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 九億農民大遷徙

【社會】九億農民大遷移
城市裡的小保姆

深秋的寒風吹起來了。她和一堆流浪的工人一樣，站在北京的街道邊，天橋下。南方農村的純樸圓臉上，有一雙細長的單鳳眼，被秋風吹過半天的面頰，有孩子氣的紅潤。衣服是淺灰的棉襖，手上的包袱是用布巾以十字形綁起來的，還保持著鄉下的習慣。她注視著街道上來往的人，一些人轉頭看著她，一些人只是路過，沒有人在意這天橋下，聚集的人群中，像無數人一樣平凡的她的面容。
像許多等待的人一樣，她在等待下一個工作，下一個落腳的家，在這之前，她只能這樣站在這個街口。而在這個首都街頭，有將近一百多人張望著同樣的眼睛，同樣的心情，在等待著。他們都來自農村，都希望有轉變未來生命的可能。
她為什麼不願意回家鄉呢？
「回家鄉能夠做什麼呢？除了吃老米飯，對家裡一點幫助都沒有。我們老家那裡，農活又髒又苦又累，一年到頭，掙不到什麼錢，我死也不想回去，」她毅然決然地說，彷彿農村只是痛苦的根源。
難道以後再也不想回家鄉了嗎？
「看看吧，」她說：「以後希望有機會留下來，如果不行，等賺一些錢，再回家鄉開個小店。但至少不能全身什麼都沒有的回去啊！以後靠什麼生活呢？難道還要再下田嗎？」
李紅，十七歲的安徽鄉下姑娘，保持著南方難以改變的口音，來到北京已經一年半。她回想自己剛剛到北京的當年，也是站在這裡，下了火車站，像所有鄉下進城的人一樣，不敢離開人群聚集的地方，直到黃昏，夜晚，半夜，還是在車站附近徘徊。到了第二天，她站立太久疲憊不堪的樣子，被一對中年夫婦注意到了，他們問了她的來歷，家裡有多少人，原本在家鄉做什麼，會不會做菜，有沒有朋友、親戚在北京，要求的薪水等等。然後，他們在眾多等候的鄉下來的小保姆當中，選擇了她。

