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家都「被中國經濟霸凌」　5個例子看懂極權中國與民主的「終極矛盾」

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皆指出，我們應該把「政治」與「經濟」視為兩個互相影響的體系。前述「中國經濟好轉之後，將走向民主」的推論，似乎把「政治」體系想像為柔軟可塑的，而經濟生活才是硬道理，所以預測政治體制將隨經濟活力而改變。

這種幻想不但完全不了解中國共產黨，也低估了實際政治鬥爭運作的複雜度。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的蘇聯解體，背後或許有經濟因素，但也有諸多歷史機緣巧合。例如，假若當年的蘇聯領導人不是戈巴契夫，而是普丁、鄧小平、金正恩、習近平之輩，那麼歷史很可能會重寫，蘇聯未必會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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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仔細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運作，恐怕大多數人會同意：中國的政治極權體制是「僵硬」的，絕非柔軟可塑；中國反而是經濟體制柔軟而有彈性，弄出一個他們稱為「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政治僵硬、經濟柔軟的中國體制，是一個與西方民主社會相容的體制嗎？在全球化之下，中國與各個民主國家都有許多經濟互動，那麼這些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動，都不會產生扞格嗎？民主國家的經濟體制與極權中國的經濟體制，有沒有什麼根本的矛盾呢？我認為，這些經濟運作面的可能矛盾，是傳統做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所忽略的、沒有掌握的，需要好好檢視。讓我從幾個不同的面向予以解說。

極權必須控制網路，卻必然導致不公平市場准入

例一：中國是全球網路管制最嚴的國家，依美國貿易總署（USTR）的統計，中國大約封鎖了一萬多個商業網站，所有14億人都無法連結上這些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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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路封鎖當然是極權統治的手段，阻斷人民訊息、避免人民串連、方便北京以單一資訊洗腦等。但是這個極權政治手段，卻無可避免地產生中國與民主國家之間商業競爭的矛盾。

如眾所周知，美國3.5億人都可以自由上網，所以都能連結上阿里巴巴或是淘寶網站購物；但是中國由於網路封鎖，14億人都上不了美國的亞馬遜平台購物。這是非常明顯的「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不公平，當然是不公平商業競爭。這個經濟不公平競爭的源頭，就是中國極權體制必然要執行的資訊封鎖。

不只美國，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韓國、英國、台灣等，中國14億人或則無法連上該國電子商務網站，或則連結速度超級慢。但是，德、法、加、日、韓、英、台要連上中國的阿里巴巴，卻完全沒有阻攔，連結速度非常快。所以，極權中國的網路封鎖，造成中國與所有民主國家電子商務競爭市場准入的根本矛盾。在可見的未來，電子商務的營運量將會越來越大，因此前述電子商務方面的矛盾也會越來越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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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民主國家都曾經在WTO對中國提出質疑。但是中國堅拒改變，不只因為他們想繼續不公平的商業利益，也是因為開放網路會危及共產政權的執政利益。這是極權國家體制與民主開放市場在經濟競爭上的第一類矛盾。

黨國體制下政府補貼的不公平競爭

例二：美國、歐盟、日本在2018與2020發表過兩次「三邊宣言」，針對中國政府對企業的補貼提出指控。《日經新聞》報導曾經指出，有90%的中國企業曾經獲得國家補助，而國家總補助金額每年約為全國股利總額的百分之五，相當龐大。

在民主國家，大家唯一能接受的政府補貼是農業。各國農業或基於糧食安全、或基於地貌維護等理由，而容許若干政府補貼，但是農業補貼只能對內照顧選民利益，不能靠補貼鼓勵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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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製造業，補貼若違反WTO的《補貼及平衡稅措施》（Subsidy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CM），是會受到制裁的。對於科技產業，民主國家可以容許補助「沒有特定廠商獲益」的上游科學技術研發，或是容許對中小企業研發創新支出給予小額補助，但是不可以直接把經費灌進個別大型公司。如果民主國家的公務員這樣做，那就是「圖利他人」，會受刑事追訴。為什麼補助中小企業的規範比較鬆呢？那是因為中小企業幾乎沒有國際觸角，補助中小企業只是「國內政治」，不可能造成國際競爭的不公平，也就沒有違反SCM的疑慮。

