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打造「親家庭環境」

　尋常的星期四傍晚，尋常的新加坡郊區組屋。一樓戶外公共空間，小孩子奔跑玩耍，老人家在健身器上做運動。社區的「家庭服務中心」裡，一群媽媽們正專心的上著課。她們正在參加社區舉辦的「家長學習小組」課程。今天的主題是「如何與你的青少年孩子建立良好關係的溝通」。
　「有沒有可能每天只要花五分鐘，就可以解決孩子的問題？」一位媽媽提問，全場的媽媽都心有戚戚的大笑了起來。
　在場的媽媽們都有共同的困惑：她們都是職業婦女，最缺乏的就是時間；她們也都有著難以了解的、叛逆的青少年孩子。透過輔導員的諮詢，與其他媽媽們的經驗分享，參與成長班的媽媽們得以更有效的改善親子關係，渡過家庭的「難關」。幸福家庭成為國家政策

　四百萬人口的新加坡，全國設有三十六個這樣的「家庭服務中心」，位於組屋社區中，由政府提供經費資助，外包給專業的非營利機構營運。中心配有專業社工輔導員，隨時提供社區裡的家庭諮詢服務。近幾年來，新加坡政府大力投入推動家庭教育，把「家庭服務中心」的角色，從「備詢」提升到「預防」。從幼兒到老年，根據生命歷程不同階段的需要，包括單身、將婚男女、新婚男女、初為父母、家有幼兒、孩子上小學、青春期子女、退休前空巢期、初為祖父母……等，提供終身學習完整的實用課程。
　社區中原本負責聯繫感情、籌辦娛樂活動的一○九個「社區連絡所」，近年來，也呼應政府政策，把過去放電影、唱卡拉OK的時間，用來上「家庭教育課程」。
　這只是新加坡全面推動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的一個小角落。
　二○○四年，新加坡政府投入八億坡幣（約一百六十億台幣），創造「親家庭環境」（family friendly environment）。他們下定決心，打造新加坡成為「幸福家庭的樂園（Making Singapore a great place for families）。
　和台灣類似，新加坡也面臨著家庭崩解的危機：少子化，青年人遲婚、不婚的比例增加，社會老化的速度卻愈來愈快。婚姻關係脆弱，家庭的負擔愈來愈重，重視家庭的價值觀卻愈來愈薄弱⋯⋯。與台灣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發展出完整的「家庭政策」，從硬體到軟體，從預防到補救，全面構築完整的支援體系，把家庭當成國家的優先議題處理。
　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在「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簡稱MCYS）」下，成立了家庭發展處，專門負責研擬、執行所有能強化並支持家庭的政策、福利與服務。
　二○○四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上任第一年的國慶演說，就把「家庭價值」當成政策重點，同時送了新加坡居民一個大「紅包」：「促進婚姻與親子方案（Marriage and parenthood measures）」。
　其中包括：
　幼兒紅利（baby bonus）
　自二○○四年八月後出生的嬰兒，如果是父母的第一個小孩，政府會給三千坡幣（約六萬台幣）的現金補助；第二個小孩，除了現金外，政府撥入最高達約十二萬台幣，存進小孩的「共同帳戶」。也就是父母存一元，政府相對也投入一元。如果是第三、第四個小孩，政府投入的錢可高達一萬八千坡幣（約三十六萬台幣），其中還包含約十二萬台幣的現金補助。
　小孩六歲以前，共同帳戶的錢，必須用來支付相關學前照護機構（如托兒所、幼稚園、早期療癒機構）的費用，二○○五年十二月之後，還可以用來支付醫療保險費用。
　女傭費用減免
　如果家中有十二歲以下的孩子，雇用外籍家務幫傭的費用可以得到折扣。原本需要每月近三百元坡幣（約六千元台幣）的薪資，如果家中有十二歲以下的小孩，或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女傭薪資可降低到每月坡幣二百元（約四千元台幣）。
　育嬰假
　職業婦女生第一胎及第二胎，產假從原有的八週，延長至十二週，多出來的四週薪水，由政府給付，而非企業負擔。
　如果生第三個和第四個子女，十二週的產假薪水，全數由政府負擔。凡是有七歲以下幼兒的家庭，父母雙方每年有兩天的有薪假期，用來照護子女。
　減稅
　生得愈多，減免愈多，生第四個孩子，薪水的四分之一免稅。
　住房津貼
　為了鼓勵結婚、組成家庭，夫婦第一次買房子，政府補貼三萬元坡幣（約六十萬台幣）；為了鼓勵三代間互相照應，如果夫婦買房子的地點，靠近父母的住處（約兩公里內），政府補助最高達四萬坡幣（約八十萬新台幣）的購屋金額。
　雖然承諾了許多實際的津貼，但新加坡政府知道，補貼不是根本的解決方式。李顯龍在演說中一再提醒，少子化和家庭的問題，真正的關鍵，在乎「價值」，而非「誘因」。
　「⋯⋯這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和優先順序的問題，而不只是關乎財務補助、津貼。我們鼓勵人民要生孩子，是因為你愛孩子並且想要。因為孩子是構成快樂家庭生活的重要部份。扶養孩子讓你的人生得以完整。這些人生經驗，是不能用錢換來的，工作上的升遷，也不能取代。這是一種人生的滿足和實踐。我們希望每個新加坡人都能感受到這樣的人生。當然，決定權還是在個人⋯⋯我們政府所要作的，是讓養育子女，成家立業，變得更容易些。」李顯龍在對全國的演說中感性的說。價值重塑是政府重責

