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 — 國家資本的黃昏

折翼的天使
每一個期待中國大陸產生民主體制的人總是要問：西方式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何時來臨？如果沒有足夠的民間資本，公民社會可能形成嗎？而即使是民間資本都沒有的中國大陸，何時才有民主政治？
六四以後，無數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反覆探討這個課題。經濟問題變得比政治更重要，因為沒有經濟基礎的政治改革，終究只是空中樓閣。
「中國的知識份子像做了一場夢，」我們坐在臨近故宮的一家飯店裡，這個久別重逢的朋友在六四後遭到處分，離開原來的新聞機構，轉而為一個外商工作，現在開著一輛進口的小轎車，手上有一具大哥大，儼然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在見面後，仍無法不從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共同話題談起。
「中國的關鍵是還有八億農民，還有至少五千萬的殘疾人，你說，中國的民主是這樣簡單，由幾個知識份子在街頭呼喊就會有的嗎？我們當時的想法太簡單了，」他轉頭望著故宮的屋頂，那明清兩代共同構築的雕梁畫棟，莊嚴堂皇的皇室建築，像一個古老帝國的巨大象徵，在窗外安靜的伸展出去。他的眼睛望著故宮，有如看見一個古老的帝國在無盡的大地延伸，直到最遙遠的山村海隅。

民主理念尚未成熟


「如果中國出現一半的中產階級，或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中產階級，中國的政治就不會是今天這樣。」這個在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曾經以熱血和淚水洗刷著自己靈魂的青年知識份子這樣說。
「所以中國要全力發展經濟，讓中國有一億個個體戶，有一億個中產階級，他們不是吃政府的飯，拿政府的錢，那麼中國才會有一大批獨立思考的人，中國才會有真正的民主。這才是更實際的辦法，」他用堅定的聲音說：「所以我們要投入經濟活動，自己去創造財富，至少要變成中產階級，不是像當年那樣，拿國家的薪水，看幹部的臉色，我們就要先改變自己。當中國有足夠的中產階級和民間資本，那麼，民間才敢站出來反對現在的政府，或者才敢發出聲音。因為，當人們發出聲音不會被懲罰的時候，才敢有真正的聲音。」
「嘿嘿，你說，這樣的想法和中央有沒有一致？發展『市場經濟』這不是中央的政策嗎？」他反諷地笑了起來：「那麼，大家就一齊發展吧，到最後，總是會有那麼一天，中國的社會結構會轉變，然後我們當年期望的民主才會來臨。那時的民間也不會像六四當時那樣，相信共產黨的宣傳，或者什麼救星了。」
但是這樣美好的願望就是實際的嗎？
其實這樣的認知隱含一個嚴酷的事實：直到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以後，有足夠的中產階級，和民間資本的積累，足以和國家資本抗衡，中國大陸才算有能力走上現代化的政治體制之路。但問題是在一個資本、資產全部由國家擁有的地方，民間資本要從何而來？民間資本的積累難道可能在幾年之間，由國家轉移而出，進而變成巨大到可以與國家資本平行的力量，從而擁有一定數量、相對獨立的工人，一定數量的管理階層，以及知識、研究、技術能力都相當的公司？

漫長的現代化之路


而還要多久，中國大陸的八億農民才能走向現代化？偏遠的西部農村才能離開貧困？十年？二十年？半個世紀？或甚至更長？
這是在探究政治體制現代化之前，不能不先注意的課題。因而首要之務已不再是民間的政治意識，而是相應於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要從何而來？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至少要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亦即由財政、稅收、國家資產、土地資源、生產數量、生產力、人口、教育等，都可以量化為數目字。但在中國大陸，僅僅是屬於國有企業的國家資本有多少，就難以在數目字上首先計算清楚。這就造成民間資本積累的模糊地帶。
當我用這樣的想法和這位知識份子朋友談的時候，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沒有錯。這就是現在大陸發展的現況。但你不要以為所有的民間都有機會，它只存在於官僚和國家機器的掌握者手中，所以，到最後，真正的贏家還不在普遍的民間，而是一定的階級，他們是和特權官僚結合在一起的少數人。」他用嘲諷的口氣說：「你看滿街的高檔（高價位）進口商品，你以為誰有錢去買？你以為都是外商嗎？不，正好相反，外商早就在外面看過這些商品是多麼便宜，他們根本不會去當傻瓜。去買的人，都是大陸本地的人，他們接觸不到外面的商品，只能在這裡買。但誰有這個能力呢？」
誰有這個能力呢？
「兩種人，一種是錢來得特別容易的『雞』（妓女），或者一些搞『黑道生意』的人，他們不在乎錢，只要滿足自己的自尊。另一種是官員，他們的錢來自貪污腐化，也是黑錢，而又沒有地方投資，所以花起來不會心疼。」他說：「當然還有就是要去送禮給官員的人了。這些人花的是公費，將來要報銷，根本不在乎。」
當官員在收受好處後，將要用什麼來回報呢？
「當然是原來應歸國家收入的各種好處，例如土地可以便宜一點出售，或者投資的大陸資產少算一點，讓外方多佔資本等等。國家的資本正是最肥的一塊肉，大家分著吃，誰也不會吃虧。」他說完，望著故宮古老的宮闕，笑著說：「如果有可能，說不定有人會拿故宮去合資呢！」

