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心靈 — 改革何去何從

　中國改革開放走了二十多年，雖讓一部份人富了起來。社會中下階層的怨氣，卻與日俱增，
光是去年全大陸因各種原因上訪請願的民眾，就多達三千萬人次。
改革開放該如何持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該往哪裡去？

　成都市郊四十七公里外丘陵，田埂小路邊，桃花謝了。胡錦濤四月訪美時，在西雅圖玩笑一句，說他也很想喝星巴克。而在千里外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將近四百家星巴克經常高朋滿座，飲者一杯拿鐵，享受胡主席享受不到的清閒。
　月明之夜的廈門鼓浪嶼，一位穿著優雅的母親牽著小女兒的手，閒話走過猶如歐洲街巷的小路上。一百多年歷史的小洋樓，傳出淙淙的鋼琴聲，似水而瀉，點襯一般大陸城市罕見的氣質。
　差不多時間，台灣的「連爺爺」帶著百餘政商學菁英，在北京開大會。而蕭萬長帶著他的招牌笑容，借「台交會」之便，在福建集美大學不遠處打高爾夫。表面冷淡的兩岸關係，現場卻是來往熱絡不已。兩岸如此，世界各國的政商名流，更是忙碌穿梭中國，各自尋找他們的機會。
　二十年前，北京大馬路上人少車稀，現在塞到連台北人都不習慣。繁榮、繁華、繁忙。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給中國換了一張新臉孔。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從清末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問自己，中國該往哪裡去，中國該如何富強，人民如何才能過上好日子？改革走向大辯論

　中國人在這方面的思辯，其實不曾中斷，雖然有權的人常想壓住知識分子的舌頭，但花總是要大開，人還是要大鳴。政策思想路線醞釀多年的較量，今年洶湧澎湃，達到頂點。
　最早點燃這把火的，是出身台灣、學成於美國華頓商學院、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郎咸平。
　郎咸平擅長從財務切入，揭露大陸國有企業如何被暗地裡掏空。他曾經連續質疑德隆、海爾、ＴＣＬ、格林柯爾等大陸著名企業，指其中有些人利用法律漏洞，黑箱操作，牟取利益。
　他又批評有些特權分子，「自己制訂價格」、「合法」地把國有資產轉化成私人的財富，對社會大眾非常不公平。
　共青團屬下的媒體《中國青年報》曾經進行民調，「你相信哪位主流經濟學家？」結果郎咸平以三十％得第一，遠遠拋離第二名十個百分點。
　郎咸平言論之所以敏感，是他質疑大陸推動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卻引起民眾共鳴；據大陸一些了解內情的學者表示，郎咸平甚至獲得一些元老支持。
　郎咸平的言論招致企業界和經濟學界強烈反擊，有人向法院告他誹謗。
　經濟學者吳敬璉今年三月在全國人大、政協小組討論上，便針對郎咸平觀點說，「他提出民營企業效率比國有企業效率低，所以不應該改革；我不贊成用行政壓制討論，但不能用造謠、煽動弱勢群體的辦法來討論。改革開放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的戰略措施，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以市場為中心，令人氣憤。」保守勢力的反擊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去年發表「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世紀的走向」，在國際獲得好評，但也像郎咸平的衝激波一樣，遭到黨內人士批評。
　鄭必堅在演講和文章中指出，中國和平崛起無意挑戰美國在全球的利益；中共無意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中共的政策是對內求和諧、在國際間求和平、在台海求和解。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過去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鄭必堅擔任常務副校長，是胡錦濤的重要智囊。這篇文章也被視為反映胡錦濤的觀點。
　不久之後，大陸便流傳一篇由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前候補書記韓西雅、以及國務院發展中心前顧問馬賓，聯合撰寫的長文：「私人竟敢宣布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世紀的走向」，「鄭必堅何許人也？」「置黨的組織制度和黨的紀律於何地？」
　這篇文章雖然只在網路流傳，沒有見諸官方媒體，表面上只針對鄭必堅一人，但指桑罵槐，表達對黨的路線不滿。
　不滿的聲音不只出自保守派，一些支持改革開放的學者，對時局也是批評之聲不絕。來自菁英的批判