機會愈來愈少

她的工作是照顧一個生病老人的起居生活、飲食吃藥。這一對夫婦的父親已經退休多年，現在生病在家，而他們分別在政府部門工作，白天需要有人當看護，便開始雇用了她。直到這個老人在一年又二個月以後去世，他們仍留用她三個月，等待她找到另一個雇主。現在，幾個月過去了，她的運氣已經沒有當年那樣順利，即使是三天兩頭的來這裡，卻因為從鄉下來當小保姆的人更多了，她可以選擇的機會更少了。但已經在北京有過生活經驗的她，卻不願輕易去找另一個收入更差、條件更不好的工作。她還想碰碰運氣。
在這個天橋下，自然形成的勞動力市場裡，站立著無數像李紅一樣的姑娘，她們之中有不少人來自安徽。北京人於是對安徽形成一個印象：「啊，小保姆最多的地方。」因為安徽窮，因為安徽人口多，因為那裡的農村根本沒有出路。不僅僅是小保姆，在天橋下，馬路邊，至少有將近一百個像農村來的青年男女，他們徘徊站立在街道，眼神茫然的張望著、等待著誰來雇用，找到生命新的出路。而前來這裡尋找勞動力的人之中，有家裡需要保姆的，有個體戶老闆來找餐廳服務生，也有一些木工、清潔、搬運等重活等待臨時工去幹。
在這個中國大陸首都的一角，天橋下的地方，即使是鄉村來的女孩子也分成好幾種。有的是來到城市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衣著和模樣比較乾淨，基本的城市認知和自信，使他們有一種安定的感覺。有一些人則是剛剛進城的，他們身上還穿著農村模樣的土灰色上衣棉襖，手中提著布包，眼神有幾分膽怯地低垂著，像是會被城市人歧視一般。為了節省，有些人手中還提著幾個白煮雞蛋，那可能是今天的午餐和晚餐。而有些較不幸的，可能未找到工作，或臨時工作的性質較骯髒，身上的衣服襤褸破舊，沒有地方住，或是錢已經要花完了，便更加地下垂著眼神了。
不能小看這些才二十歲上下、有著南方口音的小女孩，他們的願望雖然是如此平凡，但卻預示著中國大陸農村的重大變化，也是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開端。根據最新的統計，在北京城裡，就有至少上三百四十萬的外來民工，像這些女孩子一樣。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已取得城市暫住證。當然他們大多來自附近省份的農村，但更遠的來自東北、南方鄉下，有些甚至由內蒙古、新疆、西藏流動到這裡，而女性人口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更多是成年男子。
進城尋找工作的女孩以服務業為最多。著名的是安徽的小女孩，他們來到城市做家庭的小保姆，而其他行業則包括在個體戶飯館、餐廳裡洗碗、端盤子，或甚至是國營餐廳的服務生，以及在一些開放城市裡的「打工妹」。僅僅是餐飲及保姆兩項，據估計全中國大陸約有一千萬。
根據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調查，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八年，十年間，全中國大陸共有一．三億勞動力由農業轉移出去，其中在農村就地轉移的有八八五○萬人，大部份在鄉鎮企業工作，而轉移到城市的有四四○○萬人。年平均轉移速度達到一五．二％。換言之，每三個離開農村的人之中，就有一個是進城成為沒有城市戶口的打工者。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一直存在兩種類型：其一是以前述鄉鎮企業為載體，吸收接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使原先單純意義上的農民成為「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人」，這種轉業卻不離開原先居住的社區，因而大陸稱為「就地轉移」；其二是流入城市，像前述的服務生，以及如保姆、礦工、建築工、紡織等行業的工人，轉入第二、三產業，這種稱為「異地轉移」。但主要的農業勞動力轉移統計大都只及於鄉鎮企業，而對真正的異地轉移者，因失去聯絡、流動性高、轉移頻繁等因素，根本上缺乏精確的統計。
而農村與城市的交互影響已不僅在保姆、服務生，許多大飯店的卡拉OK已逐漸變成外地人口的天下。

新的勞動生態悄悄形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以外地勞動力市場為中心而展開的新的生態系統，其實已經悄悄地形成了。那是以農村的貧困為背景，以尋找生路為動機的農民，和城市的便宜勞動力的需要而開始的。這裡因此有城市的雇傭者、市民和個體戶餐館的老闆，甚至是賣春者的保鑣，以及便宜的、沒有任何保障和社會安全、福利系統保護的農村勞動力。政府公權力對這個市場的介入力量和現實的需要，根本不成正比，除了少數的中介機構外，勞動力市場是一個有待規範的原始世界。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即出現的大量人口流動。現在流動在城市裡的「異地轉移」農村人口可能將近一億左右。他們都是沒有城市戶口的無法計算的農民，一個隱形的勞動力世界。
這個以農村便宜勞動力為基礎所建立的隱形勞動力世界，包括了約一億的勞動人口，以及在鄉鎮企業裡的雇佣工人約九千多萬人，為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外資和合資企業及鄉鎮企業等提供便宜的勞動力，使其成本有足以競爭的優勢，它和國家投入建設的龐大規模的資金，共同構成大陸經濟成長奇蹟的真正奧祕。