理想「向錢看」


談到最後，他不無感慨的想著六四時期，中國人要振起「中國魂」的願望：「當理想消失的時候，即使是共產黨本身都難以維持舊的意識形態。沒有人再相信理想，六四是一個最沈重的打擊。『國家』已經不再崇高了，『民族魂』也不再是唯一的精神支柱，理想主義精神喪失之後，大部份的人都陷入虛無，而錢是唯一可以信任的東西，這時，即使官員都會做出令人難以想像的事來，」他說。
一個曾經以共產主義理想號召而打敗國民黨的政權，如今卻在內部貪污腐化的泥淖中，逐步走向「向錢看」的道路。其中最大的危機事實上不是來自外面的挑戰，而是內部自身的腐化。國家資本的轉變與削弱，正是從這裡開始。
在大陸官員中流傳的一個諷刺性的順口溜，用「一面大旗、三套理論、一條道路」來總結現在的中國大陸。
「一面大旗」指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三套理論」是：「摸的理論」，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抓的理論」，也就是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再來是「富的理論」，也就是一小撮人先富起來。而「一條道路」，指的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舉著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以「摸」、「抓」、「富」為理論依據，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便是中國大陸的現在與未來嗎？

每年流失三千億人民幣


腐化在中國大陸將造成多少國家資本的流失呢？在可計算的數字裡，每年至少有三千億以上，流入個人口袋，這還不包括中共官方自己估計的所謂「每年吃喝掉三千億人民幣」的吃喝公款在內。
用銀行的貸款來計算說明：以現在的市面通貨膨脹率來說，約在二五∼三○％之間，如果一個企業向銀行貸款，它的年利率一般在一○．九八％，換言之，一個企業正常地向銀行貸款，一年之內就可以由利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差距，得到一五∼二○％的利益。那麼有什麼企業不希望貸款呢？這時就存在銀行與貸款者之間的利益輸送。
一般來說，貸款的企業要給銀行辦事人員（也就是有能力決定貸款者、具體辦事人員、中間介紹者等）的佣金或者回扣，約在一○∼一五％之間，這個貸款好處完全流入個人的口袋，也就是國家貸款中的損失。
它的金額是多少？以一九九三年國家貸款額度來計算，總共有二兆六千四百多億元人民幣，其中的利益輸送如果以較低的一○％來計算的話，那麼貸款流失的國家資本約在二千六百多億元人民幣。這二千六百多億元人民幣的流失，姑且無論它是生產性的資本或個人消費性的支出，總之，這是國家應收入資本的流失。
其次，以所有基本建設工程中普遍存在的「回扣」來說，至少存在約一五％左右，有時甚至更高。一個鄉鎮集體企業的建築大隊負責人表明，在承包工程時他所給出的「佣金」（給中間介紹者、工程負責人、監工單位等）至少在二○％上下。其中還不包括交際費用。而以一九九三年全中國大陸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計算，則有一兆一千八百多億元人民幣，而工程的內容是基本建設、更新改造、商用房舍等。保守估計，其中至少有一○％是「佣金」或回扣，然後工程才可能順利承包，那麼就有一千一百多億元是由個人獲得的「好處」。

佣金、回扣侵蝕國力


由銀行貸款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金額來計算，二者合計，至少達到三千多億元，等於四百億美元以上。這便是由國家資本中流失出去，而後轉入個人資本的最少的可計算金額。
如果再加上各種以許可的權限所形成的利益系統，例如進出口權、特種物資取得的管道與價格優惠、成立公司的必要手續費用等等，甚至是土地出讓的利益輸送，則它的金額必然更驚人。
但這一切，不只是中央政府公權力下的產物，地方政府更為嚴重，甚至軍方和黨的巨大資產，也在這個利益系統之內。它並不是以單純的形式，自成系統存在而已，有時更是互相聯結，形成巨大的利益關係網。
用一個經濟學者的觀點來說，這利益系統最大的部份是由中央到地方連成一氣，然後才足以「做出更大的餅」，這個大餅「大家分著吃」。例如中央的關係可以貸到利息低的金額，而後到地方去結合地方官員，一起炒地皮，等到地皮漲價，再一起出清，獲利了結。時間甚至可以短暫到在幾個月之內完成。
中國大陸國家資產的流失，最後應該如何計算才能準確呢？這已經不是由可見的銀行金融資本來算，而必須包括那些未被計算過的土地、國營企業資產、軍方保有的資產、政府資產（土地和建築）、國家預算等等。它的流失難道是前述的可見的三千億元人民幣而已嗎？而三千億人民幣，換算台幣已經是約一兆了。這一兆的台幣，在大陸，正是以種種手段和管道流入個人的口袋。
中國大陸的新資本家也就隨著崛起了！