　新加坡政府相信，價值的重塑，才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強調「經濟競爭力」的新加坡，也有著「傲人」的長工時。和所有華人社會類似，文化主流裡，成功的定義就是賺大錢，以及賺更多的錢。不正常的忙碌，是家庭生活最大的殺手。
　新加坡政府雙管齊下，從個人和企業兩方面著手，改造「價值觀」。
　政府結合企業僱主、勞工工會代表，組成「勞資政工作與生活和諧發展策略委員會」，研議鼓勵企業發展促進工作與生活和諧的方案。例如，一九九八年開始，政府主辦每兩年一次的「親家庭企業獎（Family Friendly Employer Award）」，鼓勵企業提供彈性上班工時、遠距工作等有利於員工平衡生活的措施。
　得獎的企業僱主，必須公開展示、說明其做法及效果，以供其他企業學習仿效。政府也訓練了五十位專業的顧問輔導員，幫助企業規劃執行各種「親家庭」人力資源措施。
　其他鼓勵企業的親家庭措施還包括：
　工作與生活和諧基金（簡稱WOW，Work-Life Works!）
　政府提撥一千萬坡幣（約兩億台幣）供企業申請，補貼公司相關費用：例如聘用發展工作與生活平衡計劃的人力資源主管，設置在家工作所需的網路系統，協助照料員工的相關硬體設施（如哺乳室），聘請推廣工作與家庭平衡計劃的諮詢顧問等等。
　家庭生活大使
　企業可以申請成為「家庭生活大使」，承諾提供員工相關的訓練課程。政府將補助課程的講師費用。在職的員工也可以接受政府訓練，成為企業裡推動平衡生活的種子。已經有一千三百個公司和個人，加入「家庭生活大使」的行列。
　新加坡本地的中小型公司XCELLINK就是受益者。曾在IBM、惠普工作過的總經理楊妙瑩，為了照顧孩子，曾經在惠普做了十年的部份工時員工（Part time worker），負責亞洲區域政策宣導。她非常認同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價值。但是公司創業初期，資源有限，使她難以給予員工足夠優渥的相關措施。
　二年前，她開始申請政府補助的「WOW」基金，建置在家工作系統，讓部份績效表現良好、負責任的員工，得以用筆記型電腦在家工作。他們也利用這筆資金增聘部份工時的員工，負責公司裡的「工作生活和諧方案」。例如，連續兩年，每年舉辦一天的「帶孩子來上班」活動。有人負責設計給孩子玩的「闖關遊戲」，透過遊戲，讓孩子理解父母是「怎麼工作」的。
　「這幾年新加坡經濟不是很好，很多公司都在裁員減薪，這時候要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一定要照顧公司的獲利，」楊妙瑩說，目前在企業的推廣還不是很成熟，但可以看得出政府和企業的「誠意」。
　主導家庭政策的家庭發展處處長陳惠生強調，競爭力和平衡生活，並沒有衝突。六、七年級的年輕人大批進入職場，他們的價值觀已經和上一代不同。企業因對家庭友善而獲利

　根據一項針對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工作與生活的和諧，是大學生最重要的職涯目標。所以創造友善於平衡生活的工作環境，不僅是職業媽媽的需求，而是所有員工的需求。
　新加坡政府二○○三年曾經調查十一個企業，發現企業每花一元投資於親家庭方案，平均增加一．六八元的獲利。因為能吸引優秀人才，又能留住好員工，節省招聘和訓練的費用，讓員工安心工作，發揮最大的生產力。
　人力部勞資關係與福利署署長王炎河分析，政府的投入，已經看到了成果：根據統計，二○○四年，私人企業有四．一％的員工有彈性上班時間，包含部份工時、彈性上班、遠距工作等。同樣的情況，在一九九八年只有二．六％。
　家庭教育除了在企業、社區推廣，也和學校合作，直接接觸廣大的家長和學生。家庭發展處副署長林瑞安表示，全新加坡三百多所學校，已經有八十所簽署為家庭教育聯盟學校，承諾每年提供一百個小時的相關課程，給老師、家長，以及學生。調查顯示，九八％的父母覺得非常有用。六○％的家長覺得有改善親子關係，三分之二覺得家庭生活有改善。
　改變價值觀、創造幸福家庭，可不比禁止吃口香糖容易。因為「家庭」畢竟是私領域，結婚生子也都是個人的決定，強勢的新加坡政府知道，如果過份介入，會造成反效果。
　所以家庭政策和教育的推展執行，新加坡政府非常強調與民間機構、非營利組織結合。「我們定位自己是促進協調者（facilitator），定出大方向，讓最了解民間需求的組織去提出執行方案，然後我們評估，並給予預算，讓他們提出最貼近需求的做法，」陳惠生解釋。
　長年和政府合作的非營利組織「飛躍社區服務」就是一個例子。成立了十四年，有八十個全職員工的飛躍，除了經營社區裡的「家庭服務中心」，提供輔導和課程外，也負責培育家庭教育的輔導員和義工。飛躍總監凌展輝說，政府非常重視「績效指標」，非營利機構在標政府方案時，就要提出何時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所謂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凌展輝笑說，「壓力很大的啦！」善用退休人才

