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長李遠哲：SARS帶來整合生技產業新契機

　問：面對SARS的狂飆，哪些事情最急著做？
　李：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SARS這個病毒，並沒有那麼可怕。因為SARS跟AIDS有點像，只要人類行為改善，像AIDS不做幾樣事情（不用同一個針頭等），就不會受影響。
　另外SARS跟AIDS相似的地方，都是近距離的傳染。SARS經過手、口沫傳染，所以只要常洗手、不握手、不隨便用手摸自己的五官，就不會有問題。所以我們的生活習慣要改，傳染應該馬上就會停止下來。
而且SARS病毒相對是短命的，病毒離開人體之後，在空氣中一、兩天就會死掉。這跟C型肝炎不一樣，C肝病毒一年後還有感染力，而且很遠的距離也可以傳染。
　陳建仁署長也說過，SARS九四％的感染都是跟醫院有關的，所以院內感染或醫院與外界的接觸，這兩件事如果好好處理，SARS也會消失得很快。
　台灣的醫院並不是為傳染病設立的，所以看病的時候，候診室擠滿了人。現在大家都知道，發燒的人應該先在「發燒診所」診斷，過濾之後需要進醫院的，再進醫院，通常不超過一○％的人是需要進醫院檢查的。
　另外大家看診的習慣也要改，在一個醫院檢查說可能有SARS感染，他不相信，還要到另一個醫院去檢查，這是很不好的。台灣應該有個法令說不能隨便換診所，除非醫生同意你去徵求第二個意見，不然傳染就很不可控制了。
　從SARS處理上，我還是覺得隔離很重要。從十九世紀霍亂以及其他傳染病，我們學到教訓，傳染病一定要隔離。
　但我們過去兩個月裡面，正在學習。香港、新加坡也一樣，而且人口密度愈高隔離愈不容易，美國要實施隔離就相對容易。

未來醫院結構須改變
　
　問：未來醫院的運作、醫病模式也需要有很多改變？
　李：是，未來蓋醫院一定要考慮到，傳染病、非傳染病病人要分開檢驗，看診路線也要隔離。如果未來SARS病毒離不開我們的話，未來的醫院就需要有不同的構造、動線。但另外，診斷SARS的方法一定要改善。坐飛機進來，如果一小時就可以知道哪個人帶了病毒，從他的呼吸或口水就可以測出病毒，控制傳染就比較簡單。
　因此，我們SARS專案研究小組的研發團隊，把診斷當成第一優先的事情，因為如果診斷能改善的話，對SARS的控制就很有把握。目前德國藥廠已經和美國做診斷最好的公司合作，兩家已經在生產診斷試劑了，未來在發病後、就可診斷出來。
　問：既然德國人做那麼快，我們等他們做出來就好了，為什麼台灣自己還要花那麼多錢研發？
　陳：用德國產品，雖然檢驗的時間可能更短，但我們要研發的產品，是感染到的第一天（尚未發病）就可以檢測出來的敏感度，我們要往前再走一步。
　問：全世界大藥廠會搶先往前走一步，中央研究院的特長在哪裡？
　李：我們不一定會比他們先，但不管我們做得比人家快，甚至跟他們做得一樣好，還是很需要去研發。因為到後來外國藥廠的產品價格，會受他們是否獨佔技術影響，如果我們自己也有類似產品，他們就不能無限抬高價錢。我們這個SARS專案研究小組，裡面有七個不同功能的研究小組，其中一個是藥品開發，另一個是診斷及消毒。