「玩空手道」的人


最初在北京聽到這個故事時，我不能不感到震驚，但隨後聽到的故事就更多了。北京人稱之為「玩空手道」的高手。
在廣東，一個地皮正在發熱的縣市，一個北京來的幹部子女，他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積累至少四千萬元人民幣的資金，也就是約一億台幣。他的做法是這樣的：先是以一個開發公司的名義，與地方政府談好開發計劃，雙方簽訂協議。當然這個先決條件是：他與地方政府關係良好，並且雙方有一定的利益均分的基礎。協議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開發計劃容許在一段時間以後再補交資金，但土地可以先取得。而後他以這個協議與銀行談貸款。
銀行的貸款，一如前述，也是在一種雙方有利益分享、且關係良好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塊土地的市面價值約在七千萬元人民幣上下，但地方政府批給他的價格是二千五百萬元。他便拿著這個項目的協議和土地取得的證明，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的額度是一千萬，而地方政府要他繳交的頭期款只是八百萬元。等到他將銀行的貸款拿到以後，再將資金交給地方政府，完成土地的取得手續。這時他的實際支出金額是八百萬元，也就是他在手頭上還有二百萬元可以做為其他開支（交際、佣金、回扣等）。
而後，他再以這個項目土地中的一部份（約土地的六成），向香港的商人洽談合作項目，雙方議定後，他將這塊地的部份出售，金額約在四千萬元。再由這個香港公司以一般市面價格向香港銀行申請貸款。如此，他開始將原來的銀行貸款還清，同時將應該交給地方政府的錢也就是約一千七百萬元，由港商給的金額中提出，全部還清。這時他的手頭上還保留約有一千二百萬元，同時還保有一塊地皮，市面價值在二千八百萬元。
這便是「玩空手道」的故事。中國大陸的「新資本家」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崛起的。
這其中，誰得到了好處呢？這個「玩空手道高手」本身之外，地方政府官員、銀行都有相對的好處，損失四千五百萬的是誰呢？只有國家。原本可能是以市價七千萬成交的地皮，最後以特殊的方式批准，地方政府批准時說法是：「這個項目對地方發展有相當助益，提高地方開發水平」，可以用較便宜的價格出售土地。
這樣的現象難道只有在這裡發生嗎？當然不止。在全中國大陸各地都有類似的故事。台灣曾以「五鬼搬運法」來形容利用國家資本的人，但在大陸，「五鬼搬運法」卻已成為集體的「事業」了。

腐化來自集權經濟


中國大陸的腐敗主要有三波高潮。
第一次是在七○年代末期，由於國家物資全部壟斷在國家部門手中，所有工業企業的原材料都由官員決定其分配，因而造成以壟斷來賺錢的政府單位和個人。官商勾結的原始做法是只要取得經商的管道，即是利益來源。
第二次高潮在八○年代中期，它的根源是物價雙軌制。由於國家物資在政府部門以平價供應，也就是政府為壓低物價，而以比市場便宜的價格出售給特定的國營公司或特許的部門，這些部門事實上不需要有任何經營能力，只要將這些平價物資以市價出售即可獲利。
而有些官員則藉此將特許權力轉化為利益。例如在鋼鐵原材料供應短缺的時候，拿到一定數量的鋼鐵材料供應的「批件」（核准供應的文件），僅是轉手而不需要去真正取得或出售，就可以獲利。而八○年代，大部份物資因為國家供應不充分，這些「批件」以近乎公開的形式，在政府部門以外出售。人們都知道「賣批件」是一件獲致暴利的事。誰的權力大，誰有真正的職權批示文件的核准，誰就不能免於腐化的可能。
第三次腐化的高潮在九○年代的初期，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土地飛漲時。它的獲利方式已不同於以往，獲利手段轉為土地。誰有權把土地批租，誰就有可能在轉手之中獲得回扣、佣金。而由於土地需要的資本數量太大，真正有能力提供資金借貸的只有銀行，因此銀行、擁有土地批租權的政府部門成為最大的獲利者。
這些事情中共當局是相當清楚的。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展開反腐化運動，卻一點作用也沒有。反腐化運動當時，中共要求全部政府部門官員做自我檢查，甚至以互相告發做為手段。但真正的效果卻非常低微。原因何在？