　多次專案研究新加坡家庭政策的師大副教授林如萍觀察，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政策的「效率性」，他們在擬定政策前，都一定先作好基礎研究，有許多實際的數字，然後召開結合民間、學者專家的委員會，廣徵意見。每個開會的委員，都會先拿到一份跟討論議題相關的基礎研究，從實際數字中了解全局，避免受限於自己理解或研究的領域。
　新加坡政府也大量運用退休人力、家庭主婦，投入社區、學校，推廣家庭教育。兩年前，飛躍社區服務和澳洲大學合作，提供兩年六百個小時家庭教育的訓練課程，畢業者可以得到家庭教育指導員的文憑。吸引了眾多家庭主婦、「準」退休中年人參加。李秀菁就是典型的例子。十年前，她從職場上退出，回到家裡專心照護孩子。當孩子漸漸長大，她開始參加各種課程，尋找人生的「第二春」。

　拿到文憑之後，李秀菁成為家庭教育講師，活躍於學校、社區裡的各種課程。她定位自己的工作使命，就是「幫助更多人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從事這份工作，讓我覺得自已不會是無用之人，人生變得很有盼望，」中英文都非常流利、虔誠的基督徒李秀菁說。
　或許有人說，新加坡政府的強勢作為、一條鞭式的集權做法，不適合已經「民主」了的台灣社會；但無論如何，新加坡主政者的前瞻思考，縝密規劃、毅力和決心，實在值得台灣的政府，參考反省。好爸爸中心

　「好爸爸中心（centre for fathering）」的創辦人，是三個與孩子有親密關係的爸爸們。他們原本是家庭輔導諮商師，看到每次家庭出了問題，都是媽媽來求救，不論上什麼樣的成長課程，也都是媽媽「代表」出席。偶爾有父親鼓起勇氣走出來，卻很容易在女性居多的環境中，感覺不自在。
　他們決定要成立「專為男人（Just for man）」服務的學習中心。讓男人們有機會更自在、坦白的討論「爸爸的難題」。「現在的家庭跟過去截然不同，養育孩子的環境也更複雜。我們感覺到女人進化的比較快，男人卻還停留在傳統的父親角色中，認為賺錢就是完成了養家的責任。其實這一代的父親，必須對孩子的教養承擔更多的責任。」好爸爸中心創辦人、總監黃純光說。
　根據新加坡全國青年理事會調查，高達75％的青少年在做重要決定時，會跟母親商量，但是會和父親商量的只有57％。也只有15％的青少年認為，可以很容易的與父親溝通。「好爸爸中心」的使命，就是要培育更多負責任的好爸爸，讓新加坡的父親，在孩子生命中扮演更投入的角色。
　他們深知男人不喜歡坐著聽課，所以他們舉辦的「親子課程」，是讓父親帶著孩子到野外攀岩。經歷過冒險後，透過輔導員的帶領討論，讓父親感受到孩子對他的期待，以及學習與孩子溝通相處的要訣。
　「好爸爸中心」和學校合作，讓校長召集「爸爸」們來上「爸爸課」。他們也和新加坡最大的生產醫院合作，為年輕的「準爸爸」們，提供「提早預備」的課程。五年來，已經有五千多人次的父親聽過相關演講。
　工作和職場常是父親們的「藉口」。「好爸爸中心」在每年五月的家庭月中，推動「與家人共用晚餐」運動。宣導「讓員工回家吃晚餐，也是企業的社會責任（CRS）」的觀念。只要企業主簽署在五月的「星期五提早在五點下班」的承諾書，「好爸爸中心」會將簽署的公司名稱，公布在媒體上，作為給企業的「尊榮」。舉辦三年來，已經有一百二十家公司簽署同意書，也有兩百多間學校簽署合約，五月的每一個星期五，讓學生五點放學。大家都可以早點回家準備「星期五的家庭晚餐」。
　2001年，「好爸爸中心」得到新加坡國家級的「最佳新興志願組織獎（Outstanding New Initiative Award）」。總監黃純光說，新加坡是個比較功利的社會，改變價值觀並不容易，但好爸爸中心的努力，至少讓新加坡開始「討論」現代父親的難題和挑戰。「十個犯罪的男孩，七個和父親關係很差；十個未婚生子的媽媽，也有七個和父親關係不好，」黃純光希望，「好爸爸中心」能讓新加坡的下一代，都有好爸爸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