北京飯店

一九九四年夏天，北京最著名的北京飯店卡拉OK裡，一群小姐像遇見熟客一樣的圍著幾個北京客人。
經理是一個約莫二十五歲的姑娘，昏暗的光線中，她的旗袍開衩到大腿，修長雪白的腿在暗紅地毯上閃現，身後則跟隨著幾個更年輕的小姐。「唉呀，我們把包廂空下來等你，等了一個晚上，都不知道你來不來，剛剛才讓給一個客人，」她撒嬌般地說。「那就另開一個吧，」北京的熟客笑著說。「唉，你別著急，坐一下，我讓人去看看。如果有空的馬上就開。我先讓小姐來陪陪你，」她語音如鈴般地說。
除了經理有北京口音以外，其他小姐全部來自江蘇一個城市邊緣的縣份。不僅是個別的人，整個卡拉OK店的小姐都是由當地應徵而來。在當地經過服務訓練以後，一群人同時上北京來。她們的工作，不是別的，正是中共當局反對聲浪四起的陪酒、陪坐、陪唱歌、陪舞。來自南方的典型吳儂軟語中，這一家卡拉OK店的生意開始好轉。
一個身材高挑的女孩，手臂上還有一道長長的舊傷痕，像是用刀子劃過的，她解釋說：「這是在家鄉割稻子的時候，不小心給劃到的，當時還流了很多血。可是在鄉下，也只能止血，就留下疤痕了，」她伸出自己的手，笑起來：「你看，這樣的手掌，不是割過稻子的，會這麼粗嗎？上面還有繭呢！」

出來都市見世面

另一個年紀才二十四歲、但看來已較成熟的女孩，本身是高中畢業，在家鄉已有一家自己的裁縫店，但還是參加招募，並來到北京工作。「我也不是沒法生活，但總不能這樣一輩子待在農村，什麼世面都沒有見過，出來認識認識，關係上熟一點，出路多一些，再想想以後怎麼辦，」在她的南方的線條柔和的臉上，寫著明白的願望，來這裡是出來見見世面，學學別的事情，看世界的變化，再決定回鄉後能夠做什麼。也許是開一家店，也許是有辦法、有關係、有能力，自己開一家公司也不一定，她自信地說。其他的女孩也是一樣，除非自己找到合適的對象在城市結婚，否則還是會自己尋找生活的新出路。
就這樣，這些來自農村的姑娘在北京飯店，以陪客人唱歌喝酒，開始了她們的城市生活。
不可思議的是：事實上，這已不是在開放無比、習以為常的南方城市，而是在中國大陸的首都北京；而更不可思議的是：飯店也不是別的，正是中共建國以來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無數名人、海內外政治家都住過的飯店——北京飯店。
如果人們的記憶未遠，應該還能記得，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無數中外港台記者就是住在這一家飯店，因為它距離天安門最近。而六○、七○年代，周恩來在這裡更會見、宴請過無數國內外政治家。在當時，這裡是北京唯一最豪華、典雅的飯店。即使是現在，每年中共召開的人大政協會議，甚至中共十四全會議的代表，也住在這裡。
在外界的印象中，這是一個「政治氣味」相當濃厚的飯店。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這個原本是供應四川菜的餐廳改成卡拉OK，寬廣的場地以舞池為中心，前台一個聘請來演唱的女歌手正唱著港台歌曲，而舞池周遭則是包廂。經營方法也一改過去國營企業大飯店的風格，毫不猶豫地走向「三陪」，生意果然大大超過以往。是的，連北京飯店都沒有例外。

南下農村招募

然而真正的故事不僅在北京飯店角色的重大轉變，更在這些小姐的來源、工作、生活和願望身上。由於北京人不願意在自己熟知的地方從事這樣的工作（依照北京人本身的解釋是，如果遇見朋友、同學、鄰居等熟人，多不好意思），這家飯店的承包者只好到農村去招募。
在高工資、可以進城增長見識的條件下，許多鄉下的女孩子都願意出來見見世面。這家飯店卡拉OK的承包者即南下去招募小姐。在一個縣份裡，公布出去之後，來了不下上百人，她在女孩子中間，由容貌、身材、學歷、氣質等各方面去挑，挑選出這樣十幾個人，而後全部到北京來，包吃包住，當然也給比農村高出數倍的收入。經過一、兩個星期的訓練後，就全部上陣了。
對承包者而言，這一群女孩是便宜的勞動力，他們不會輕易流動離開，除非打破雙方的合約（一般保證是一年），同時工作時間穩定，因住處在一起，可以互相照應，不易發生意外，可以說是最穩當的勞工。但對農村的女孩子而言，這卻是生命找到另外一個出路的機會。有高出數倍的薪水，有增加認識城市的機會，有離開農村生活的可能，在幾年內積累一些錢，過幾年以後回家鄉用這些本錢開一家店，或者做個什麼生意，未嘗不是生命的另一種發展。
然而僅僅看見這樣的流動是不夠的，還應該有更遠距離的觀察和思考，去研究人口流動下，中國大陸大歷史的變化。

