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提升或為名沈淪？ — 企業經營基金會

案例一。一位甫出校園的年輕人，最近進入一家列名《天下雜誌》製造業前一百大企業創辦的基金會服務。事實上，他一年只有兩次稀有的機會為基金會「效犬馬之勞」。一次是年初的時候，他必須憑空捏造一份年度工作計劃，連同預算繳交給政府主管機關；一次是年底的時候，他會掰出另一份年度工作報告，連同決算上繳政府單位。
　其他的時間裡，他真正的工作其實是「董事長特別助理的助理」。當他最後忍無可忍選擇離開時，他驚訝地發現，基金會將大部份錢投入股市買自家公司的股票，卻賠得精光，差一點連基金會員工的薪水都付不出來。
　案例二。當勵馨基金會為了籌募兒童性侵害治療基金，找統一超商（7-Eleven）合作時，統一並未只是捐錢了事。身為台灣物流、通路業的龍頭老大，統一超商選擇用自己最強的企業能力來幫助勵馨。譬如在每一家7-Eleven零售店面張貼海報、放置捐款箱、幫忙製作宣傳單，以及買下電視廣告時段等等。統一超商花費的成本不多（一年約八百萬台幣），募得款項卻高達三千多萬台幣。
　這兩個例子顯示，企業除了賺錢之外，也能發揮社會影響力；影響力的高下，有雲泥之別。
　解嚴之後，台灣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根據專門研究基金會生態的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的普查，台灣的基金會匯集了約六五四億台幣的金額，其中六成以上在解嚴之後成立。這顯示台灣社會力在這十年來的蓬勃發展，也顯示這股力量若能好好利用，會產生多麼驚人的效益。

有使命、有績效的管理

　「企業往往低估自己可以對社會發揮的作用，」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的秘書長鄧佩瑜，數十年來看盡了基金會的百態後，不無感觸地說。有些企業基金會無所事事，讓外界莫測高深，有些則在默默努力，讓台灣社會向上提升。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巨變時代的管理》言簡意賅地點出他的核心思想：「非營利機構要向營利機構學習，做有績效的經營管理，營利機構也要向非營利機構學習，做有使命的管理。」
　有心於社會公益的企業家，要如何讓慈善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可茲借鏡？
　哈佛大學管理學教授邁可．波特，最近在《哈佛企管評論》中就提出了幾項檢驗標準，正可依此體檢國內的企業基金會是否善用資源。
　在這份最近的報告中，波特延續他一貫的企業策略理論，指出基金會要創造更多的價值，也必須擬定策略。簡單來說，就是為基金會找出明確定位，設定「有所為」以及「有所不為」的項目，然後全力在「有所為」的項目衝刺，形成影響力。
　以波特的策略觀，來檢驗國內的基金會，會發現只有少數基金會有這種體認。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算是在這方面表現較傑出的。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清楚地將其定位在「高科技人才培育」、「社區營造」、「全國性藝文活動」之上。因為定位明確，因此也有所取捨，台積電認為，社會福利是政府理應提供的服務，因此不打算介入，「天女散花就沒有意思了，」台積電基金會董事長陳國慈比喻說。
　台積電基金會在設定未來的計劃時，無不著眼於三個領域的相互配合。譬如，高科技人才培育工作，長期與新竹兩家大學合作，兼具社區營造意義；在從事社區營造時，包含了新竹當地藝文的鼓勵及推展，像贊助玻璃藝術節等。

