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輪盤翻轉新世局

冷戰結束降低了核戰的危險，東西歐巨大的發展差距卻加強了民族對立的仇恨。國際列強將如何重新調整全球戰略布局？這些動作，如何順著中歐、蘇聯、大陸的地緣政治弧線衝擊台灣？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震撼了中國與世界。國共兩黨曾爭相「以俄為師」。共產主義思潮和民族獨立運動席捲全球，造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持續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對峙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
然而，蘇聯一九九一年三日政變的流產和蘇聯帝國的突然瓦解，迷惑了世界與中國。

蘇聯的教訓

難以置信的是︰蘇聯這樣一個嚴密的共產集權體制怎麼會產生戈巴契夫這樣一位結束冷戰的「和平天使」和瓦解專制的「民主鬥士」？龐大的紅軍和可怖的KGB（安全系統）築成的鐵幕怎麼可能在一夜間自動出局？戈巴契夫大膽的開放政策和民主化措施為何未產生任何經濟的奇跡和社會的改善，反而導致空前的經濟惡化和秩序瓦解？
西方媒介在歡呼俄國革命（實質是反政變）成功的時候，對蘇聯帝國瓦解以後的「世界新秩序」憂心忡忡。中國執政者在幾十年的宿敵突然塔台以後，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迷失了方向。中國的民眾對蘇聯的變局亦喜亦憂對中國政局的演變更感到前途難卜。
歷史事變引發的激情之後值得深思的是：蘇聯的劇變究竟是改革失敗的教訓還是革命勝利的經驗？中國和蘇聯改革殊途異歸的原因是什麼？蘇聯帝國的瓦解可能給中國人（包括大陸、台灣、香港、西藏、和海外華裔）帶來怎樣的風險和機會？中國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定位在何處？

蘇聯改革為何失敗？

蘇聯和中國大陸一樣，任何有現實感的政治家，在六十年代新的工業革命浪潮急遽拉大東西方的技術、經濟差距面前，都不得不對僵硬的集權計劃經濟進行改革。
就此而言，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赫魯雪夫、安德洛波夫的調整，分別為鄧小平和戈巴契夫的改革開路。
應當承認，作為「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在蘇聯共二十大首先批鬥史達林，在此大會中俄共道度允許批評聲音出現）的戈巴契夫，在政治上比老一代共產黨領袖要現實和開明得多。
他上任六年之間，在許多傳統禁區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肯定斯大林到為斯大林制造的冤案平反；從攻擊沙卡洛夫那樣的持不同政見者，到容忍沙卡洛夫在議會上當眾批評他獨裁；從否定多黨制，到正式在憲法中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從千方百計壓制葉爾欽對他的挑戰，到公開和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爾欽作合作。

明君？叛徒？

對久處於家長制傳統下的中國人來說，戈氏幾乎是民主改革的理想人物。但人們往往忽略未經戰爭洗禮沒有強人根基的第三代共產黨儲君，和歷代皇朝一樣，領袖左右局勢的實權和承擔政策失敗風險的能力和開國君主不能相比。就此而言，戈巴契夫僅是順乎潮流的「明君」，決非共產帝國的「叛徒」。
戈巴契夫失敗的悲劇不僅在於史達林帝國擴張造成的民族悲劇要他「子還父債」，還在於蘇聯政治教育的「愚民政榮」，不像中國儒家那樣造成「愚君」效果。
戈巴契夫的改革顧問抱怨：戈氏搖擺不定的內政缺乏起碼的現代經濟常識。蘇聯在戈巴契夫治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結果都是失大於得。
蘇聯經濟從停滯變為負成長。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去年下降八，今年上半年又下降了一二。主要出品物資石油輸出去年下降二○，財政赤字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二○％。盧布官方兌換率的迅速貶值，使蘇聯按人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從原先估計的五千美元，降到兩千美元以下，最近表面值僅值一百美元，成為比印度還窮的國家。
蘇聯的國際地位亦一落千丈，從威震世界的兩強之一，淪為向西方討麵包的乞丐。戈氏要求西方援助的數目高達每年二至三百億美元的天文數字，蘇聯經濟已在破產邊緣。相形之下，中國大陸八○年代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一二％，一九九○年對美貿易順差達一○四億美元。