飛船上看見的中國大陸

美國學者Hebert Simon曾撰文指出：現在想像從宇宙飛船上觀察地球，倘若不僅可以看到地面上的各種物體，而且可以看各種社會組織，則將會看到面積很大的許多群落，那就是組織；還會看到群落之間不多的網絡，那就是市場；將會看到整個世界的生產和經濟活動，大都是發生在組織中，八○％在製造業和貿易界工作的人，都隸屬於組織。
同樣的，如果採取一種像在衛星上一般的高度，來觀察中國大陸，以及其內部的組織（公司、工廠、單位、政府部門、企業等），則前述的小保姆、女服務生，以及在城市中流動的人口，將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更重要的是，人們正在進行什麼方向的流動？這流動將形成何種未來的構圖呢？
無可置疑的，人們將首先看見一大片廣漠的大地。在這些大地中，以無人居住的高山、草原、沙漠、農村構成了主要的部份。而人們所熟知的沿海開放城市，將是這一大片農村所包圍下的星星點點，像微弱的光線。而中國大陸就是要靠這些星星點點，來帶動起整個時代的變化。從人口結構也可以看見這個大構圖。在全部十一億八千多萬人口中，農村人口就佔了九億一千多萬，約七八％。這就是中國大陸最大、也是最基本的組織。
然而，應該要看見的是，這不是一幅靜止的組織圖，而是流動的。像一九九二年的大水災那樣，農民以沈默、無聲，然而巨大的數量和速度，向沿海城市流動。毛澤東的「鄉村包圍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竟是最好的寫照。

流動的組織圖

根據統計，現在已有九千萬至一億人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工作，每年更有八千萬至一億左右的農民，跟著農閒農忙的季節性變化，在中國大陸的大地上流浪，而主要是在城市尋找工作，尋找新的生路。有將近二億的農民離開農業生產活動，如果由更高、更遠的視野看，這是中國歷史上，除了飢荒年代以外，未曾有過的歷史性人口大遷徙。它預示著一個不同的時代正在來臨，那是中國歷史走向另一頁的開端。一個農村社會解體，而工業社會又尚未來臨前夕，陣痛的開始。
而這一切將預示著中國大陸整個控制結構轉變的開端。因為原本控制在國家機器手中的整個人口流動、國家資源、資本、城市發展、地方經濟特點、區域經濟平衡、商品流通、單位與人的關係、人自身的願望、社會控制的各種機能等等，都面臨著轉變。
要觀察中國大陸的未來，不能不先從廣大的農村、有九億大軍的地方開始。

等死認命的農村

明芬十六歲那一年，她的叔叔脖子上長了一個小腫瘤，在四川的農村，她的叔叔沒有錢去看病，只是到村裡的醫療站去拿了一些藥，湊數著吃。過了一個月以後，腫瘤變成拳頭大小，她的叔叔依然沒有到城裡的醫院去看病，原因是：農村人到城裡看病，不僅醫藥費要自己付，那腫瘤的手術、醫藥費用，恐怕連家裡的全部財產都不夠。更何況，家裡還得有人到城裡去幫忙照顧，那家人住在城裡的費用還不知道要多少。叔叔說：「就在村裡看病吧，會好是命，不會好，也是命，都是上天註定了。何必多花那個錢呢？咱們也花不起。」
家人希望奇蹟出現，到鄰近的一個小廟去取了些香灰回來。但依舊無法延緩腫瘤的蔓延。兩個月以後，叔叔在長期的呻吟、哀嚎、哭泣聲中，離開人世。家人和他自己都認命地覺得這是「天命」，怨不得誰。他們無聲地將他埋葬在田地附近的土地上。與幾千年來中國所有的農民一樣，他將要永遠地消失成黃土一堆。

