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覺醒來得太遲？

百年來自然保育者一直受到嘲笑，但是就在這世紀之交的當頭，生態運動似乎比某些企業集團和某些政府還要來得勢力龐大。在環境破壞的世紀之後，繼之而來的會是個環保的世紀嗎？
──本文作者：約翰•伯爾舍
　她，一招既出，整套演到底。這個被招惹到的女人是麗娜．漢勒。一百年前，她是一位四十七歲的工業家夫人。對於她的女性同胞們「把禽鳥羽皮戴在帽子上的瘋狂時尚」感到震驚不已。上個世紀末，女性追求的時髦，使得天堂鳥和白鷺的生存飽受威脅，牠們只因為毛色亮麗，就遭到人類濫加獵殺的命運。
　為了終止這種惡劣的罪行，麗娜．漢勒於一八九九年在斯圖加特的歌劇廳創立一個全國性的鳥類保護協會。他們的行動，有了豐碩的成果。帽子戰爭本身蛻變為一種人民運動，就連皇帝都對皇后施加壓力，要她放棄羽毛裝飾。最後，政府下達輸入和獵殺鳥類的禁令。
　今年二月，這個德國最古老的自然保育團體成立百年之後，全國的愛鳥人士於斯圖加特的歌劇廳再度聚集。他們回顧團體波瀾起伏的過去，同時眼見團體──在德國自然保育協會（Nabu）的名號下──成長為將近二十五萬名會員的大組織。然而，在這樣的慶典裡，興高采烈地囀鳴嚦嚦，並沒什麼道理。
　「動植物種類的急速消失，並無太大的改變，」自然保育協會會長弗拉斯巴特，對百年來的鳥類保育運動寫下這樣的概括結論。在兩百萬德國自然與環境之友的傑出代表人士共同執筆下，名為「突破的二十一世紀」的一篇宣言裡，全國最高的鳥類保育人士交出了一張黯淡的結算表：「全球性的環境危機，無論在哪個領域都煞也煞不住地向前邁進。」
　對宣言的起草人而言，現今所要面對的已大不同於帝國時期，活動的層面，和光是保育天堂鳥相較之下，不知擴展了多少倍。在跨越二十一世紀門檻之際，由於世界氣候、全球海洋和水資源，全都飽受威脅，「人類的自我滅亡」似乎是可以想見的。
　百年的自然保育，難道全都白費力氣？儘管有這麼多「拉警報的趨勢」，弗拉斯巴特和他的同志仍然希望，事情有往好的方向逆轉的可能。
目標樂觀主義？細加考量下，二十世紀的生態史，給我們正反兩種可能：聽天由命或信心滿滿。
　首先，自然保育者在德國，和其他各地一樣，被訕笑譏諷甚至打壓成怪人和宗教狂徒，長達八十年之久。除了像天堂鳥拯救之類少數幸運的例子之外，自然保育在一整個世代裡，實在可說是所有的群眾運動裡最沒有影響力的一個。

綠色力量扳倒政權

　不過，到了八○年代，環境保護滋長成深具政治影響力的一個因素，尤其是在工業高度發展地區（諸如美國、德國或日本）更是如此，而且現今甚至比某些個部長或企業集團還要來得強勢。
　自然保育是一頁可恥敗筆的歷史，還是一則輝煌成功的故事？兩種看法都可以在環保史家的檔案裡找到證據。最好的例子，則是德國。
　在德國，生態運動於八○年代十分成功，不僅立法強制保護水源、空氣和食糧、禁絕毒素、停止核能計劃，而且，最後甚至以其綠色的政治手腕，導致柯爾政權的垮台。
　在此，發生了世界獨一無二的例證。如今，一個綠黨人士就任德國副總理之職，而這使得國際生態運動的希望之所繫，展露一線生機：繼環境破壞的世紀之後，一個「環保世紀」的來臨。
　自然保育概念的源起，是對工業文明破壞家園的痛心。柏林的音樂教授魯道夫於一九○四年創立「保衛家園協會」，心領神隨的正是當年浪漫主義的反動情調：將文明與梅毒畫上等號，提倡回歸自然。
　剛起步的自然保育運動，企圖獨樹一格地搶救那些踹入激流的醉漢，腳步顯得踉踉蹌蹌。
　例如當時成立的國家級自然保育機構──一九○六年普魯士文化部附設了一個「自然保育單位」，很快就顯得服服貼貼的。這個單位自足於諸如林道和岩層等個別議題的確立；國家也把建立大型自然保留區的事丟給私人機構。
　作家倫斯刻薄地批判了早期生態運動的左翼分子，說他們是「自然之美的賤價廉售」：從一九○五年起，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黨員以「自然之友」的名號組織起來，想要衝破灰暗的城市之牆，逃向自然。在那裡，那些畫餅充飢的傢伙，得以在自己搭蓋的「自然之友小屋」裡，悠然地享受量身訂作的閑暇。
　在他們的團體小冊裡，紅色的綠黨旗幟鮮明地倡導裸泳和素食，並且提出更具煽動性的口號，來詆譭搞壞自然的工業：「真讓人難以置信，資本主義居然膽大妄為到想把它的魔爪伸到各處去。」一九三○年，早期的生態聖者們甚至象徵性地佔領了一座軍靶場。