計劃經濟中蘇有別

蘇聯經濟改革的失敗使保守派捲土重來。雖然政變流產導致蘇共的終結，但號稱俄國革命的事實本身就標誌著戈巴契夫預期的政治改革的失敗。15個加盟共和國、二○個自治共和國紛紛宣布脫離中央的控制，民族衝突升高到內戰的邊緣。犯罪率空前增加，行政系統近乎癱瘓狀態。
我們不僅要問蘇聯改革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比較蘇聯大陸政治經濟改革的異同，可以得出哪些啟示？
客觀說，蘇聯和大陸經濟改革的巨大差異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第一，蘇聯和中國的經濟體制大不相同。蘇聯工業人口佔八○％，工業生產的六○％以上與軍事有關。蘇聯實行嚴格的中央計劃經濟和專業化的勞動分工。產品價格從二○年代固定至今，一切協調由中央各部進行。因此一旦中央計劃機制放鬆，又無巿場機制取代，產品的運輸、分配、和銷售的基礎設施便無法運轉。蘇聯豐收之年出現食品短缺的怪事，因為四○％的農產品都糟塌掉。進口額恰等於浪費的數量。
中國八五％是農民，地方國營和合作企業又在工業中佔很大比重。加上中國行政人員的教育水準低，通訊設備落後。所以除了少數尖端國防例如核武器和空間武器的研制可稱之為計劃經濟之外，巨大的地區差別和事實上的地區自主權使大陸空有計劃經濟之名，僅有調撥經濟，取富救窮之實，這給區域巿場、私營和合作經濟以巨大的發展空間。大陸在文革時期各級政府一度全面癱瘓，但經濟局面遠比蘇聯今天的狀況為佳，這說明民間社會等未像西方想像的那樣為共產制度所剷除，只是改變了互助的形式。十年改革經濟多元化的結果，造成國家財政依靠民營和鄉鎮企業上高的利潤，來補貼賠錢的國營企業。這種局面使「六四」悲劇之後，保守派也無法扭轉經濟改革後經濟權力分散和多元化的趨勢。

私有制的辯論

第二，史達林把俄國的資產者從肉體上消滅，連富農都不復存在。蘇聯七十年的計劃經濟使得從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到普通民眾都喪失了巿場經濟的常識。戈巴契夫上台頭三年的經濟改革浪費在勞而無功的反酗酒運動上。
看到大陸農民包產到戶的成果後，戈巴契夫到一九八八年七月才建議把地租給農民耕種。然而遲至去年年底，人民代表會議還在辯論是否用公民投票來決定土地的私有權，此時基本食品迅速從商店貨櫃中消失，使戈氏改革信譽大減。
第三，大陸九七年開始改革時，中共掌握政權僅三十年。毛澤東時代倖存的老一代資本家如榮毅仁、王光英又得復出傳經授道。香港、台灣巿場經濟的成功，成為大陸學習建立巿場機制的捷徑。沿海經濟特區的設立，香港、台灣資本在大陸的廣泛投資，不但加速了大陸官民學習巿場運作的過程，而且建立起大陸產品進入國際巿場的管道。
「六四」之後，大陸官方一面強化意識形態教育，一面極力吸引國外投資的輸入，混合經濟的發展，已成為大陸經濟的基調。
相比之下，蘇聯拖到一九九○年十月才允許外資，而三個月之後又在反對經濟犯罪的名義下，戈巴契夫親自授權ＫＧＢ和警察可以插查私營企業，包括剛剛開始的外資和合資企業在內。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使政府經濟政策的信譽掃地。

指令經濟和市場文盲

更糟的是，自命為改革派的戈巴契夫、葉爾欽和政府官員的行為，和習慣於指令經濟的長官意志並無二致，而和巿場經濟運作的慣例背道而馳。
巿場經濟的生長是民間自由創造的產物，政府只充當調節的責任。鄧小平承認農民包產到戶的創造，只是將既有現實合法化而已。趙紫陽的經濟決策，大量依靠青年經濟學家的調查結果。大陸改革「摸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比迷信任何經濟學家的紙上談兵有小得多的風險，因為歷史上並無計劃經濟如何轉化為巿場經濟的成功經驗和成熟理論。
相比之下，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以一道道總統命令來推行經濟改革，和巿場經濟運作方式正好南轅北轍，也讓行政官員手足無措。蘇聯經濟運行的癱瘓，戈氏的朝令夕改，脫離現實，可能是比中層官員抵制更為重要的原因。
蘇聯經濟學家制定的幾個巿場化計劃，包括著名的五百天計劃，是在戈巴契夫命令下，由一位經濟學家在一個月中起草出來的。計劃不提任何可操作的關鍵措施，卻企圖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走完其他國家十幾年、以至幾十年建立基礎設施的過程。其經濟計劃制定方法及立法過程之荒謬，在蘇聯以外的國家難以想像。