不只是捐錢

　波特也指出，基金會要創造更多的價值，不只是捐錢給贊助單位而已，更應發揮自己的特長，幫助贊助單位表現更好，並增加贊助領域的知識。
　「企業有太多地方可以提供專長，幫助其他社工團體，」聯合勸募協會秘書長周文珍說，譬如管理、財務、人力、法律或資訊化趨勢等等，都是可以使力的地方，讓社工團體做得更好。
　在這方面，國內倒是有不少基金會已積極在努力。例如蕃薯藤創辦的開拓基金會與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合作，成立「身心障礙服務網」，提供身心障礙者各種服務資訊，就是一個好例子。身心障礙者可以方便、自由地在網路這塊屬於他們的園地中，查詢任何關於政府、醫療或教育等資訊，還有會客室、意見交流站。這是一個專業互補、搭配的範例，由網路公司提供技術，社工團體提供服務，讓服務的效益加倍。
　另外如富邦文教基金會，推動「原住民部落工作站」，認養部落學校，幫助原住民兒童的教育。當九二一震災之後再度爆發土石流危機時，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藹玲調整計劃方向，著重推動部落的環保知識，輔導山區居民改種水土保持佳的作物，讓原來的計劃創造更多的價值。
　其實，國內的基金會和美國的基金會，體質上有很大不同，所面臨的問題也很不一樣。台灣的基金會要運作得更好，還有很多前提要解決。

愛心也需要專業

　首先，台灣的基金會大都是由企業出資成立，和美國大都由個人慈善家和捐款大眾出資成立的情況不同。而國內的企業基金會，又大多傾向自行運用捐款，很少讓專業機構代理，經常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和執行能力。
　喜馬拉雅基金會助理執行長高永興分析，國內企業辦基金會最常出現的弊病，就是誤以為慈善事業等同於愛心救濟，不需要很強的專業能力。「或許不習慣假他人之手，或許國人缺乏相互制衡、監督的概念吧，」鄧佩瑜如此觀察。
　「企業基金會最適合的角色，就是扮演『贊助型基金會』，」高永興認為。
　另一種是「運作型基金會」，由專業的社福機構來擔任，如勵馨基金會、彭婉如基金會等等。國外基金會九○％都是「贊助型基金會」，亦即單純地選擇合適的捐款對象，讓專業機構執行。
　另一個問題是，國內缺乏充分、透明的資訊，讓捐獻者了解哪些基金會做了什麼事，效率如何；有哪些更迫切的需求被忽略了。
　譬如，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今年的主要計劃是做全國性文化資產（古蹟）的保護，卻發現政府完全沒有古蹟的普查。「如果政府能有一張清單，詳列還有哪些亟需搶救的古蹟，就能讓有心人有所遵循，」基金會董事長陳國慈感慨地說，「否則，企業公益資源大部份都浪費掉。」
　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二一震災之後，民間捐款、物資大部分湧向明星災區，導致「弱勢的人　愈弱勢，有能力發聲的人才有資源，」全國災後民間重建聯盟的副執行長、台大農機系教授謝志誠觀察。全盟有心扮演橋樑角色，讓捐款者找到最需要的受災者，最後還是因為認同的捐款單位太少而失敗。
　第三，國內一些企業在投入慈善活動時，往往帶入太多私心，最後變質、走調成為公關活動。

