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溝通上天下海 — 衛星．海纜．大哥大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的主戰場從越南拉到閩海，台灣情勢告急。
　在屢攻不下的情況，法軍改採封鎖政策，切斷台灣所有對外通信及貿易道路，巡撫劉銘傳只能苦守艱撐，坐困數月。
　危機過後，劉銘傳深感台灣孤懸海外，應該加強通信，鞏固國防。劉銘傳繼續拓展電報線路，首先完成基隆、淡水到台北之間的電報，工程浩大的台北經淡水到海峽對岸福州的電報線，也在短短兩個月內快速完工。
　特殊的戰略位置，推使台灣在十九世紀末，成為全中國最早架設電報的地區。
　一八七七年，兼管台灣的福建巡撫丁日昌，已經開了台南府城到安平和旗後（高雄）兩條電報線。民眾要打電報，每單位收兩角洋錢，這個價錢，當時民眾可以買一斗米，吃上好幾個月。當時，中國其他地區，還在用快馬傳遞訊息。
　劉銘傳任內，由南到北普設電報線，當時主要城市，如嘉義、台南、彰化、新竹、台北、基隆，都已設有電報局，電報總局則設在台北。
　春帆樓一紙，台灣割讓日本五十年，劉銘傳建設的電報系統，成為日本人擴展電信建設的藍本。
　一九○○年，日本在台北、台中、台南三地設立電話交換局，是台灣建設市內電話之始。日本在台灣島內鋪設電報、電話系統，主要為了經濟通商及做為鎮壓台胞的軍事工具。因此，當時使用者除了少數日本商社外，大多是公務機關以及軍方。

伸出神經觸鬚

　公元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電信局成為國家對外通信的窗口。台灣，向世界伸出自己的神經觸鬚。
　一九五五年，國軍從大陳撤退，電信局擠得水泄不通。大批外國新聞社臨時駐台記者，等著用全台灣僅有的兩部國際傳真機，把新聞發放到全世界。
　當時傳真的速度十分緩慢，一張A4大小的傳真，要花十五分鐘才傳得出去。如果傳到一半，發生雜訊，照片還會被切割地亂七八糟。國外記者只能在機房外，枯坐焦急。
　電報，仍是當時台灣最主要的快速通訊工具。
　七十歲的中華電信董事長陳堯，回憶起四十幾年前那驚心的一幕。
　工作中，突然傳來消息。
　「祖父病危，速回。」電報上簡單的字，宣告緊急事故。
　慌亂中，陳堯連忙趕到車站搭火車、換小火車、再接客運。十六小時後到家，祖父已去世。
　進入五○年代，台北北門郵電大樓「中央電報機房」。上百坪的電報廳內，一百多個報務員，將美國線路、英國線路、德國線路一條條接上大桌，彷彿敲榔頭，一百多雙手同時滴滴答答地打電報。聲音愈急促，台灣和世界的溝通就愈密切。
　六○年代初期，此起彼落、滴滴答答的電報密碼聲，漸漸停息。收到電報噩耗，趕回老家的故事，也走入歷史。
　取而代之的，是電話滿天響。

電話供不應求

　二次大戰後期，盟軍轟炸台灣。日本在台架設的電信線路，幾乎因戰爭而癱瘓。儘管經過搶修，光復初期民眾要打長途電話，仍然必須向電信局掛號登記，然後花上五、六小時，等候接通。
　當時，台灣人力、物力極度缺乏，但一九四九年，申請裝機者卻有一二六一戶。
　隨著國民所得逐漸提升，台灣電話更是供不應求。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北分局營業處近萬人湧入。電信局原先準備的兩千張「裝機費登記申請書」，立刻被索取一空，人潮擠破傳達室的門窗玻璃。不遠的巷口，出現兜售「申請書」的黃牛。
　警察火速抵達維持秩序、抓黃牛，電信局宣布申請人可以用備有回郵的信封函索，電信局將免費寄送申請書，這次電話搶奪戰，才不致發生意外。這一次，總共登記用戶就有一八八一五戶，高達開放數量一二○○戶的十五．六八倍。
　電話公開抽簽，選在第一女中的木造三軍球場舉行。當時三軍球場可以容納三千人，是台北市最大的公共集會場所。為求過程順利，正式抽籤前，電信局還實地模擬抽籤程序。
　抽籤過程中，中廣兩位記者全程實況轉播，未到現場的登記用戶，可以知道是否中籤。
　社會需求電話孔亟，電信局卻無力迅速建設。政府對電信的政策是「事業養事業」，用電信局本身的盈餘來擴充建設。
　但草創初期，利潤微薄，怎麼做？
　要促進工商發展，必須有綿密的電信網路，讓企業溝通有無。在不花費政府一毛錢的情況下，電信局運用民間財力，以共同建設門號的方式，發展台灣電信。
　一九五六年五月，台北、台中、台南的工商界組成「擴充電話協進會」，參加者有大同企業林挺生、東元電機陳茂榜等工商大老。協進會同意企業用戶申請電話要多付七千兩百元，做為建設補助費，幫助電信局擴充電話。
　「那時一般人的薪水還不到一千元，台灣一具電話的裝機費是一萬四千元，」曾任電信局總局長的陳玉開說。普通人必須一年多不吃不喝，才有能力裝電話。
　一萬四千元的裝機費，總共維持了二十年。有了裝機費做為固定電信建設資金，電信事業開始快速發展，無論農村、山地、濱海、離島，任何一個角落，電信局可以大手筆鋪設電信網路。
　台灣電信突飛猛進，遠超過世界的預料。
　一九六六年，世銀貸款案顧問海瑟爾曼，以工業發展的觀點，預測台北市舊市區的市內電話，至六十四年將擴增至二十二萬多戶。而實際上，到了一九七六年底，台北市內電話多達二十八萬多戶，一九七七年，並突破三十萬戶大關。