納粹鐵蹄下的環保

　希特勒奪得政權之後，自然保育運動的左翼隨即被血腥鎮壓。納粹黨人將所有的自然之友小屋全數充公，流浪工人裡的政治活躍分子最後全被掃進監獄或軍營裡。此外並收編了保守的家園保衛分子。
　環保變得有名無實。鳥類保育的帝國協會「有幸」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鳥類保護者」敬獻五千箱的鳥巢，轉運到上薩爾茲堡。在戰爭中，那些小鳥之友費心地教導前線士兵如何護育鳥類，正如社團史家後來所記錄的，這「成為轉移戰爭之血腥惡夢的好玩藝兒。」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之後，自然保育被納粹收編的事，成為一場降臨全國的大災難：自然保育在戰後的德國，無論東德或西德，都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
　東德政權打一開始就壓制任何綠色意識的火花；環保抗爭屬於國家祕密警察所轄的事。即使是創造經濟奇蹟的西德，也有十年之久，未聞有強有力的抗議行動，聲援河川的污染、鳥類的毒殺和田園被灌上混凝土。少數的批評者全被視為宗教狂徒。
　被納粹迫害的自然之友，處境並無不同。當左翼的綠色人士抗議黑森林的烏塔希峽谷被剷平灌漿時，反被嘲諷為「森林走狗」、「吸水鬼」和「騰雲駕霧者」。
　一九六三年，自然之友全國代表大會在「自然危殆，人類告急」的警語下所發起德國史上第一場大型的自然保育示威活動，也在幾乎得不到共鳴的情況下無疾而終。

魯爾河上有藍天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社會自由民主黨贏得聯邦大選後才出現轉機，一名官員發明了「環保」這個字眼。接下來的一九七○「歐洲自然保育年」，成為現代環保運動的誕生年。
　德國聯邦總理布朗特，早在一九六一年的選戰中就已承諾德國人「魯爾河上有藍天」，任命動物學教授與電視宣導者為首位負責自然保育的波昂全權委員。一九七○年秋天並提出一套「環保緊急方案」。
　在人民當中，問題意識和抗爭心態也慢慢地萌芽茁壯起來。受到一九六八年反專制運動的鼓舞，愈來愈多的地方性人民自發性社團紛紛成立｜｜諸如反投機活動、反飛航噪音、反公路興建計劃、反核能建廠計劃等。不僅政壇上熱切的鬥士們踏上新的生態舞台，活躍的公民也於一九七二年成立全國自發性市民環保組織。
　羅馬俱樂部於同年發表環保白皮書「成長的極限」，其中的消息實在無法置若罔聞。當時，人人確實警覺到，地球上的原料存量的確是有限的。
就在這樣的危險信號壓力下，傳統的自然保育運動開始脫胎換骨。一些吃飽了撐著又互相爭吵的自然消耗者，面對環保技術、交通政策與核子能源等新鮮麻辣的議題，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
　那個年代中期，五名傑出的德國人，包括電視動物保育名人、自然保育先鋒、學者與能源專家、以及布朗特的友情顧問葛齊麥克在內，起而將德國傳統的自然保育和現代的環境保護，組合成一個單一而具有戰鬥力的團體：一九七五成立的「德國環保與自然保育聯盟」。

森林的悲歌

　由於對戴奧辛災難、原子能的極度恐慌，重新整裝出發的環保運動也跟著向前推進。一萬名「寧可反應，也不願遭受輻射反應」的運動者，同時在四個城市展開示威。
　如果七○年代標幟著環保運動的覺醒，那麼八○年代便是往更廣大前線推進的突破。主要原因在於，對森林的存活感到憂心忡忡｜｜森林，純種基因的示範，德國靈魂之所繫。
　在一項史無前例的行動方案裡，波昂的執政者決定在西德境內裝設脫硫離心機，所有新的汽車都得加裝催化劑設備。幾年後證實，這些數百萬的花費，是值得的。例如，酸雨和冬霾的污染源，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在十三年裡下降了四○％。
　在德國，許多這類的成功案例，自八○年代之始就不斷上演。不過，這裡面有個共通點：生態相關的黨派、團體、機構裡，所有的環保人士都不太願意談論這些成果。成因在於：一旦環保拉警報，選民的支持、新成員的加入、津貼的補助，鐵定順利到手；要是警報解除就全都出問題。
　似乎由於森林的死亡，大多數的西德人，在環保運動的狂飆年代裡，對各式各樣的生態議題，都敏銳無比。「一週又一週，新的概念不斷產生，新的毒素、新的關聯也不斷衝擊我們，」生態先鋒艾普勒寫道：「新的字眼不斷到來，從戴奧辛到交通阻塞，從大災難到溫室效應，從土壤侵蝕到臭氧層破洞，從皮膚癌到生理變態反應等，不一而足。」
　從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之間，德國環保與自然保育聯盟的成員數目，從八萬人倍增為十六萬人。然而，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卻囿於錯誤的觀念，認為環保會減損工作機會，所以對那些新議題猶豫觀望。