城鄉差距大

明芬小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想法。直到她上了大學，有機會進入城裡生活和工作，有了公費醫療保險，她才知道，原來農村和城市戶口之間，竟存在這麼大的差距。即使以前在農村早就聽說過，所以父親一直希望會讀書的她，可以上大學，改變身分，但實際的體會，卻讓她想到叔叔的死亡，以及農民命運的差別待遇。
在四川的農村，明芬有三個兄弟，大哥在村子裡種田，家裡按照規定分到土地，農閒時，則做做木工。二哥在做磚，雖然有土地，但做磚的收入不穩定，且他的頭腦不是太好，容易被欺負，因而有時要靠明芬接濟一點。三哥在附近城鎮擔任一家酒廠廠長，他本身有田地，妻子是農民，加上孩子和媽媽的地，共有四畝地。但對三哥而言，由於這些地不是自己種，土地的各種投入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花費太大，這些地根本入不敷出。
以四畝地來計算，僅僅是收割時，就得請五個人，每個人一天的工資是二十元，總共是二百元，加上供應吃飯、茶水的花費要約一百元，收割稻子就得花掉三百元。加上農業稅、化肥、攤派及各種花費，三哥認為根本不划算。他曾打算把地全部交給二哥去種，但二哥也不願意，因為他認為種地根本不賺錢，除非農業稅和各種繁雜無比的稅由三哥自己交，否則他寧可去打零工，賺的錢還比種稻多。
種稻的收入，現在一斤是八毛錢，連買一包香菸的錢都不夠，更不要說進口的外國菸，價格是八元，等於是十斤稻子的價錢。此外更嚴重的是化肥和各種物價的飛漲。農民本身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麼會有種稻的意願呢？

生活條件日日降低

以農業收入來說，目前的稻米價格雖然放開，以市場議價來計算，表面上對農民的收入是有幫助的，但實際上由於糧食盛產，稻米價格上不去，農民的收入反而降低。尤其是各種工業產品的漲價速度遠遠超出農產品的價格，以化肥而言，漲價比例甚至到達三○％，對農民而言，這些農業支出是必須的，但實際收入反而是降低了。生活水準當然也就跟著下降。
以四川為例，原本農民年純收入在六百元左右，但這些年的物價上漲和各種攤派的增加，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大約在四百元左右。這還是一九九二年的計算。在九三、九四年中，物價是以二五至三○％的速度上漲。農民收入的減少，便不僅是一個種糧可不可能維持的問題，更而鮮明地呈現在生活的必需條件上，正在一日一日的降低，甚至連孩子上學的學費都成問題了。
根據一九九一年的調查資料表明：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生活費支出為一五五四元，鄉鎮企業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收入為一四八二元，而農民的年平均純收入卻只有七○九元。農民的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一半不到。然而農民的稅捐，卻遠遠超過城市人。
對中國大陸農民而言，為了求生存，真正的出路也只有離開農村。

城鄉間的流浪人

有一億五千萬到二億的農民離開農業生產，它對農村將造成什麼影響？
一九八八年秋天，在安徽省淮南煤礦附近，遇見李永福的時候，他在安徽、浙江這幾個地方的城裡工作流浪一段時間，而且已經回家鄉做為個體戶有兩年了。那時他是一個鄉鎮企業磚廠的負責人。鄉裡說是把企業承包給他，而事實上是由他一手負責籌劃磚廠的成立、建設、人員招收和產品的出售。當時，磚廠的各種基本設施正在趕工，但他已經在旁邊開始生產，磚也已陸續出售。
有著瘦削的臉、黝黑的皮膚和一雙充滿強韌的生命力的眼睛，李永福坐在用土磚塊壘成的辦公室裡，簡陋的桌子上只有幾枝鉛筆和紙，木訥沉默的面容上卻有一種自信。不多言語的他在說起自己的經驗時，像是簡單到不足以成為經驗一般。但對磚廠未來，他反而充滿自信的用淮南的土腔說：「會給鄉裡賺一些錢的。」
一九八○年李永福從初中畢業後，先在鄉裡種地，幾年以後他開始感到厭煩了，覺得即使是承包了土地，但一生也將和自己父祖一輩的命運一樣，永遠在這塊土地上，最後埋葬在這裡。他開始做出離家的打算。

