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只能生在民間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百萬人湧上街頭，給高喊民主的學生打氣，但又有多少人，包括學生自己，清楚知道自己到底有什麼和要什麼？曾因天安門事件宣告脫離共產黨而被拘禁的知名大陸記者、作家戴晴，現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究，她由在大陸的壯烈追求民主到在美國平實的體驗民主，以自身的經驗和觀察，深切反省與剖析「中國式民主」。
天安門事件過去四年多了。現在看來，當時最大的訴求─也是百年來中國的仁人志士們最大的訴求─民主，倒也還相當新鮮地縈繞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和各色各樣的腦袋裡。
在中國應該有一個比較合理的非專制的政治體制，這好像沒有人不同意。但這是怎樣的一個制度，通過怎麼樣的過程才能建立，建立之後不但得以延續還能不斷完善，分歧就相當大了。這大的程度，據我從旁觀察和親身體驗，不論在歷史上還是今天，常常到了不惜效仿專制者的種種招式，包括直接借專制之手把不同意見封殺，將不同意見者置於死地的地步。
活了這麼些年，好事壞事都經驗不少，品味來品味去，覺得人生最大的幸福，終究莫過於通過自己的觀察而得到了經得起考驗的結論。
對於生長在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說來，最具誘惑力的題目，也莫過於在這塊道統之下藏盡了貪欲與殺機的土地上，實現民主和與之有關的一切了。不幸「民主」二字不但不像「桌子」、「板凳」一般明確，與「封建」、「資本」、「共產」、「革命」等等或攬新詞、或借老詞所闡發的外來概念一樣，常給望文生義不求甚解者極大的誤解（有著名學者就曾將民主權威地解釋為「不要以為『民主』是當官要為民作主，正相反，是人民當家做主人）。如果這誤解再輔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聽來的故事，故事之上又套著光環，就有些不妙了。
加之今日中國，不知因為壓抑太久還是渴盼過切，不少玩家往往把它解說得太絢爛、太壯烈、太戲劇化，從而也就太誘人──特別能誘惑那些嚮往絢爛、壯烈與充滿戲劇衝突的人生的熱血族，而這批動不動就沸騰的族人，又常常為求一時之逞，什麼都幹得出來，就更讓不相信大餅會輕易從天上掉下來如我輩者，絕不敢放過一個觀察的場合，絕不敢忽略一次請教的機會，就此題目，細細揣摩比較。