綠色執政

　風雲際會下，一個新的政黨頂著向日葵的標幟，於一九八三年以五．六％的選票，堂堂步入國會殿堂，那就是綠黨。
　同年，一個最重要的發展，悄悄出現：企業家對於環保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驚人的結果是：在柯爾主政期間，德國開展出一種講究生態的經濟奇蹟。
　今日，環保經濟雇用了上百萬人，其中，許許多多的從業人員，連同整個汽車工業，都是承包者。沒有一個國家，就連日本也未能，比德國輸出更多的環保技術。
　德國經濟的這項世界成果，得歸功於一度飽受攻擊的生態運動，這倒是個環保史上的反諷。因為，正是因為環保團體和環保從政者的施壓，大部份的企業才開始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具有環保意識的經營管理上。
　從一九八八年起，德國的經濟科學家，幾乎是「奮不顧身地」埋頭鑽進生態學裡。令人興奮的結果是：環保帶來收益和原料的減省，不僅由於能源的運用，也由於形象的收入和產出的增加。
　其間，生態審核、生態決算、生態控制，成為現代企業經營的常識。化學企業集團以有利於環保的替代原料，來汰換昔日那些惡毒的舊貨，造紙廠和出版商也以永續性的林業經濟觀點來開採林木，包裝業者則發展出可做堆肥的優格杯子。
的確，生態團體、生態政策與生態工業的互相配合，已經為自然與環境帶來滿車滿載的成果。
　然而，就歐洲而言，綠色執政的德國，並未特別出色。聯合內閣所提出的半討喜的生態稅方案，與其說目的在於改善生態，倒不如說是為了平衡年金預算。在相關的管制方面，波昂政府遠遠落後於荷蘭、丹麥和英國。

民間力量左右政府

　因此，生態組織，如德國環保與自然保育聯盟和自然保育協會，以其五十萬成員之數（綠黨的十倍），正推動生態稅的第二階段，讓它能名副其實。如果這樣的希望落空，包括期望馬上去除核能，將不惜與政府決裂。綠黨議會黨團首領密勒就提出警告：「綠黨，作為執政黨派，萬萬不可和這樣的局勢氛圍脫了節。」
　特別是德國環境與原子能部長特里亭也意識到，沒有生態遊說團體的支持，也就不會有這回的政權轉換。早在去年十一月，當特里亭拜謝德國環保與自然保育聯盟對這次選戰的支持時，德國環保與自然保育聯盟的新任主席查恩特就告知他說：「必要的時候」，他們這個團體將從合作轉為抗爭。
　環保早已成企業共識。《經濟週刊》說，高層經理人的新書，讀起來就像「綠色和平總裁」親自寫的一樣。
　全球對回收、太陽能、過濾等技術急切高漲的需求，主要受益者將是德國。德國工業正因環保的高標準而掌握了「相對於他國的明顯優勢」。
　當綠色和平戰鬥者封鎖第一艘廢料船，當全身偽裝的卡歐黨人手執鋼球向原子爐挺進時，有誰會想到，德國人那種戰鬥性的生態運動，有一天會成為他們國家優勢利益所在。
　目前，綠黨正面臨年輕選民跑票的問題。生態研究者索爾則肯定地說，十年來，「年輕人對於環保問題的政治性關懷，出現大破洞。」

在鏡子裡找敵影

　究其因，索爾發現，這是由於「對核能事件的恐懼已下滑」：到了一九九五年時，已經不再有一九八五年那種氣氛下的核能焦慮。典型的一句話是：「車諾比，天啊，終於過去了，就當沒發生過好了。」
　然而，工業的生態化畢竟還是對年輕人產生了影響：反資本主義的敵對影像，一度曾激起反抗之舉，如今業已褪色。為此，索爾大張令人不安的論調：「環境遭受破壞，所有的人類多少都該負責，所以，現在就該到自己的鏡子裡去尋找敵影。」
　不過，這樣的敵影卻會重重削弱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