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規劃不能再等待

「難啊，難啊，」台塑董事長王永慶連連搖頭嘆息的說。七月八日，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黃榮村邀請企業家王永慶、永豐餘董事長何壽川等共同研究，如何復甦災區經濟，尤其是過去依賴檳榔、茶葉等會破壞水土保持的產業，是否可以有替代的新產業出現時，王永慶如此反應。
　黃榮村認為，若是連王永慶都覺得很難，就表示這個工作真的很困難。
　從災區經濟復甦再拉高層次看，則是國土規劃、保育的問題。「這個更難，是現在最困難的，」黃榮村在進入內閣前就在體制外推動環境議題，對於台灣國土保育的困境了解甚深。一方面，災區居民要復甦經濟、恢復生機，一方面災區大自然又需要休養生息、療傷止痛。
人與自然的「競爭」，孰先孰後？災區活生生是台灣整體環境困境的縮影。

中橫的結束與新生

　地震後，中橫公路柔腸寸斷，修了又坍，坍了又修，過程中又因地震、豪雨，造成土石滑落，落石壓死了修路工人。實在是驚險萬分，有十二個路段的工程發包不出去，就算包出去了，也沒有人敢去施工。五、六月間，台中縣長廖永來終於鼓起勇氣建議，中橫乾脆封掉，讓大山得以喘息。此話一出，雖然保育團體大聲支持，但卻遭到來自當地果農、旅館、餐飲等業者的極力反彈。
　六月下旬在一場「中橫的結束與新生」座談會中，果農的代表說，若是中橫不修，每一公斤水果的運輸成本要增加台幣一元多，運送時間本來是四小時，走替代的小農路後，未來要增加十二小時。中橫，牽繫著他們的經濟命脈。
　中橫不修，有三個水力發電廠、一座水庫在裡面的台電公司更是著急萬分。地震後一直仰賴直昇機接送人員進出的窘境要持續到何時？而且地震後電廠的修復工程也因中橫不通而延誤。
　交通部公路局長梁樾無奈地表示：「中橫沿線山勢就好像是一顆蘋果，看似光滑，但是裡面已經爛掉了，我們卻看不見。」地震後地層從表面到裡面相當厚的地方都已鬆動，非三、五年不會穩定。
　「所以未來幾年，若修中橫，鐵定修了又坍，坍了又修，成本很高，」梁樾說。
　在保育團體「封山，育林，保家園」的大聲呼籲，與當地居民生計的苦苦哀求間做「夾心餅乾」，中橫的未來定位卻不是一個公路養工單位可以決定的。
　公路局副局長葉昭雄在地震後進進出出中橫多次，他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做策略思考，台灣到底還要不要這條路？中橫的定位要重新評估，需要有一個更高層級的計劃，這又牽涉到台灣整體的國土規劃問題。
　中橫，無疑的，也是整個台灣環境與經濟間拉鋸，缺乏國土發展理想性格、指導原則模糊下的一個縮影。
　新政府接手了前政府遺留下來的許多棘手問題。破碎的國土資源、環境污染等，正是其中之一。許多過去長久在環境領域工作、或深深為此苦惱的人士，也無不期待，新政府可以為台灣國土的困境，開出一條新路。

深度生態學

　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一系列公害報導知名的記者、現任《Taiwan News》社長楊憲宏，在總統大選期間曾是中研院長李遠哲的重要文膽，李院長發表的演講「向下沉淪，或向上提昇」最初稿，即出自他手。
　三月十八日選舉揭曉後走到外面的街道，「那時候華燈初上，家家戶戶都在準備晚餐，一切很平和，但是已經改朝換代，輕舟已過萬重山，」楊憲宏追溯那難忘的一刻。
　「但是我們要換一個政府做什麼？就是希望新政府可以為台灣眼界再帶深一點，再帶遠一點，」楊憲宏說，在國土的領域，台灣應該是要從過去經濟與環保的不斷辯證，走到深度生態學的時代。他認為過去二十年來，台灣一直都還在辯證，經濟行為必須為污染負責，因為經濟發展一直是台灣的核心價值。但是未來，台灣的人有沒有勇氣在必要時拒絕開發，接上生態為本的國際思潮？
　檢驗今日台灣的國土與環境資源現況，其實已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以資源保育的角度來看，台灣事實上已幾近竭澤而漁。
　例如水資源，根據工研院能資所研究，台灣一年的水資源供應量是二百一十億立方公尺，但是台灣每年的使用量已經高達一百九十億立方公尺，再成長的空間非常有限。若是要興建新的水庫，一度水供水成本是水價的十倍，又極不符合經濟效益，更遑論興建水庫會造成大面積的環境破壞。
　但是台灣的節水政策在哪裡？
　砂石也是。台灣每年河床砂石的生產量是二千萬噸，但是台灣一年要用掉一億二千萬噸的砂石，是自然生產能力的六倍。
　但是這樣資源匱乏的狀況，也並未改變台灣喜歡大興土木、做工程，重硬體而輕軟體的文化。