民主是協商契約

凡正常地生活在社會上的人，如果沒有什麼非常的事，打亂了他自認為正當的規則─那怕這規則在外人看來充滿了統治者對他的愚弄─他是不會想到「民主」的。
也就是說，民主這事，其實是聚居著的人群由於活動範圍的擴大、活動內容的多樣而出現了衝突，且事關行事準則，不得不相互協商，定個共同遵守的契約。這契約一開始可能非常單純，後來世事複雜了，口說無憑，於是寫在紙上；寫在紙上還有人不遵從，不得不公推一些人出來監督和保護。我們夢寐以求的憲政、民選政府、國家控制的軍隊等，根本道理不外這麼幾條。
如果一人孤身獨處，和誰也不往來，像魯賓遜，如果大家一致遵從古訓，相安無事，像陶公筆下的桃花源；如果個個謙和禮讓，一心為公，像君子國、像原始共產公社；民主這種又繁瑣又麻煩的事本可有可無。
無奈以上的幾種情形，都是最天真、最懶惰和最沒用的人一廂情願想出來的，現實世界的事情實沒那麼簡單，於是，在日漸發達，日漸相互溝通和相互依存的社會裡，民主就顯得很緊迫了。
但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聚居著的每個人必得是個獨立的個體，有著屬於他自己的利益和願望，否則，「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口密度是夠大了，衝突也不少，但一律效忠王公，何曾有民主這種念頭冒出來？
如果覺得春秋離現在太遠，只看一九八九年的北京，百萬人湧上街頭給高喊民主的學生鼓勁，但又有多少人，包括學生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到底有什麼和要什麼？既然不知自己的實際利益在何處，甚至連擁有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利也不甚了然，民主又有什麼要頭呢？
再看近幾年的台灣，如果享有民主權利的人，因種種原因對自己生存的這方土地，尚缺乏明晰前瞻的見識，火爆爆的民主活動，缺少了造福於社會的質樸目的而近於做戲了。看戲固然無妨，但這種看法的代價似乎大了點。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共產黨建政以來，民主二字沒離過口。「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成了典型的讓人弄不清民主到底有還是沒有的歌訣。口口聲聲民主，卻能做到實際操作起來一點協商的影子都不見，也真是共產黨的本事，即便如筆者這種很有些意見想貢獻的人，也自動放棄神聖的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至今。（中國公民有選舉權。我只在十九歲那年參加過一次完全不辨東西的投票，以後的三十年裡，就再沒為這類裝點門面的鬧劇耽誤過功夫。）怎麼回事呢？
大致分析一下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治理的招式，可以知道，堪稱法寶者有三：思想控制、黨指揮槍、全部資源的絕對壟斷。這三項的完成，都有一部血淚史，將其細細道來，已不屬本文範疇。作為一名公民，我可以作證的是，在我成年的一九五九年，它們已全部完成。那麼，在這三法寶鎮守之下，一名公民處在什麼樣的狀況呢？
農民於土地，不但不具所有權，也沒有經營權和生產自決權。也就是說，種那塊地、種什麼、什麼時候種及怎樣種，都不是耕者自己決定得了的。其實，就算他決定了也沒有用，因為所有地裡的產出，都要納入「統購統銷」：政府收購你的出產，說收多少就收多少，說什麼價就什麼價。除政府之外別無買主。
不但所有的米行糧號全部歸公，城鎮居民入口之物，從米麵油鹽到奶蛋糖糕，全部按人口憑票定量供應。當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有所謂票證之外的「議價」商品，但錢從那裡來呢？外幣管制的同時，全國實行等級工資制，並遵從「高就業、低工資」原則，家庭月入僅夠消費按票證所配給。
國家實行義務教育與統一分配，一名畢業生到那裡就職，同中彩一般毫無主動權。區別僅在於公平的原則此刻不起作用了，你的命運操在黨的手裡。人進了「單位」，作為一個個體在社會上所應盡的和應享的，已全部融入國家。
也就是說，你與社會橫向的聯絡是不存在的，你的一切：工薪、升遷、住房、社會榮譽、婚姻……直至可不可以和可以生幾個孩子，犯了事兒判不判和判幾年刑，全取決於你的頂頭上司。而你上司還有他的上司，全能的社會縱向控制一層層上去，直至中央，直至那大權在握的獨裁者。
工廠的情形差不多，因為原料要靠國家配給，產品要由國家分派，賠錢賺錢都歸政府，工人和官員的差別只在於「革命的分工不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若想「上進」，除了聽頭兒的，幾乎沒第二條路；要是觸犯了他，後果可以想像。
在中國大陸，一九八０年代中期，或者說，鄧小平推動他的摸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以前，除了組織在公社裡的農民和組織在大大小小機構工廠裡的幹部工人──永不生锈的螺絲釘們，「民」已所剩無幾。不說剃頭的、補鞋的，就連和尚尼姑，都有宗教局等級森嚴地管著。連一輩子呆在家裡、從沒當過「公家人」的老奶奶們，也別想自由，「居民委員會」屬一級政權機構。
徹底打碎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聯繫，將所有的個體重新組合。這種戰時軍事組織的延續，從形態講，「前國上下一條心」，易於縱向集中統治。就功能而言，以盤剝農民為主要手段的社會主義家業累積，則非此莫屬了。
或許可以這樣來概括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在「槍」、「筆」這兩桿子威迫下，以對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源的絕對壟斷為本，斷絕社會上除縱向控制之外一切橫向、多方位、多層次的聯絡，將構成民間社會的基本要素掃蕩殆盡，全民心悅誠服於「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是無民間社會的「民主」政制的最根本特徵。
如果一九八九年聚在天安門的那批激進派，獲得了他們心目中的成功，喊得震天價響的「民主」，也躲不掉這一格局。

個體意識覺醒

如果這類「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結果是國泰民安──那怕僅僅是表面的和暫時的，毛澤東時代也還捱延得下去。無奈這種以摧折絕大多數人的創造力為特徵的政治，結果必然是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不變是不可能的。果然，毛一死，變就開始了。而且是由共產黨號召、共產黨推動，在共產黨制下打亂共產黨全部建樹的變。
沒人說得出這是一個天才的、還是一個低能的決策。總之，似乎是，在幾句樸質到不能再樸質的農民式的大白話（「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下邊，沒有綱領、沒有號召、沒有計劃、沒有組織。每個想動動的人都可以動動，至於為什麼動、怎麼動和動成什麼樣，完全看自己的悟性乃至運氣。動的結果麼，悲歡離合大起大落的故事，幾年也說不完，對主人公的品行與事件結局的評價，不但眾說紛紜，甚至尖銳對立。
但有一點是無人能加以否認的，這就是原有的、由他們自己「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精心結構的縱向統治日漸鬆動，原有的上下聯結日漸脫斷，專制者以原有的方式控制社會已日見不支，有的簡直就成了笑柄。被壓制的個體意識覺醒了。當這意識不僅僅停留在學術與理性思索層面，而是有了一定的經濟依憑，甚至開始付諸行動的時候，被打散了的民間社會，終於在中國這塊很相宜的土地上，在日見散掉了的「社會主義大廈」的瘡口與裂隙中，悄沒聲兒地長了起來。
如果讓它就這麼悄沒聲兒地，或者有意無意施點水肥地長上幾年，景象可能頗為可觀了。不幸與這同時長，甚至長得要猛一點的，是一些對民主有著隻字片言的了解，人前人後以「五四」精神繼承人自詡，內心深處卻巴望讀書做官的「知識份子」，外帶他們走到那兒賣到那兒的民主渴求。
我之所以從不把天安門事件稱做民主運動，而把它看做是一個挫折，一個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挫折，就是因為，對於民主政治不可離之須臾的土壤──民間社會的生成，它所起的，是負面的作用。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六四」鎮壓最可見的成果是：封掉了幾十份最好的報紙雜誌；罷免掉一批最優秀的官員；十年經濟改革好不容易開端的意念與價值標準多元化的局面腰斬。而這些，本會在大陸關鍵的轉型期中起到既安定社會，又使社會轉型不可逆轉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成熟的民間社會