走調、變質的公關活動

　譬如某大行動電話公司，推出「關懷卡」的活動，將儲值卡加上門號的包裹方案，交給數家社福機構無限量義賣，所得歸社福機構所有。
　不知情的社工人員後來才驚覺，這其實是一個包著愛心外衣的促銷幌子。因為儲值卡加上門號在許多促銷活動中本來就是免費的，真正的利潤來自於每月的通話費用。「這不是錢多寡的問題，而是在這個方案中讓人感受不到誠意，」這位受騙的社福機構主管說。
　另外，企業在贊助社福團體的慈善活動經費時，往往抱著趁機出名、打廣告的想法。一旦媒體對活動的報導並未凸顯贊助企業的招牌，或是企業沒有看到預定的宣傳效果時，有時就會與主辦單位發生爭執。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張雅惠坦承，此種心態讓社福團體感覺「不被尊重，好像花錢買廣告一般。」
　「企業從自身的利益、特性出發，從事慈善活動其實無可厚非，」勵馨基金會企劃部主任鄭怡世分析，「對弱勢團體、對企業文化和形象都是雙贏。」然而，基本的認真及無私態度仍是需要的。
　要求企業在「無私」的奉獻中完全拋棄私利與本位思考，或許陳義過高，也不必要；然而，仍有一些企業基金會努力為更高的「公共性」目標服務，將其所從事的公益事業與企業本身的經營活動區隔得一清二楚。
　大陸工程設立的浩然基金會即為其中一例。從為國家培養人才著眼，浩然基金會從一九九○年開始每年舉辦「浩然營」，從各個不同領域（如藝術界、學術界、政界、商界、媒體與社運界等）邀請具有潛力的第二代接班人群聚一堂，與大師級人物對談，刺激思考，擦撞出智慧和多元的火花。
　浩然基金會也獨具慧眼地每年提供全額講學金，培養非營利組織人才，讓民間力量更加厚實、成熟。
　浩然基金會的發展路線不僅與大陸工程的業務範圍毫不相涉，大陸工程對於基金會的活動也保持極為低調的態度，不願以此出名。

超越企業利益

　同樣態度也可在喜瑪拉雅企業成立的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身上看到。台灣非常缺乏對非營利組織的基礎調查和研究，導致資源混亂，無法有效整合、利用，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形成重大瓶頸，而喜瑪拉雅基金會可說是目前唯一從事該項工作的基金會。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則展現了另一種風範，雖與國內大學合作，培育高科技人才，但所有計劃都與台積電本身的人才招攬無關。「台積電絕不利用公益活動來培育自己的人才，」陳國慈以柔和卻堅定的語氣說。
　企業從事公益活動，雖然無可避免地總想為企業換取一些聲譽，但其實企業積極參予回饋社會，企業的獲益還不僅只於此。研華科技就體認到，在高度競爭的高科技產業中，鼓勵員工參與公益活動，和企業的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出身IBM工程師、曾經擔任多家企業顧問的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蘇治華，顯然看到了科技金童令人稱羨的外表下，隱隱浮動的空洞和焦慮。
　如果以金錢衡量一切，「人與人、人與企業的關係就變得極為僵硬，」蘇治華分析，高薪留不住人才的例子比比皆是，「因為人總是想要有挑戰，」而付出也是一種挑戰。人在付出的過程中得到喜悅，「鬆動生命中的僵硬，」就會變得更多元而開朗，這或許是企業對員工更深層的照顧。
　因此，研華鼓勵員工擔任志工的制度，手筆之大媲美國外知名大企業，在國內亦屬罕見。譬如，研華規定所有主管都要擔任志工，以樹立榜樣。一般員工一年有二十四到五十六小時的「志工假」，可在上班時間從事社區服務。

關鍵在老闆

　對照國際級企業的做法，如通用汽車的「員工創價方案」，允許員工一年撥出五十小時的上班時間，從事志工，通用汽車再為該名員工捐贈二五○美元。研華的做法可說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在台灣，企業基金會良莠不齊的最大決定因素，在於出資老闆重視與否，以及是否有正確的觀念和判斷。譬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於基金會的重大決策，無不深入參與；喜瑪拉雅基金會的幕後老闆、喜馬拉雅企業負責人韓效忠，更是在年輕時曾於美國歷史悠久的福特基金會工作過。
　另外如富邦文教基金會推動「原住民部落工作站」，集團董事長蔡明忠甚至深入山區，與村民、認養學校的師生等一同過節。富邦基金會的總幹事闕瑞紋認為，老闆的認真與用心，「是支持整個計劃的最大動力。」
　當網路致富傳奇喧囂刺耳、股市暴漲暴跌令人焦慮、舊政權崩潰、社會傷口亟待修補的關鍵時刻，非營利組織的默默付出和成長茁壯，扮演著台灣社會向上提升的中流砥柱，而企業家的用心和參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