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國任教未久，我意外受邀，獲得一個終身獲益、深深影響我如何審視學術與教育價值的學習機會。
我以海外校友的身分擔任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訪視委員，面對舉世聞名的全球管理顧問公司為學院所提供的績效評量時，對方破題直問的第一句是：請問貴校如何標記、丈量你自己的價值與文化？
回憶當時台灣的高教環境，這樣的思考似乎不具重量。今天呢？
回憶求學時，我習以為常看著「諾貝爾獎等級」的老師，爲解決當時方興未艾的愛滋病肆虐，經常出入非洲、一去數月，飛機甫落地返美，又立刻趕回最高等級實驗室，尋找對策。
我也曾在印度，與每年無條件對公衛學院捐款百萬美元以上的贊助者，一起踏入滿地泥濘、環境衛生惡劣的受污染村落，了解老師們如何透過遠在波士頓的實驗室，找出當地可以負擔得起、隨時可行的腹瀉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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