串連千萬人的記憶

　藉由電信網路無遠弗屆，台灣人的記憶相互串連。
　西元一九六九年，半夜一點，一個全台灣人忘不了的深夜。程思鈞和妻子，還有十歲的兒子，守在收音機旁收聽台灣球賽越洋實況轉播。
　金龍隊少棒遠渡太平洋，在美國第一次打進世界冠軍賽。擔任過電信局總工程師的程思鈞，仍然記得三十二年前振奮人心的那一響：「揮棒的聲音都能聽得見，匡的一聲，清脆得不得了，實在令人興奮，」程思鈞和妻兒整夜沒睡，聽著精彩的轉播賽。
　「隔天一看報紙，發現不只自己，全台灣人都一樣，」程思鈞說。
　當時國際電話品質不佳，常受天氣影響。美國打回台灣的國際電話，音量忽大忽小，往往上半句很清楚，下半句就聽不見，能夠聽到越洋的棒球實況轉播，更是破天荒。

哈囉小姐

　而且，接通國際電話必須靠接線生。國際電話線交換機房內的女性接線生——人稱「Hello小姐」。接起電話，先說「Hello」，然後告訴雙方「計時開始」。這時候，電話總機的紅綠燈同時亮起，紅燈是發話人，綠燈是受話人。通完話，兩國接線小姐再計算費用。
　台灣與香港的通信品質改善，是台灣國際通信的里程碑，也是台灣縮短與外國距離的起點。
　七○年代，台北到香港微波電台的建設完成，再連接上香港到美國的海底纜線，彈指之間，台灣就能夠正確無誤地接收來自香港、美國等主要貿易對象的訊息。
　電話普及率也在提升。
　一九七五年，台灣二三一個鄉鎮已是「鄉鄉有電話」。一九八○年十月，高雄縣杉林鄉木梓村的電話接通之後，台灣每一個村鎮，都能用電話串連訊息、溝通情感。台灣的神經網路，終告完整。

突破限制．由空入海

　但是新的威脅，隱隱來襲。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南太平洋小島夏威夷，慵懶的海風拂人，《太平洋區電信經營者會議》在這裡舉辦。電信局長梁賡平，從台灣悄悄抵飛抵夏威夷，一個影響台灣前途的「由空入海」策略，祕密進行。
　當時，台灣積極與日本接洽鋪設台灣到琉球之間的海纜。日本表面上答應建電纜，卻遲遲不行動。眼看時間一天天過去，梁賡平決定主動出擊，用私交商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首長，在會議幕後合演一齣戲。
　當時台灣並未受邀參加夏威夷會議，日本代表看到台灣和美國合作台灣——關島之間的海纜計劃，信以為真，為了怕商機被美奪去，趕緊答應與台灣佈建海纜。
　七○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加入了國際通信衛星組織，隨時可以有藉口封鎖台灣的空中衛星系統，國際形勢對台灣不利。而利用海纜通信，就算天空被防堵，台灣還是能和世界息息相通。
　「當時台灣的財力，海纜只能鋪到琉球。如果日本不上當，台灣國際通信就會很危險，」已退休的電信局總工程師程思鈞說。
　這場戲沒有白演。台灣如今已是國際海纜通信的一員，透過海纜相連世界，國家通信安全得以確保。
　一九九九年五月，宜蘭頭城，炎熱的岸邊，海洋茫茫，一艘船由遠至近。這條光纖海纜來自歐洲、經過美洲、延伸到亞洲，繞了地球一圈，將台灣和世界連在一起。潛水人員紛紛潛入水底，一段一段鋪好。
　當纜線拉上陸地、接上海邊機房，第六個海纜系統登陸台灣。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底止，台灣總共參與三十八個海纜系統的興建，其中六個海纜系統在台灣登陸。登陸台灣的電纜越多，台灣對外越暢通。
　台灣，成為世界通信的重要節點。

世紀通訊大競賽

　九六年，美國西南貝爾、美國AT&T、加拿大貝爾電訊、德國行動電訊等國外知名電信公司，紛紛越洋過海到台灣，加入世紀通訊大競賽。
　迎戰國際風雲，電信局開始進行變身。一九九六年，公營獨佔的電信局改制為中華電信公司，與各領風騷的國際電信公司，搶奪台灣電信市場。
　「真是不可思議，」一位行遍多國的資深攝影記者描述，一九九七年在香港地下鐵內，看到有人打大哥大，十分羨慕；但是現在，他走進台北中山捷運站，地下月台裡，清潔歐巴桑已經一手聽行動電話，一手撿垃圾。
　走進華納威秀影城，四處可見時髦的年輕人，他們的基本配備，也是行動電話。
　台灣行動電話建設，再創世界奇蹟。一九九八年底，台灣行動電話的普及率從前一年的七％，成長到二○％。平均每四個台灣人，就有一支行動電話。
　「國外十年才做到的事，台灣一、兩年就做到了，」電信總局局長簡仁德說。
　台灣的網路通信速度，也汲汲趕上時代。九八年，台灣連網的速度，已經和歐洲等國一樣快。不論企業或個人，都得以獲取更及時的資訊，掌控外界變化。
　一九九九年四月，美國思科總裁錢伯斯來台，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宏f董事長施振榮，在台北進行一場高峰對談。利用網路快速連結，幾秒內演講實況就在眼前展開，二千五百三十七人因此參與了這次盛會。
　一九九九年春天，中華電信的工程師，已經鋪完全台三分之二的寬頻網路。台灣要邁入數位世紀時代，電信通訊將扮演先鋒的角色，為台灣的未來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