極化政治和民主陷阱

戈巴契夫上台之初，推行的是安德洛波夫式「體制內的改革」，包括給予企業更多的自主權，強化工人紀律，反對官吏腐化等等。但在經濟效果上不僅毫無起色，而且一九八六年世界油價大跌的危機使蘇聯的財政狀況急劇惡化。
有趣的是，戈巴契夫和毛澤東一樣，傾向於把濟問題歸罪於政治原因。戈巴契夫在經濟惡化的背景下，不僅不在政治改革上小心從事，反而連連出擊。
他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借核電站事故之名，推行開放（glasnot）和重建（perestroilca）政策，開放新聞的公開批評、議會的公開辯論。一九八七年更推行無記名投票的多候選人制選舉，公開號召工人起來反對抵制改革的官僚。戈巴契夫顯然希望用一面倒而非多元制衡的「政治民主化」來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
不料事與願違。戈巴契夫這些早產的民主化措施惡化，而非改革了經濟發展的環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應一九九○年七月七大西方工業國首腦在休斯敦高峰會議上決出的要求準備的蘇聯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戈巴契夫革命性的公開辯論，暴露了經濟的惡化，製造了不穩定的情緒，動搖了早先取得成就的信心。報告具體分析了蘇聯在開放政策下經濟惡化的重要案例。
例如，核電站事故詳情披露之後，環境保護運動的高漲迫使不少工廠關閉，並阻止新的工廠開工，惡化了經濟危機。開放政策使壓制彌久的民族矛盾公開化。激烈的民族主義分子中斷生產、阻斷運輸，造成許多地區供應的癱瘓。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維持起碼的國計民生。
戈巴契夫在電視接見上支持礦工工人的罷工，使政府失去對總體經濟的控制。在生產下降、物價上漲的情形下，失去控制的工資增長和福利增加，使財政赤字惡化到政府崩潰的邊緣。財政危機又進而引發中央和加盟共和國之間爭奪稅收控制權的政治危機。到一九九○年戈巴契夫宣布引進多黨制時，各加盟共和國已紛紛宣布獨立或主權，以維護日益艱難的地方財政了。

選舉豈是靈丹妙藥

貧窮是極端主義的土壤，溫和是富裕社會的產物。民主選舉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希特勒就是在經濟危機時機經過合法選舉上台的。戈巴契夫本人在政治上力圖走穩健的中間路線。但急於改變現狀的蘇聯民眾，很像大陸文化革命後期實行的大民主那樣，往往投票給口號最激進而改革最危險的政客。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競選，政治家只要偏離中間路線稍遠就會大失選票。為什麼同樣的運作程序會導致這樣不同的傾向呢？

多元化才是前提

我的觀察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多黨制是建立在多元化的經濟基礎上的。不同的政治家代表不同的經濟利益集團。因而議會制民主實質上是許多利益集團相互制約，尋求妥協的工具。資源和利益的分散使溫和穩健的政治路線容易取得議會的多數，但對大改大革也設下了極大的困難。但不發達國家的黨派競爭，民主往往成為排除對策、獨佔資源的手段。所以無產階級的民主往往是內戰和無政府狀態的前奏，而中產階級的民主、甚至貴族內部的民主，能產生某種妥協的秩序。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業者如暴發戶只能有短期的投機行為。
「多元化」而非「多黨制」才是民主的核心，政治民主化必須以經濟多元化和社會全面發展為前提。蘇聯和台灣開放黨禁的經驗和開放股票巿場的經驗相似︰寧可慢些，才能穩些。因為民主運作和巿場運作一樣，領導人和民眾都需要一個漸進的學習過程。獨裁制度是危險的，一旦民眾的憤怒衝破高壓的堤坊，社會就會有玉石俱焚的慘劇。激進民主也是危險的，沒有政治經驗的民眾會為盲目的情緒所左右，掉入社會脫序的陷阱。漸進的改革往往比突進的革命減少許多不必要的代價。

