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為什麼愈減愈窮？

　納莉颱風時，景美溪旁新店寶橋工業區，被溢出的溪水淹沒而損失慘重；同樣位在溪旁，隔著一個縣界的台北市景美區卻沒事，原因是台北市築的堤防比台北縣高。
　故且不論築堤治水正確與否，只問新店堤防為何不蓋高點？原因是，沒錢。
　當台灣天災、人禍不斷，人民需要政府協助之時，剛剛出爐的九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卻較上年度縮編2.3％，是民國八十五年以來首次負成長，原因是沒錢。
　「財政學的華格納定理說，隨著一國經濟成長，人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日增，政府支出佔GNP（國民總生產額）的比例會逐漸上升。台灣的現象完全違反定理，」主計長林全指出，九十年度各級政府支出規模佔GNP比例只有22％，比民國七十年代的平均數字還低。
　今年預算的資金缺口五○○九億，是歷史新高。為了應付更長的不景氣，經建會主委陳博志主張，每年必須再多借一○○○億擴大內需。
　為何縮編，為何舉債，小至地方，大到中央，政府紛紛告窮，因為沒錢失去了動能，甚至連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保護不了。

公庫為什麼沒錢？

　公庫為什麼沒錢？從數字來看，台灣的財政窘境，肇因於穩定的稅收來源急速減少。
　以民國八十五年為分水嶺，之前，稅收與經濟等速成長，因此稅收佔GNP比例，即國民租稅負擔率介於17至18％間，與七十年代平均相同。
　但之後六年，卻快速下降五個百分點，到12.7％。若以十兆GNP設算，等於政府在過去六年中稅收短少五千億，相當於三分之一的政府支出。（表一）
　稅收是經濟的一體兩面，近幾年，政府稅收減少與經濟成長趨緩有關。自民國八十年起，台灣實質國民所得成長率就沒有超過8％，近五年，更只在5％上下，而失業率則一路攀高。
　反映在稅收上，自民國八十二年後，台灣土地稅稅收即一路呈現負成長，由最高峰二二二○億，如今只剩下九百億左右。製造業部份，「不景氣，一些廠關閉、外移，企業盈餘、員工所得稅都課不到，」一位財政部國稅局官員解釋。
　十年來，只有減稅，卻不加稅的稅制改革，也是財政窘境的成因。
　林全曾在著作中歸納，這十年台灣幾乎無稅不減。減免的稅目包含契稅、房屋稅、證交稅、牌照稅、遺產及贈與稅各一次；娛樂稅、土增稅、貨物稅各二次；所得稅三次；以及地價稅、營業稅四次。
　其中，對稅收影響最大的兩項減稅措施，一是兩稅合一，一是金融營業稅由5％降到2％，之後進一步降為零。林全估計，光這兩項稅收，國庫一年就損失一千億以上。
　翻開歷史檔案，當初，行政院推動兩稅合一的理由，是為了解決股東重複課稅的問題，避免同一份所得在公司繳了營利事業所得稅，分給股東時，股東又要繳個人所得稅，期待股東在減輕稅賦之後，能增加投資意願。
　金融營業稅減免則是減少金融機構的成本，讓壞帳連連的金融機構得以喘息，避免發生連鎖性危機。
　最近的個案是，九月初，行政院院會通過土增稅二年減半增收，呼應工商界要求，為「垂死」的房地產業者，注入一劑強心針。
　一位主跑稅制十多年的記者認為，相較於早期獎勵投資條例，以租稅為手段，引導資源向策略性產業。這幾年，台灣的稅制是把資源拿來解決問題，丟向問題產業。
　過去，台灣稅制也能積極與長期政策配合。譬如，第一次賦稅改革，是為了籌措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財源。「稅制可以是兩面刀，過去台灣的稅制是積極的，現在則往消極面思考，」她比較。

往消極面思考

　「減稅降低成本，拯救經濟」這樣的邏輯，學界、財政專業人士皆無法茍同。
　一位國稅局官員指出，租稅只是投資環境最末梢的一環，因為做生意是要賺錢，如果能賺得到錢，誰怕繳稅。
　而且與國際相較，企業在台灣各項稅率並不高。根據最新的ＩＭＤ瑞士洛桑國際競爭力評比，台灣平均營利事業所得稅25％，是參加評比四十九個國家中的第三低，僅次於香港16％，比新加坡26％還低。
　在實際企業稅率部份，根據ＩＭＤ調查企業主的主觀意見，台灣是全球排名第一一，稅率不會妨礙企業活動的國家。在亞洲，僅次於香港、新加坡。
　台灣與正在進行減稅的歐美國家狀況也不同。鑽研歐美稅制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孫克難分析，歐美各國之所以要力行減稅，是因為他們的個人所得稅實在太高，讓人不想工作，變成反誘因。以去年的資料來看，降稅後，瑞典的所得稅佔個人所得比率仍高達35.64％，美國也有17.9％。而台灣個人所得稅有效稅率在全球排名第八低，只有3.69％，甚至比香港還低。
　總的來說，根據IMD報告，台灣的國民租稅負擔率是全球第六低，（表二）「台灣現在的稅，不是要你挑幾十斤，只是挑五斤。挪掉已經很輕的稅，邊際效果有多大？」財政學者，現任考試委員陳聽安質疑。
　在國際政治上，台灣民主變成一個只能減稅、不能加稅的畸形個案。政策一面倒向減稅的利益團體，深層的理由，是因為浮上檯面的政治力不平均。