成熟的民間社會是民主政體的先決條件，這一社會愈發達完備，民主制就愈臻完善，這已是一個在學界討論的很久，並取得了一定共識的命題。問題是，在中國，成熟的民間社會意味著什麼。
首先，毫無疑問，獨立意識和意志自由。問題是，當了幾輩子「臣民」和「工具」，習慣於長幼尊卑有序，再加上共產黨貫徹了幾十年的階級成分劃分，這意識從何而來？
黃仁宇先生認為，必須從技術著手，建立以商業條例為基礎的新秩序，使各種經濟因素得以公平自由交換。但，這經濟因素是什麼，又從那裡來？這不由得不讓人想到私有財產神聖和個人權利的法律保護。先不說大陸的有產者不會在一天之內從石頭裡蹦出來，只說蔣中正治下的中華民國，自一九二０年代到一九七０年代末，以上兩項，起碼在名義上並未剝奪，台灣稱得上具有一個成熟的民間社會了嗎？
一般說來，總是政客們的大起大落最惹眼，青史留名的，也大抵是這些人。殊不知，一點點聚積著的，正是那些如工蜂螞蟻般的平頭百姓。最近看台灣的電視新聞，很要耐著點性子：討論期貨交易的細則，追述地方官吏薪俸提升……每個細節都窮追不捨，爭來爭去。
就節目而言真是不很好看，特別對我這種非利害攸關者。但民主政體的要害：秩序和制度，不就得這麼一點點磨出來了麼？這同時也是一個反證：商業秩序、民主制度的建立，實在不如在廣場上樹起一尊民主女神一般浪漫有趣。
與這些點滴的健康因素同時生成，並且更熱鬧地在民主化的台灣政治舞台上呈現著的，還有幾齣大戲。對這幾齣，筆者作為關注台灣社會的局外人，實在不敢恭維。扼腕長嘆之餘，不禁想到兩個世紀以前，英國的克倫威爾首相的故事和當前正上演著的菲律賓的故事──不成熟的爛民主不僅會製造專制者，也會毀掉一個安定富裕的社會。
今年夏天，曾在一個討論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的會議上，與前蘇聯社會學家有幾次碰撞。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理想加以試驗，終以幾億人的犧牲作為代價而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此，蘇聯徹底認帳；中國共產黨嘴硬，正給自己找麻煩。舊體系解體，新體系不能憑空架在那兒，總要有所依憑──民間社會的生成和成熟，並成為新體系的基礎，雙方也沒有異議。問題是，它如何開端。
戈巴契夫綱乾獨斷，從上層推行政治改革之初，很讓中國的改革愛好者們高興了一陣子。當葉爾欽嫌他瞻前顧後、拖泥帶水而自己跳上前來，更令觀者痛快地大幹起來之後，很讓人替他捏一把汗──你的依託在那？還句話說，新俄羅斯民間社會的雛型還未見，前蘇聯社會學家說，你不幹，它打那兒來？沒有現政權一個接一個的新政策、新法令，百姓怎麼動？在他們的理想中，民間社會的形成，如果不說主要靠，在最初也是要靠政治菁英自上而下地設計的。
在中國，有人把鄧小平稱做「改革的總設計師」。時間一年年過去，中國大陸一天天變化，這句話看起來已經愈來愈不像阿諛奉承之詞──沒準兒他口上說「摸著石頭」，心裡對這河的深淺緩急是有個大數的。
雖然在法國迷上了足球和橋牌，鄧小平骨子裡還是中國人。，信奉天人合一，信奉瓜熟蒂落。他一口咬死經濟改革，咬死「經濟這個東西，是一切理由中最大的理由」，無論來自左還是右的攻擊，一概不理。他甚至不提中國的社會變化和這變化將導致的一切，也不許別人提。但是，在大陸那廣闊的國土上，民間社會就那麼一點點地長起來了，雖然長得荒腔走板、長得險象叢生。
比較蘇聯和中國大陸，今天看，在轉型過程中，中國人受的皮肉之苦少一點。至於那種方式更易於民間社會的生長製作成熟，從而更順利地渡向合理政體，我以為，目前尚無定論。在俄國，本代人可能要付出較多的犧牲，以後的步伐會日漸輕鬆。中國雖背負沈重的包袱，無疑處在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時期。
如果這局面再度被糟蹋掉，就像二０年代和四０年代那兩次一樣，根源恐怕還在那朝野兩造大小政客們。認為只要自個兒上台就意味著正義民主，成了他們大張撻伐確定不疑的藉口。這情景下，有誰能涓涓滴滴滋養民間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