　最引起矚目的是今年三月四日，在北京西山的杏林山莊祕密舉行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探討當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
　與會者都是在大陸相關領域菁英，包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長高尚全、副會長遲福林、石小敏、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曙光、世界銀行高級企業重組專家張春霖、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中國中央匯金投資公司總經理謝平、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秘書長李羅力等。
　這次會議的紀錄最初在網路上傳開，經與會者證實為真。會中許多發言，十分大膽；甚且，這些言論是上呈中共高層參考的：
　「我們說圖窮匕現，我們把匕首包起來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洩漏，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
　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的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台灣現在的模式，中國應該朝這些方向走……。
　我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分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
　但現在我們說不得，顯得我們跟別人打架時，好人打不過壞人，好人一打就死在戰場上……。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完全站在工人、農民一邊，現在共產黨站在業主一邊，對付工人、農民。」（賀衛方）
　「用傳統的辦法對待新形勢下的輿論非常愚笨，共產黨過去奪取政權靠民主，反獨裁，現在怎麼怕民主？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怎樣應對新的社會群體表達方式，開闢一個正規的參與渠道。」（李羅力）
　「從社會階層來看，現在社會上層和下層相當對立。上頭愈來愈寡頭，愈來愈霸道，愈來愈專橫，下層愈來愈民粹……，上層出點醜聞，下層非常高興，網上一片歡呼，就像節日一樣，這跟結構背景是有關係的。」（孫立平）姓社姓資　爭議再起

　十四年前因鄧小平南巡才平息的中國到底「姓社姓資」的爭論，再次重現。直到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三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時強調，「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切實加大改革力度」，爭論才稍為緩和，社會菁英也普遍認同，伴隨改革出現的問題，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
　但大陸學者也注意到社會若干微妙轉變，當年曾以「皇甫平」筆名率先響應鄧小平的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今年初重披戰袍，發表「改革不可動搖」文章，相對於當年文章發表後外界交相讚譽，今年網路上給他的卻是一片喝倒彩。
　今年初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本來安排好，要表決通過保障私有財產的《物權法》，這部法案雖然事前已徵求一萬人的意見，卻因為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鞏獻田一封公開信而臨時喊停。
　鞏獻田在北大以立場保守著稱，他批評法案違背了憲法，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時候，把乞丐的「要飯棍」和少數人的汽車平等保護，這與資本主義社會有什麼差別。雖然經過意見溝通之後，這部法案再次被排進立法議程，但其間的波折和跌撞，仍反映了社會分歧和不安的氣氛。
　「一個十三億至十五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絕非易事。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鄭必堅去年在美國演講時便承認。
　鄭必堅指出，中共當前面對三大挑戰，包括：一、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二、生態環境的挑戰；三、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如公平與效益矛盾問題、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等，這些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不僅你們的擔憂不能解除，中國的和平崛起也將非常困難」。民怨愈來愈深

　社會中下階層的怨氣，是實實在在存在。例如當局推動醫療改革後，窮人有病看不起醫生；推動教育改革的同時，農民發現學費重到他們繳不起；推動房改，民眾的土地被徵收，買屋租房卻愈來愈困難；當局努力打擊貪污，民眾親身經歷的官員貪污腐敗卻愈來愈多；而改革國企，卻讓更多人失業。
　又以大陸近幾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樓房建設為例，伴隨發生的卻是民眾房屋土地被大片徵收，官員和企業大發財，民眾卻只獲得些微補償，自力救濟的事件層出不窮，輕則上訪請願，嚴重者演變成流血暴動。
　今年三月北京杏林山莊的座談會上，就有學者引述內部統計，去年全大陸因各種原因上訪請願的人次，多達三千萬。
　「目前的情況還好，每年經濟成長率差不多都是九％，得益的民眾還是比較多，」一位在黨報任職的資深評論員分析，如果大陸經濟暴起暴落，出現大規模失業或者金融風暴等，民眾對改革的「反思」，便可能演化成「反改革」，導致激進主張甚或國家主義抬頭，衝擊政治和社會安定。
　但就如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康曉光教授所分析的，中國現在是政治菁英、經濟菁英和知識菁英結盟，形成利益共同體，高層之間沒有重大分歧。加上日趨高超的統治技巧，又混合了維護政權的強大意志和鎮壓反抗的決心，更重要的是，當局在內政外交上表現愈來愈強的學習和適應力。
　康曉光認為，在這些條件下，即使挑戰來臨，也能選擇最有利的解決方案，維持社會的穩定。
　被大陸譽為「改革開放設計師」的鄧小平曾形容，改革開放宛如「摸著石頭過河」。經過二十多年探索，中共似乎對水性愈發了解，對石頭也愈來愈掌握得住。
　但自從九○年代以來，在改革中被相對邊緣化、被剝奪機會的人，也愈來愈多，他們聯群結隊，發出不平之鳴，有如滔滔江水的低吼，提醒掌舵的人，中國有一顆不安的心，需要他們在疾行之時，回頭眷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