尋找各種生意機會

李永福先是在城裡打零工，而後進入一家工廠當了幾年的工人。但他仍然不滿足於這樣的生活。一九八五年，開始有錄影機出現時，他在城裡發現有人帶著錄影機在街頭放映，每個晚上，他在工作無聊之餘，就試著去了解。這時他發現，這是可以用小資本來吸收觀眾、賺取不少錢的機會，尤其當時電視機和錄影機還不普遍，民間的生活又無聊，提供這樣便宜的娛樂，在農村應該可以是一個機會。
他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部電視和錄影機，加上幾盤錄影帶，就開始了走鄉串鎮的生活。靠著放映的機會，他走了不少地方，當然更多的是看到各種可能的社會發展和生意的機會在各個地方產生。這提供給他更廣闊的世界觀和思考的可能性。
幾年以後，電視機已經日漸普遍，民眾的娛樂有了其他的出路，他也有了一定的積蓄，便把幾部錄影機和電視，全部都送給村裡的小學當教學用具。在貧窮的淮南農村，錄影機和電視算是不少的資產了，但他似乎不以為意，反而認為這些投資的錢都賺回來了，「留著也沒用，村裡的學校又窮，不如就送給孩子去當學習用，」他到其他城市去聯絡一些朋友，看到各地農村因為農民日漸富裕而開始改建房子，最後，他選擇了需要資本較低，而建設又比較容易的磚廠。
流浪在鄉鎮之間，從工人到走鄉串鎮的放映錄影帶，而後是磚廠負責人，李永福像是一個農民生命轉變的縮影。他由離鄉而開拓眼界，而後走出自己生命的發展之路。在一九八八年的見面中，我曾問過李永福：「以後你想自己會是什麼發展道路？有沒有什麼願望？例如變成企業家或者什麼的？」
他用一種平常的聲調，木訥的言語說：「眼前是先把磚廠做起來，等到做好以後，把它交給村裡來做下去，自己再去想其他的。自己一個人，一個家庭，彩電冰箱什麼都有了，也就是這樣，沒有什麼需要的。辦一些企業，讓村裡的年輕人有活幹，不必父父祖祖一輩子的，在田地裡幹活，那這一輩子就夠了，」他說。這個磚廠在一年內，賺回了投入的資本。幾年後，他把磚廠交給地方幹部，自己又投入其他的生意，以鄉鎮企業的名義，繼續開創他的事業。

減輕農村失業壓力

李永福代表著的是，農民為了謀生存而轉型的一種較成功的典型。他藉著出外工作的機會，擴大視野，培養自己的知識，聰明地尋找出路，從而成功地在地方上建立起事業。這便是農民離開農村後，可能的影響之一。
從好的方面說，它至少可以減輕農村隱形失業的壓力。增加農村的收入，從而改善農民生活，改變農村的困境。以湖南省外出農村勞動力來說，有四百多萬人，在一九九二年，他們靠著在外地工作的苦活，一年內匯款回去共二十億元。如果不是這樣，誰也不知道農村會是什麼模樣。
另一方面，離鄉的農民本身也開拓了眼界，他們開始有了新的商業意識、城市知識和人際的網絡。不少農民因而學會了技術和經驗，存了一點資金，回到家鄉辦企業。湖南寧遠縣，一九九二年離鄉的人有一．四萬人，他們到廣東、福建工作，其中有一部份人回鄉辦企業經商，地方統計的年收入約達四千萬元。
更有趣的是衡山縣楊橋鎮金山村有幾個打工妹，她們外出廣東去打工，二年多以後，她們看見了地毯的生意可以做，而家鄉正好有這個條件，便回到家鄉邀集五十七個姐妹興辦了美術地毯廠，年純收入達二十萬。
這些現象說明：農村和城市之間固然存在著無數的差距，但農民有的是人的生命力，他們為了求生存，進城尋找新的生路，但同時也開拓眼界，增長知識，從而轉變農民意識，為家鄉創造新的可能性。這或許是農村的生路所在。