但是對極權中國而言，他們是「以黨領政」；只要共產黨說可以，沒有任何政府補貼不可以。

他們在2015年大剌剌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就明列了十個高科技產業，而且都有帶頭的廠商（例如發展資通訊5G的華為），也明列應予配合、補助的地方政府與發展特區；這些都是國家支持特定大公司，與民主國家截然不同。

由於中國科技企業背後有強大的黨國補助，當然就形成其與西方民主國家「依法行政、禁止圖利私人企業、只能補貼沒有特定受益對象」的科研等補助規範相扞格。這樣的競爭，形同「中國舉國支持的公司」（如華為）與民主國家單一公司（如Qualcomm）相競爭；這當然是非常不公平的競爭。可是追根究柢，這裡的經濟競爭矛盾，其實是源自中國「黨做什麼都可以」的黨國體制。只要中國維持一黨專政、全無制衡，他們就沒有真正的「民間企業」，所有全球體制下的經濟競爭，就不可能是公平的，也必然會產生矛盾與衝突。

黨國體制下問責對象的扭曲

例三：2020年8月6日，美國總統川普下令其證券主管機關，要對在紐約及那斯達克上市櫃的公司加強透明度查核，以保護美國投資人。新聞報導指出，川普雖然沒有點名，但是所指涉對象就是中國公司。中國公司究竟與民主國家的證券法規有什麼牴觸呢？

其實所有民主國家關於上市櫃公司的規範都大同小異：由於上市櫃公司是向社會大眾募資，因此這些公司有義務要把公司財務狀況向社會大眾透明揭露。不但要揭露，而且公司帳務處理必須要遵守國際會計準則、財務報表要經過公證會計師查核簽證，才算完成透明揭露。美國執行這個查核的機構叫作「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該機構表示，在美上市櫃公司有251家不符其要求，其中175家設籍在中國，76家設在香港；簡單說，全是中國公司。中國在美國募資的上市櫃公司不透明，美國投資人的投資資訊就受到扭曲，PCAOB當然火大。

為什麼中國公司到民主國家募資會產生體制矛盾呢？因為所有中國的一切機構，包括公司、學校、媒體，全都姓「黨」。

依規定，所有超過三個黨員的地方，全都要設黨組織；所有中國的上市櫃公司，其董事會都要設黨委書記。由於中國以黨領導一切，所以黨給公司的指令必須要遵守。但是黨怎麼決定、依據什麼做決定又不可能透明（難道要去問習近平？）。此外，中國的證券法也規定，任何中國公司未經證券主管機關與國務院同意，不得將公司資訊提供給外國人。

這就產生極權中國與民主社會的體制矛盾。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究竟誰有權力對中國在海外的上市櫃公司問責？這是一個問責（accountability）體系的原則問題。依民主國家的證券法規與公司治理，上市櫃公司是對社會大眾開放，當然要向廣大投資人負責，而廣大投資人也可以向公司問責。但是在極權中國，所有公司都只向共產黨負責，而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問責公司。這種企業經營問責對象的矛盾，背後其實也是黨國極權體制與民主體制的根本矛盾。

商業資訊隱私與人權的根本矛盾

例四：2020年8月10日，美國國務卿龐畢歐（Mike Pompeo）宣布，美國政府將禁止中國公司抖音（TikTok）、微信（WeChat）、騰訊（Tencent）在美國的營運，期限為45天。45天內抖音可以把公司賣給其他美國公司，如果做不到，那就得停業。抖音如此，微信與騰訊亦然。龐氏下禁令的理由是：這些公司在美國吸引客群，獲取美國人民資訊，將來將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我們都知道，登入許多的軟體或是App或是社群網路，都需要輸入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通訊地址、聯絡電話、付款信用卡等。隨著個人使用日增，這些軟體或App公司就會知道越來越多我們的個資，存於雲端。在人工智慧的操作下，電腦將會整理出許多意想不到的規則，非常有用。要怎麼使用這些資料，就要看使用者是什麼人了。

像臉書、谷歌都有超級大的資料雲，為什麼美國政府不管呢？這裡有兩個差別。

第一，美國是民主國家，臉書與谷歌等民間公司終究要受到美國政府的監督，所以他們的老闆經常要到國會接受盤問。「個人隱私」在美國是自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判決所確立的「暈影」（Penumbra）憲法保護權利，不得侵犯。所以，所有美國民間公司取得個資使用，都需要符合「告知且同意」（notice and consent）程序，方得於一定用途範圍內使用之。第二，美國公司谷歌與臉書絕對不可能把他們公司的兩朵雲合併，創造一朵更大的雲，形成更有利基的資料庫。這樣做，公司絕對會被告到破產。