台灣對待環境 世界第二壞

　再如台灣的命脈---保土保水的山坡地，雖然環境保護的呼聲愈來愈高，破壞卻未減緩。根據統計，政府在民國七十二年至八十九年間，一共取締山坡地違規使用的案件達二萬三千多件，光是罰款就超過六億五千萬台幣，可是效果仍然有限。
　前林務局長何偉貞，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曾表示，「近四分之一台灣面積的山坡地，約九十萬公頃，濫砍濫伐很嚴重。」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所發表的生命地球報告指出，一九九八年全球一百五十一個國家中，台灣每人平均消費對生態資源造成的壓力值，為世界平均每人平均值的三．四二倍，高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挪威的四倍。
　新任環保署長林俊義在一次場合中表示，這個訊息值得台灣人民省思，是不是該讓台灣的生態環境喘一口氣了？
　多少年來，台灣人為了經濟、為了發展，好像「賭氣」要跟這塊土地爭奪資源似的。根據工研院副院長楊日昌指出，台灣的有害廢棄物棄置場有一百六十多個，其中有幾個棄置了含巨毒的廢棄物，尚待挖掘出來，再妥善處理。但許多舊的毒物都還來不及清理，新的毒物又不斷產生，一些工業區一天就要生產上百噸的有毒廢棄物，根本無處可去。
　終於有一天惡夢產生，今年七月中旬不肖業者將毒物倒在高屏溪水源地，一百多萬高雄居民不僅沒水喝，「也不敢用來刷牙，不敢拿來洗臉，洗澡，」一位高雄居民表示真是苦不堪言。

向大自然挑釁

　台灣國土環境的困境，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先天的地狹人稠，更大原因來自於後天的管理失調。
　管理失調，包括不同部門間，缺乏統合。近一兩年來，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常常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同樣是中央政府規劃、核定的兩個計劃，高鐵與南科，用地會重疊在一起，讓高鐵的震動問題，深深困擾著台積電的張忠謀等在南科設廠的高科技企業家。
　管理失調，還包括長久以來，政府間接或直接縱容人民與自然爭地。九二一地震過後，積極投入災區工作的台大農業機械工程學系教授謝志誠表示，地震說起來是天災，許多沒有濫墾茶葉、檳榔的土地也都崩塌。但是若是那些地方沒有住人，就不會出現今天安置與遷村的難題。
　「明明是環境敏感地區，還要去那裡居住，這不是在跟自然挑釁，是人跑去那裡接受傷害，今天卻要全民來一起救他們，」謝志誠無奈說。
　監察委員黃煌雄，過去大半歲月都在研究憲政、預算等問題。直到擔任監委，接受了一個人民陳情案，就將關懷轉到了國土領域。
　一年多前有民眾陳情，花蓮縣鳳林鄉鳳邑坑發生土石流問題。黃煌雄到現場勘查，發現土石流地點只有一條農路，上面只有一棟住家，兩旁種了一些檳榔、果樹。後來為了修復那個地方，讓那戶住家通行，就花了納稅人的錢八千多萬。黃煌雄不禁要問，當初為什麼要准人在上面蓋房子、蓋農路？台灣多少山坡地上的零星住宅，都有類似的問題。
　這一年多來，黃煌雄常常排時間上山下海到各地去視察。他的感受是，台灣真的做的太晚了，所以今天在承受惡果，而且造成台灣資源分配的不公平。
　「但是現在不做又不行啊，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台灣，」黃煌雄內心急切。
　許多學者專家，甚至管理土地的政府官員都承認，國土管理的亂象，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至今，台灣仍缺乏一個最上位的國土規劃，可以用來指導所有發展的方向。

缺乏最上位的國土規劃

　這套各方期待的「國土計劃法」，經過多年，目前仍在內政部營建署草擬中。剛從北歐參加國際都市發展協會的年會回國，營建署主秘郭年雄表示，未來的國土計劃法，計劃要將台灣的環境敏感地區事先標出來，所有開發都要避開這些地區。就像他剛剛考察過的瑞典，在法律中就標出，哪塊土地就是不能動，哪塊海岸線要開發，就是要退縮多少哩。
　同時，國土計劃法在未來也希望可以發揮部門間整合的功能。郭年雄指出，過去都是各部會先有計劃，營建署再來審核計劃可行不可行，「說穿了，只是在做用地變更的工作，不是在管理國土。」例如，南科已經確定設置地點了，才送審查，土地專家就只能建議，那塊土地若要開發，要注意些什麼，但是不能在計劃之前，就先進行區域評估，各部門整合，甚至建議哪塊土地其實較適合。
　只是，不知道立意良好的國土計劃法，還要多久，才會在效率緩慢的行政、立法部門間通過？
　陸地缺乏基礎的法令來保護，有一千多公里海岸線，海島台灣的海洋、海岸也是如此。一部「海岸法」已經草擬十年了，至今仍在行政部門研擬中。
　台灣還可以等多久？

需要長時間與大魄力

　再等下去，再縱容問題持續未解決，當舊破壞未修復，新破壞又一一接踵而來，累積久了，台灣是否將成災難之島？
　從十多年前花蓮銅門村發生土石流問題開始，就投入土石流研究的成大防災研究中心主任謝政倫觀察，台灣自然災害發生的速度與規模，已經在增加中。以災區為例，以前一下雨要兩百多公厘才會有土石流，現在四十多公厘就會有土石流，災害門檻是以前的五分之一。
　若是不讓災區自然休養生息，又在保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考量下，不斷做攔沙壩，擋土牆，「就像河川不疏浚，卻一直加高堤防，是治標不治本，」台大謝志誠教授指出，工程愈做愈高，崩一次就會通通垮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前的台灣，還是陷在經濟與生態的兩難，亟待一個有理想的新政府，提出有效率的做法解決。
　政務委員黃榮村難得從災區回到台北，一個晚上就安排了三、四個約會，直至深夜。他表示，過去多年來在國土保安方面，各方意見已經提出很多，只是必須要有三個條件才能落實，一是要長時間，二要有大資本，三要有大魄力。
　新政府能突破這三個條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