蘇聯帝國瓦解以後的世界格局

南斯拉夫的內戰和蘇聯帝國的解體，使二年前歐洲一體化樂觀情緒大打折扣，而一次大戰前民族衝突的幽靈又在歐洲的上空徘徊。
冷戰的結束降低了核戰爭的風險，多極化的政治卻使地區衝突難以控制。即使東歐和蘇聯各共和國能度過危機，逐漸納入混合經濟的軌道，東西歐巨大的發展差距也可能刺激民族主義的高漲，地區保護主義的抬頭，甚至產生新的社會動亂的溫床。
東歐和蘇聯一黨專政的結束表明危機和戰爭中產生的列寧主義政黨的結束。但是商業社會的異化，貧富差距的存在，使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在工業發達國家的新興工業國家（包括新馬克斯主義思潮在解嚴後的台灣迅速傳播），成為藍領工人和從事信息生產的知識階層對抗資本家和管理知識階層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復活

東、西歐淘汰掉腐化官僚和工人貴族的殘存社會主義者把共產黨的體制紛紛轉以社會民主黨的形式存在或發展。國共兩黨將來以領袖為中心的集中制度早晚難以為繼。但如日本自民黨那樣公開允許黨內派別的競爭不失為一種可能的出路。政治基金會的紛紛出現，表明國民黨已向此方向發展。

歷史的終結

蘇共的瓦解可能只意味著擴張帝國的結束，但並不預示著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兩次大戰後西方國家推行的福利政策實質上吸收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從而形成「人道面目的資本主義」。八○年代起社會主義國家吸收巿場經濟的努力和擴大政治民主化的幅度，也使集權的社會主義向「人道面目的社會主義」轉化。要說這兩種由對抗到共生的趨勢為「和平演變的話」，其終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而是一個多元文化混合經濟的發展時代。

區域競爭和列強格局

蘇聯帝國威脅的減弱、日本經濟技術能力的增長和美洲非法移民的困擾，都會使美國進一步減少在全球承擔的軍事和經濟義務，更專注於本國和美洲經濟地區的發展。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將使北美變成一個類似西歐共同體的區域巿場。日本產品將遇到日益升高的壁壘，亞洲新興工業和大陸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在美洲巿場上將遇到墨西哥廉價勞工的強力競爭。長遠看來，東亞和澳洲地區將被迫減少對美歐巿場的依賴，而發展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合作。
區域經濟的磨擦並不能排除軍事衝突的風險。中東戰爭之前，美國戰略評論家認為冷戰之後，將是美、日、德三極的世界。西歐和蘇聯都對統一德國的潛力深具戒心。中東戰爭和蘇聯瓦解以後，地處中歐的德國位於東歐動盪的干擾和東德經濟更新的負擔，歐洲的前景處於不明朗的階段。則只剩下日本成為美國頭號的經濟對手，中東仍是主要的戰亂溫床，蘇聯成為世界第三個不安定的發源地。所以對蘇聯經濟的援助到什麼程度才能既防止蘇聯動亂演變為新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又不讓復興的俄國經濟成為比往日更強大的對手，就成了目前美國外交政策爭論的焦點之一。
季辛吉原先反對援助蘇聯的新馬歇爾計劃，蘇聯政變流差之後又改變原意，建議西方大規模投資蘇聯的基礎設施和能源開發，以減少西方國家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很清楚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取代共產主義構成對西方的主要威脅俄國政治的穩定和經濟上納入世界巿場體系是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的。

中俄互動的影響及中國的世界定位

東歐政權易手和蘇聯瓦解之前，中國大陸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由於美蘇合作而大為降低。「六四」悲劇和中美貿易磨擦更加惡化了中國政府在西方的國際形象。然而南斯拉夫和蘇聯的民族衝突和東歐經濟復甦的緩慢，相對提高了東南亞和大陸投資環境的地位。無論經濟上對抗日本的經濟擴張，還是軍事上防止俄國民族主義的再起，中國都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伙伴。
所以雖然大陸的宣傳機器大唱對抗美國「和平演變」的反調，來緩解黨內的矛盾，從事黨派競爭的美國議員以人權和貿易問題進行回擊，以爭取明年總統大選的選票，但是美中關係的緩和將會因蘇聯不穩定的存在而增加，假如中共首腦不重犯毛澤東「既反美又反蘇」的戰略錯鋘的話。因為中國需要美國的資本和技術，美國需要中國地理政治的優勢。國際財團既希望改善人樣、訊息開放，也希望政治穩定，才有良好的投資環境。
這種國際公認的慣例和「和平演變威脅」的神話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的世界定位