政治力不均衡

　政大財政系教授曾巨威指出，租稅制度更迭，會改變租稅負擔比例。一方減了稅，另一方的負擔相對就多了起來，因此政治性很強烈。正常的民主運作，不同的利益集團能夠被相同的重視，結果比較像是取平均數，沒有一方會完全滿意，但任何一方都能接受。
　台灣的問題在於，民主化後，浮上檯面的政治力強弱有別，有錢人有權，結果自然一面倒。
　租稅正義被扼殺，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國七十八年。那年九月，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將於次年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卻遭到執政黨內立委及幾位分別代表不同工商團體的中常委反對，最後終於不敵壓力棄守。
　繼任者王建e、林振國的稅改主張，也因不見容於當局，不是無限期凍結，就是無疾而終。自此之後，財稅體系官員再也沒有人主動提出加稅建議。
　強勢的利益團體，即使政黨輪替仍牢不可破。經發會中，勞工團體代表只出席就業組，六大工商團體卻彼此串聯打縝密的組織戰，平均分配在五組，發言口徑一致。當土增稅二年減半，遭財經組學者反對列為多數意見，這些團體仍鍥而不捨地在大會翻案，終於，成為經發會後，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第一案，比其他三百二十二條共同意見還快。「政治已經被既得利益者掌控，他有權啊。從前有權的人沒有錢，可以做三七五減租。現在有錢的人也有權，你想動他的地，門兒都沒有，動他的地，他就動你的頭，」王建e曾說，一九九二年，他因推動土增稅實價課徵而辭官。
　與歐美高稅率不同，台灣經濟的反誘因，更多是來自稅制不公。與薪資所得相較，台灣的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土地增值所得課低稅，兩相之下，不僅懲罰薪資工作者、更違反量能課稅的原則。
　拿薪水九百萬的上班族，與擁有股票三百萬、土地價值八百萬的富人相較，在台灣的稅制下，前者要約繳三百六十萬的綜所稅；而後者，若賣掉所有財產後，股票獲利二百萬，土地獲利七百萬，其需繳的稅賦只有證券交易稅六千元，及按公共現值，約四成市價課徵的土地增值稅一六八萬，總稅負只有一六八．六萬元。
　收入同樣是七百萬，上班族的稅率是40％，股票、土地族的稅率只要18.8％。「在台灣要靠股票賺錢才會快，老老實實的薪水族，根本是傻瓜，」一位二十九歲的高科技工程師說，嘗過股票甜頭後，他現在換工作先問配股多少。

先基礎建設，後減稅

　不僅對個人工作意願產生影響，台灣的稅制也影響資源配置。根據財政部資料，從一九八○年到九八年，台灣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已經從二一九一億元，成長到八兆三七七○億元，平均年增率22.4％，遠快於同時期真正投資。
　「經濟的關鍵不在租稅，而是賺錢問題。如果真的要做租稅競爭，必須要先把投資環境做好，讓企業能賺錢，減稅才能發揮作用，」孫克難分析。
　曾經主張放棄租稅減免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比較，歐美能減稅是因為基礎建設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但台灣基礎建設根本不足，怎麼可能減稅？
　若以經發會的共同意見為本，三百二十二項決議，有十八項牽涉到重大財源支出，需要上兆財源。其中收購工業區用地就要七五○億，增加科技預算年成長率到12％，也需要三百億元。
　沒有錢什麼事都做不了，而目前政府財源幾乎到無計可施的地步。九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資金缺口達五○○九億，但預算法規定只能舉債到歲出15％，二五○○億，不足的錢，只好靠挪用歲計剩餘和舉新債還舊債調度。
　「台灣財政已經到不做制度改革，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地步。如果赤字問題不解決，這個國家長期是沒有希望的，」主計長林全說。
　景氣低迷，巨額赤字，愈來愈高的利息支出，台灣現今的狀況，與民國八十二年柯林頓第一次就任美國總統時相似。
　當年，柯林頓承接了共和黨執政十二年後天文數字的國債。為了削減赤字，柯林頓一上任，就提出增加富人與部份企業賦稅，並削減國防、醫療保險和其他項目支出的計劃。80％的新增賦稅落在年收入超過二十萬美元的人肩上，平均每年增加稅賦高達17.4％。
　根據當時《華爾街日報》及美國《商業週刊》的報導，柯林頓削減赤字計劃的最大顧慮，是拖累經濟成長的腳步。但美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對富人加稅，短期內會稍微阻礙經濟成長；但窮人獲利，可能增加消費，赤字縮減，政府不再與民間企業搶資金，長期仍能溫和提振經濟。
　要加稅的過程絕非沒有痛苦，沒有政治風險。柯林頓花了六個月不斷與國會激烈角力與辯論。儘管，折衝後法案的力道縮減許多。他的短期刺激景氣政策也被否決。在國會投票前，他還是在電視上清楚地說明他的政見：只對富人加稅，為的是改善赤字，長期對國家有利。
　「台灣財政真要改革，需要的就是看重赤字、貧富差距這些問題的領導人，」政大財政系教授曾巨威道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