明公正都受到質疑。
　立法委員劉憶如以彰化銀行和台灣中小企銀的招標案為例，招標遊戲規則不清，設計的過程也不透明。
　彰銀第一次招標時，財政部規定要以發行ＧＤＲ（全球存託憑證：在歐美等國際股市，發行國內既有股票憑證，供海外籌資之用）方式進行，等於間接排除掉所有國內銀行參與。直到立委聯手反對，才讓國內外資公開參與競標。
　故事還沒結束。同一年九月，輪到台灣中小企銀的標售案，「這時候財政部規定用換股的方式進行，等於一定要持有國內股票的金融機構才可以參與，」劉憶如說，「這次不是等於排除了國外所有金融機構的投標嗎？」
　台灣中小企銀的標售疑雲，更引發銀行員無限期罷工，創下台灣金融業的首例。
　「遊戲規則不公開，無法洗脫瓜田李下之嫌，」陳松興說，「又怎麼能怪民眾質疑金改在圖利特定人士或財團？」
　許多業者開始選擇「用腳投票」。追求獲利的外資，來來去去，從新竹商銀、大眾銀行、誠泰銀行、到最近傳出的遠東銀行、京城銀行，本地的機構甚至願意放棄特許權利，待價而沽。
　「以前外資要來買一張銀行執照，談何容易，現在為什麼大家都要賣？」一位卸任的財經官員分析，「因為對這個產業、環境失望了，覺得沒有前途了。」
　台灣金融業當然需要改革，而且迫在眉睫。麥肯錫顧問公司董事姚萬里甚至用「熱鍋裡的青蛙」，來形容台灣銀行業整頓的急迫性。但是必須改變思考方向。
　儘管行政院相關部會提出「滾動式檢討」，甚至拿掉「限時限量」的荒謬規定，卻仍擺脫不掉「四大目標」的僵固思維。金改，現在還能做什麼？

　「政府真有心提升金融業競爭力，應該幫助金融業思考新的市場和機會在哪理，」薛琦指出。
　「未來，是靠開放決定下一回合的輸贏，」長期擔任外商金融機構顧問的徐一鳴觀察指出，「只有金融鎖國的國家，才會將銀行與資金視為可分配的資源。」而開放的主要方向，就是業界普遍期待的赴中國大陸投資。
　「台灣金融業要進一步發展，一定要有更大的市場，」楊子江認為，「否則追求規模沒有意義。」在金融業服務無法跟上主要客戶，前進大中華區的情況下，要談提升金融競爭力，其實有些緣木求魚。
　現在外資購併台灣的銀行、一面在台灣競爭、一面走出台灣。但是「別人可以來搶我們的市場，我們卻出不去，」楊子江很著急，尤其台灣的經驗剛好領先中國大陸二、三十年，大陸相關的金融法規也幾乎都是抄自台灣，「我們卻坐視金融業千載難逢的機會，慢慢流失。」
　清楚的遊戲規則，更是當務之急。
　黃日燦指出，若政府能好好從法規面，重新規劃和規範金控業的整合行銷能力，讓業者得以發揮綜效，「業者自然更有力，才能出去打仗。」
　陳松興建議，在公股釋出上，金管會應真正落實獨立的監理審查。不要消極期待財政部設定標準。「例如設立資格標，先檢查大股東是否適格、資金是否足夠、經營團隊和計劃等是否可行，」陳松興說，「如此公股權益得到保障，又能增加市場和民眾信心，何樂不為？」
　這些建議看起來明確簡單，只是不快行動，再次啟動的金融改革，恐怕將把台灣金融業帶入另一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