「三八六一九九」部隊

然而農村卻由於人口的大量離去，正在走向沒落的黃昏。北京的知識份子用極為形象化的語言形容，農村將只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隊」。
所謂「三八」指的是婦女，因為三月八日在大陸一樣是婦女節。「六一」指的是兒童，因大陸的兒童節是六月一日。而九九指的是老人節。這意味著農村最後將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
在北京做糖果生意的小唐，有著瘦小身材，是來自湖南農村的青年，他從一九八七年離開家之後，每年回鄉探親兩次。家鄉的妻子和孩子，像所有的農民一樣，維持那收入少得可憐的土地，只能算是勉強支付農業稅收。他在城市的收入卻維持家庭的生活綽綽有餘。最後當他在北京和朋友開始做生意賺錢以後，他把土地轉手讓一個鄰居去種，自己支付農業稅，省得妻子煩心。

男性轉移者居多

小唐最得意的事是，由於自己在北京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他還讓妻子懷了第二胎，而且在鄉裡，毫不猶豫地支付八百元的超生罰款。「村裡還認為這是增加村的收入哩，」他自豪地說：「只要請他們幾頓，幾條香菸就打發了。孩子還不是照常報戶口。」至於他為什麼不願意將妻子帶到北京讓家人團聚，孩子可以在北京較好的環境上學，他放棄地說：「這是不可能的，北京哪裡那麼好進的？根本不可能。而且我不能不往下想一想，我的生意還不是很穩固，萬一有一天，政策改變了，或是生意失敗了，只有回到農村去，那時，我們早已放棄農村的土地，連最後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共產黨的政策有時候說不準的，我得留著點後路。」
像小唐這樣，男人離開家鄉去闖天下，女人、孩子、老人留守家鄉的人有多少呢？
根據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調查，在一九八六年，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婦女佔了二五％。換言之，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主要是男性。
而在男性就業人口中，又以青壯年和較高文化水平者為多。根據調查，離開家鄉的農民中，十五至四十歲的青壯年佔八四％，其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佔五六％。社科院的調查表明：農村剩下的文盲，使得現在的農業政策要推行都有困難。有些嚴重的村子，連找一個可以看懂農藥和化肥說明書的人都有困難，施肥和用藥常常出現錯誤。湖北省英山縣一個農民鄭昌肥，因為是文盲，一九九一年，錯把除草農藥當做殺蟲農藥使用，導致三畝地裡，一粒稻子都沒有收割，賠本五百多元。

農業人口女性化

大陸農村發展的另一趨勢，是農業人口的女性化。
這種情況將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一九九○年以後的經濟發展益形嚴重。到最後，農村當然只剩下婦女、兒童、老人這樣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隊」。
農村的衰落，將走上和台灣一樣的歷程。它的命運，也將和台灣農村經濟一樣，只是靠著出外工作的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工（服務生、打工妹、保姆等）來共同維持生存。亞洲國家中，最早發展資本主義的日本，也是一樣的歷程，今日日本農業主要依然靠政府的補貼為主。這彷彿是宿命的悲劇。
但是，一個共同的疑問是：難道現代化就必須走上這樣痛苦的道路嗎？難道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不能在歷史的經驗教訓中，開拓其他的可能性嗎？一個美國學者幽默地指出：「如果你能找到答案，那麼你就可以成為新的經濟學大師。」彷彿，一切的工業化過程只能在這個命定的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農村沒落中循環。中國大陸也沒有例外。
而農業和農村的出路，也只有寄望在工業發展、城市發展的速度上。但問題是工業的發展能這樣順利嗎？農村的問題因而只能靠總體的發展來解決了。

