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員朱高正：制度合理，企業就有素任感

「長榮案」的發生，不能太用道德眼光來看它，歸根結柢，是制度的問題。
如果制度健全，政商關係可以納入規範；如果制度合理，有責任感的企業家就會留下來發展。
企業與民主政治，其實是密不可分的。檢視英國代議民主制度的產生，就是因為自由主義興起，介於貴族與農奴之間的工商階級崛起所致。因此，政商關係發生在代議制度裡，是極自然的，因為政治涉及財經政策，攸關工商界的利害，工商界自然就涉入政治。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者密利邦曾說過：「資本家不管理國家，但他們操縱國家。」事實上，政治人物就是資本家的代理人。
因此台灣會發展政商關係，也是極正常的。問題是，如何讓所有的企業享有均等機會，參與與他們利益相關的決策？又如何讓與工商階級不同利益的團體，也有相等機會參與決策？
「長榮案」所引發企業與國會議員結合的問題，是可以納入規範的。德國的做法，就是「政黨制度化」，把政黨視為經營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制度。德國的做法，是「國庫通黨庫」，但德國的「通」法，和現在台灣完全不同：
第一，由國庫補貼政黨選舉經費，只要得票超過五％的政黨，每票補貼五馬克（約新台幣一百元）。如果一個立法委員得八萬票，可得八百萬新台幣的補助，只要不買票，競選經費絕對足夠，議員對企業的依賴便會減低。
第二，政治捐款可以獲得所得稅扣抵。一年在二萬馬克（約新台幣四十萬）之內的捐獻，不公布損贈者姓名；超過二萬馬克，政黨要公布捐款人姓名。如果政黨替大額捐獻的企業說話，選民可以利用選票制衡。
第三，由國庫按國會席次比例補貼政黨，成立非經濟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提出與一般選民有切身關係的公共政策，例如國際戰略、交通等。政黨能提出越好的公共政策，就有愈多的選民支持，如此，席次愈多，補貼愈多，與企業不同利益的選民，才會被照顧到。
透過這種自然平衡的制度，才能使政商關係上軌道。法令制度透明化，企業才有遊戲規則可循。目前政府法令最不合理的，主要在於行政命令。我曾提出質詢，要求行政院制定「行政命令程序法」。透過這個法令，如果行政命令不合理，企業可以透過聽證會的舉辦，要求政府修改行政命令。但是，行政院遲遲不肯接納，於是，對不合理的行政命令，企業也無能為力。這樣不健全的制度，企業能不尋求別的途徑來解決或是放棄在台灣的投資嗎？
法令適時修正，主要關鍵還是行政院，立法院所能做的，是健全運作，監督行政院。偏偏立法院第一次當選的立委又多過有經驗的增額委員，變得沒有倫理可言，亂成一團。明年立委選舉，還要增加名額，新科立委人數更多，未來的狀況，實在不樂觀。
這件事給我的另一個感慨是，「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真的該停止了，再彼此互揭瘡疤，只會傷了大眾對民主政治的期待（林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