國家安全威脅，都怕知之甚晚

然而以上兩點民主國家的隱私保障，在極權中國的公司都不成立。如前所述，中國公司都姓「黨」，而且中國完全沒有隱私、人權可言，因此只要共產黨認為有需要，中國資料可以愛怎麼併就怎麼併、愛怎麼用就怎麼用。例如，中國可以把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社群媒體、搜尋引擎、戶政親屬、街頭監視、電玩紀錄等資料全部合併，形成超級資料庫。這在民主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

怎麼使用呢？依據中國官方自己承認的說法，他們已經依據各種大數據建立了一套「社會計點」辦法。將來，他們可以用個人以往記點紀錄，決定某人可否買高鐵票、子女可否進某間學校、申請工作應否核准等。維吾爾族集中營上課某人眼神是否閃爍，也可以用來決定此人要不要延訓。

掌握眾多聯絡資訊，也可以有效散布假消息，在關鍵時刻（例如大選投票前）發揮作用。這些當然都還沒發生，但是國家安全事務往往是「一旦發生就來不及」的。正因為如此，美國才會大動作禁止抖音。

總之，以上呈現的，是民主國家與極權體制不尊重隱私、侵犯人權的矛盾。由於私人企業雲越來越普及，如果極權國家明目張膽地「社會計點」，完全沒有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類似規範，那麼必然會產生經濟營運上「侵犯隱私與國安」的疑慮。這些收集資料的公司如果是中國公司，美國的司法機關永遠沒辦法傳訊，也難以處罰。歐盟規定，歐盟居民的資訊只可以傳輸給資訊保護完好的國家。但是在操作上，我們永遠不知道資料「傳輸了沒有」。美國禁止抖音營運的做法算是釜底抽薪：因為實在防不勝防，所以根本不准極權國家做資料收集。

公平交易法的競爭矛盾

例五：美國與許多民主國家都制定了「公平交易法」。在德國，它叫作《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在日本，叫《獨占禁止法》；在美國，是1890年通過的《休曼法案》（Sherman Act）。公平交易法對於企業的水平或垂直合併，都有規範。大企業合併之前，必須要先得到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核准。已經成形的大企業，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可以提起訴訟，請法院予以強制打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國的AT&T，原來是一家大貝爾公司，後來被司法部強制打散。

各國為什麼會推公平交易法？依據《巨頭的詛咒》一書對美國制度歷史的研究，其背景是與「民主」息息相關的。由於經濟權力常會影響政府政策，經濟體太過龐大恐將衝擊民主根基，因此，美國一百多年前遂將制衡的對象由政治權力延伸到經濟面，進而有公平交易法之制定。

但是中國是極權國家，從來就不主張權力制衡，也不可能因為民主的理由打散一家企業。民主國家現存的企業都是在公平交易法規範下已然受到制約的，很可能並不是最有效率的形態。

但是中國的企業沒有民主的考量，他們的水平或垂直規模，完全只需要考量效率。如果美國經過公平交易法解體的電話通訊公司，要與完全從效率考量的中國大型整合公司競爭，這怎麼會是公平的競爭？

極權體制的經濟霸凌，需要“me too”呼應

以上，我們整理了5個極權中國與民主國家的經濟矛盾。有些矛盾已然發生，若干國家也已經發聲抗議，但是有些矛盾（例如公平交易法）卻還沒有完整呈現，有些還待更多有識之士去整理。但是無論如何，既然這些矛盾是基於民主與極權的根本衝突，則矛盾終究會浮現，不可能永遠沉寂。

台灣或許是在國際場域經常受到中國霸凌的國家，也累積了數十年「與匪鬥爭」的經驗。如果我們把中國在經濟面的不公平競爭予以整理，那麼許多民主國家都會心有戚戚焉，也許能夠發展成一個「被中國極權經濟霸凌」的“me too”運動。那樣，中國才會知道它在全世界民主國家眼中，有多討人厭。

（本文摘自印刻文學出版《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