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美、日、中的三角關係將極大地影響太平洋區域的三角關係。西歐共同市場的成長，是以法德軸心對抗英美特殊關係的產物。將來太平洋盆地經濟是以美日、美中還是日中為軸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能否改變民族殖民主義的意向。數量上，日本、台灣和大陸的投資和貿易額超過美國。但是只要日本不對亞洲國家開放巿場、減少貿易出超、轉移高級技術，則美國仍會是大陸在經濟發展中的主要伙伴。
美國甚至有人預測日本將是美國下一場戰爭的對手。所以日本未來的走向是繼續自我中心的經濟擴張，還是分擔美國對不發達國家的義務，將密切影響中國在全球戰略上的定位。
可惜的是，中國人雖然已具世界強國的潛在地位，但台海兩岸的領導人和知識界極少具備像美、歐、蘇、日那樣的全球眼光，內爭的注意力移轉了對外部世界的關切。
大陸對外政策四十年間的大幅搖擺，往往受內部派別鬥爭的左右而成為沒有長遠國策、不重國際信譽的世界奇談。希望下一代的中國人能對世界事務有深刻的理解，中國方有可能和工業化國家形成穩定的夥伴關係，並成為後冷戰時代中和太平洋經濟區中舉足輕重的一極。

經濟互補

中俄關係是影響中國大陸安全與發展的首要因素。如果俄國真正放棄軍事擴張政策，則中俄經濟有許多互補的之處︰俄國富有資源卻缺少勞力，大陸正好相反。如果俄國在心懷戒備的東歐及中歐國家的抵制下不能平等地納入西歐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則東亞經濟共同體，包括蘇聯的亞洲地區、中國、日本、和朝鮮將可能成為全球新的經濟發展中心。
如果蘇聯的中亞各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並採取和回教國家結盟的西向政策，則短期內可能會影響新疆地區的穩定，但長遠看不會構成重大的威脅。因為土耳其和俄國都力圖加入富裕的歐洲，謀求經濟的發展。中東戰爭中庫爾德人謀求獨立的運動得不到任何超級大國和中東強國的支持，恢復「土耳其斯坦」的希望微乎其微。
印度本身亦受民族和宗教衝突的困擾。沒有蘇聯作印度的後盾，印度較不會和中國重開戰火，西藏獨立的可能甚小。
冷戰結束，台灣早不具備反共基地的戰略價值。美、蘇、日都不會為台海地區和平穩定，但不會為台獨問題捲入中國的軍事衝突。所以中共和國民黨都不必重視台灣獨立的派別活動，而因此妨礙兩岸的經濟交流和發展。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多半是不願意像南斯拉夫那樣自毀百年來難得的發展良機的。

以全球眼光看中國

歷史上，中俄關係的互動是中俄兩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的確大大鼓舞了中國恢復民族主權的信心。中共經濟改革的進步，也對蘇聯政治、經濟改革的取向發生重大影響。蘇軍在東歐和蘇聯政變中的克制態度，顯然接受了中國「六四」悲劇的慘重教訓。
蘇聯改革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將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有深遠的影響。蘇聯黨和軍隊的制度化是蘇聯穩定最重要的成就。蘇聯政變與反政變傷亡人數之少是令世人驚奇的。蘇共領導人與蘇聯知識份子的全球眼光和大國氣度，亦值得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學習。
雖然俄國人做生意的精明不及中國人，但他們的文化教養、思想深度和科學水平，遠在中國之上。
長遠看，可能成為比日本更為強大的競爭對手。雖然沒有任何大國甘冒核子衝突的風險來支持中國內部的分離運動，中國領導人仍應汲取蘇聯由於內部離心而瓦解的教訓，反省幾千年來以大漢族文化為中心的民族政策。（作者為德克薩斯大學普里高津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