消毒的新科技與商機

　其實我覺得消毒也很重要。我一直也懷疑，院內很多被感染醫生說，我沒有直接接觸，但仍然感染到了。N95口罩說是可以過濾九五％的病毒，但如果一個環境裡面病人散布很濃的病毒，密閉空間裡病毒的濃度愈來愈高，即使用N95口罩，還是有病毒會穿透。所以我們研究小組也討論現在有很多空氣清淨器，有些是用負離子的，有些是用光氧化的，這種空氣潔淨器放在隔離區裡，一直消毒，對減少院內感染應該也有幫助。藥品的研發應該分成兩種，一是從已經核准的藥來找，或從現在臨床實驗卻還未核准的藥來著手。另外就是新藥，以前未發展過的。
　問：台灣的利基在哪？
　翁：台灣是沒有發展過新藥，但台灣有個優勢，是已經引用美國FDA的規格，在亞洲只有台灣、新加坡有建立起來。但新加坡人口太少，做人體實驗的病人數較少，台灣有這個優勢之後，發展出的新藥國際上會認可。不過現在弱的地方是臨床前的動物實驗，以及臨床第一期，台灣一直缺乏臨床醫師的訓練，但現在相關法規已經有了，應該很快。而且像這種危險性的疾病，應該可以用fast track（快速審查），動物實驗、安全性實驗通過之後，馬上進入病人的實驗。
　問：中國大陸說他們的疫苗八個月就會出來，而且已經進入第一階段動物實驗，台灣的進度如何？
　翁：中國大陸沒有依照FDA的規格，他們是自己搞一個規格的，所以很多藥可以把SARS的病毒殺掉，大家都很興奮，但是如果它殺別的細胞或別的器官，比它殺SARS的能力更兇的話，就不行了。
　問：台灣在疫苗上，已經有在做動物實驗了嗎？
　翁：發展疫苗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第一個就是缺乏第三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可以做動物實驗的安全生物實驗室。四級實驗室對小動物（小老鼠）可以，但是對大動物（猴子）就不行。
　問：台灣沒有三級實驗室？
　李：我們有零零散散的第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可以做小動物的實驗，還有做別種實驗的第三級實驗室。但是我們要為SARS的研究，建立一些特別的第三級生物安全研究室，做動物實驗，尤其針對猴子。
　問：有時間表嗎？
　李：很快的。疫苗開發如果有基礎設備的話，應該比藥物開發快，只要找到抗原，最後對象就是正常人了。
　問：聽來SARS這件事也改變了中研院未來的研究重點嗎？
　李：會的。以前我們說台灣要製藥，大家會說發展一個藥至少要花幾億美元，還可能到臨床第三期才說不能用，所以很多人說台灣大概不可能做藥了。經過這次，我們知道很多事情我們不可能不做，因為像SARS這個病毒，如果要依賴美國的大藥廠來幫我們解決不可能。
　問：經過這次災難，我們整體可以學到什麼經驗？
　李：整體來說，經過SARS後，我們的生活習慣會改變的。第二個是醫院的結構，因為我們的醫院不是為傳染病而設的，所以人潮管制、動線設計都很不合理，以後醫院的動線要改：發燒的走藍線、肚子痛的走黃線。未來像SARS這種病愈來愈多的話，應該會有傳染病的專責醫院。第三個是診斷的技術、消毒或者藥品的開發，現在台灣有很多人做很多事，但是不配套。台灣生技發展的整個基礎設施，因為要研發SARS新藥，應該會把這些建立起來。比如說台灣根本沒有第一、第二臨床實驗的經驗，中央研究院會請一位非常傑出的人回來，他是華人在美國主導臨床前，及臨床實驗最有名的專家，七、八月會回中研院。

生技業的新藍圖
　　
　上上星期國安會中，陳總統要我跟游院長兩個人，做全民防治SARS的委員會，我第二天就跟游院長坐下來好好分析，不是這樣做的，我要把李明亮推到上位，讓他當指揮官，我則負責協調長期的研究工作，並且請陳定信、賴明詔當副召集人，推動各小組的工作。所以我現在是動腦的人，很多訊息進來，再看哪些事要優先去做。
　問：建立一套基礎設施，有特別預算嗎？
　李：在國科會裡有二十億，是從五百億紓困預算裡面抽出來的。但這次跟以前國科會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是，以前大家只要提企劃案都可以去申請，各自去做。現在不行了，現在是由SARS專案研究小組指導委員會，討論出優先要做的事，就看誰有能力，企業界、學術界大家要合在一起來做。
　問：你就是總指揮嗎？
　李：我是幫忙兩個副召集人（賴明詔、陳定信）做事情的，我是特別助理（笑）。
　問：業者的角色為何？
　李：指導委員會先分析出來，譬如在診斷上我們要走的是哪幾個方向？再判斷現在台灣有哪幾個企業可以進來？如果不能，是不是要跟國外合作？我們現在每天都在討論這個事情，馬上就會有藍圖了。
　陳：我們會先決定有哪幾個方向，然後會公告給產業界有能力的人來參加，因為如果沒有能力，我們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問：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一直受質疑的，就是資源過度分散，沒有整合性的努力方向？
　李：的確，錢都浪費掉了，現在有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整合這些資源。主要是因為有很多很好的人才在這裡，因為他們看得遠，他們在國外都已經走過這段路了，基礎建設需要什麼樣的規格，他們也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