未來的構圖

清明上河圖是一幅卷軸，拉開宋朝時代的社會生活面貌。
未來的中國大陸社會將是這樣的脈動圖像：農村在沒落中，由農村遷徙出來的達到二億人口的數量，像「螞蟻雄兵」，散布在遠遠近近的城市、開放特區、城郊的小工廠、沒有戶口的聚落、都市臨時搭建的工寮、街道邊的攤販，以及道路上衣著破爛的乞丐……。
男人帶著生活的希望、家鄉的懷念、親人的祝福，踏上城市的「萬里長征」。他們趴火車、露宿街頭、流浪萬里、在寒風中等待一個工作。而後在年終歲暮時，帶著工作的積蓄或生命的挫敗，回到家鄉。等待開春，節日過去，他們又踏上征途。
懷抱著夢想的年輕少女也一樣。他們散布在城市小飯館裡端盤子、在別人家裡做保姆、在卡拉OK店裡伴唱、在工廠裡當打工妹……。

難以承受的人口重擔

一至二億流向城市的農村人口，也將形成城市難以承受的負擔。以北京市來說，外來人口有三百四十萬，僅僅是他們的吃飯，從主食到副食，就不知增加多少。而北京的食品還是派人到各地去採購，以保證供應充足。其他的城市就更困難了。
城市的住宿也因此「緊張」。許多城市因為無法供應，只能任由這些外來人口在郊區自己找農民的房子住，或甚至是他們自搭的違建。流浪者因此有了落腳的地方，但來自農村的這些人口，卻離開原來可以計算和控制的範圍，別的不說，僅僅是超出計劃生育範圍的人口，可能就有超過百萬以上。這還是社會學者依據其數量的統計，具體情況，根本無從查清。
離家謀生的男人愈多，生活的壓力下，一定有著性的問題。一項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多的地方，賣淫就必然產生。同時，由於性的苦悶，他們衍生出打架、鬥毆、幫派、販賣毒品、賭博、酗酒等等。城市治安因此遭到無法遏止的破壞。
而大量的人口湧入城市，也必然帶來居住品質的破壞。在硬體建設未建立起來時，城市的公共交通變成是這些外來人口的主要工具。城市的整體環境開始惡化了。

便宜勞動力的貢獻

但人們也不能不看到外來人口對城市建設的貢獻。他們便宜的勞動力，為城市的建設提供最基本的補充。一些城市人不願做的工作，例如清道夫、運送煤氣、修理皮鞋、小攤販、垃圾收集等，如果由城市人來做，其成本和各種福利將大大超出現有的支出。但農村進城的勞動者卻全盤接受了。這些便宜的勞動力，便是支撐城市向上發展的經濟基礎。這也是大陸經濟成長奇蹟的奧祕。
而城市的工人也開始進行一場無聲的革命。國有企業工人的比重，隨著國有企業的衰落，將會日漸減少，而隨著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的發展，一種不受到國家權力控制範圍下的工人，將日漸增多。在增長與沒落的對比發展過程中，工人的性質正在由國家力量解放出來，成為自主性的工人。
毛澤東早年革命的根本是「工農兵」，文革時期「工農兵」還是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但現在，工人已經由國有企業的工人，逐步轉變為非國有企業的工人。而農民則由農村流動而出，成為城市的民工。「無產階級專政」中的工人與農民有這樣的轉變，它難道不是一場「無聲的革命」嗎？
中國大陸傳統的統治形態是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對人口就業的控制，但現在，這個控制結構已經被開放改革後的市場規律所打破了。中國歷史上，除了饑荒以外，未曾有過的人口大遷徙正在進行。這將是中國大歷史最波瀾壯闊的場景。一個工業化的時代，一個新的社會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