「反腐化運動」失敗


首先，由於政府部門在處理腐化問題上，採取的是來自中共傳統的政治運動模式。尤其是寫自我檢查、互相告發這些手段，在中共內部早已採行多次，絕大部份的人都產生反感，持抗拒態度的人居多。而且大部份人認為這種互相告發只會產生部門內部分裂，因而部門內部領導者也抱持不明確落實的消極反抗態度。
但事實上，真正的腐化是由政府部門的上部開始的，真正落實到下層官員反而不是最主要的部份，因此清查起來，被整肅的反倒是一些平日和領導相處有問題的下層官員，因為如果相處良好，一般不容易出問題。
如果真正要追查，最後也必然會變成整個政府部門的共同問題。例如真正腐化的重心：土地批租，當然是由地方政府的實際負責人（書記、市長、相關權責部門等）來決定，誰也脫不了干係。而地方政府的關係從市到鄉鎮地方又是互相勾結，利益共同，如果一旦出事，將沒有人能倖免。這時，清查的工作就只能變成互相掩護、互相包容的結果。
更嚴重的是，一些重大的腐化案件一定不是只有地方政府的事，它必然還包括中央來到地方炒作地皮的幹部子弟，或者是相關的人。如果清查起來，有些案件可能株連中央的高級幹部，真的查到中央以後，反而就查不下去了。案件變成不了了之。
反腐化的結果，正如一位北京官員所說的：「什麼反腐化？清查的結果就是『費用』更高了。因為官員的風險加大，做事必須更謹慎了。」所謂「費用」就是給官員的賄賂費用、回扣、佣金等。這樣的回答最符合實情，但也是對政治運動式的反腐化最大的反諷。
總結這三次的腐化，根本問題不是來自中共外部，而是整個國家控制結構，尤其是政府對所有國家土地資源、資本、原材料、物資供應等的控制，一切由政府權力所決定，才會給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取得利益的機會。
但這一切又不是今日中共當局的責任，而是在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建立的共產主義體制，集權政治本身即隱含這樣的因子在內。它以史達林模式的計劃經濟，控制了包括資本、民生物資、國家建設等所有資源。一切控制在國家手中的結果，即導致權力的無限膨脹，而這權力即變成利益的根源。

清查導致反效果


七○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後，這種全面控制的史達林模式即呈現諸種問題。
設想，包括全國土地如何估價、國營企業如何重估其資產和資本、集體的所有鄉鎮企業如何核算其資本、甚至是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的所屬公司如何計算其資產，都是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權力便可以轉化為利益。
這個過程，可以拿來和現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中，如何將國家資本轉化為民間資本，做比較分析。
俄羅斯的私有化是將所有國營事業轉化為股份，而後部份分配給工人，它的原因簡單的說：由於一切都是國有，民間根本沒有私人資本，只能用這個形式將國家資本轉化，才可能完成私有化的轉變。但真正的問題不只在私有化，而是私有化以後，如何管理的問題。

私有化的理想與實際


俄羅斯的處理模式是將股份的約四九％私有化，但國家仍然控制五一％主要股份，這時只能派出國家幹部去管理這個國營企業。然而，在體制的規定上，為讓管理者有權處理企業，部份股份則由負責管理的總經理所持有。如此，總經理自身股份加上國家股份，即超出所有其他私人持股者，私有股根本沒有監督功能。這樣，私有化所希望達到的目標--改造企業，反而失去效用，在實際的運作上最後只是由這個個別總經理，以持股的多數，成為不受監督的永久管理者。
俄羅斯式的私有化難題，在於民間缺乏資本去購買國家股份，只能用政策達到私有化的目的。但私有經濟的中心還不僅在股份，而是管理。在計劃經濟的長期訓練下，民間缺乏股份運作與經營管理的認知，對執政者給予的權利，不明白其根本內涵。強迫性的股份制、私有化，只是帶來民間的抱怨，認為給予的是一張廢紙，在市面上便宜出售。這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化難題。
這也是中國大陸的難題。沒有私人資本的中國大陸，如何形成私人資本呢？
解開謎團的關鍵在於：中國大陸竟然有充分的民間資本。除了自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政策中而來的民間儲蓄資金以外，更重要、且反諷的是，它來自腐化，也就是權力自身。

崩潰的國營企業工人


一個寫在中共黨內內部參考消息的故事：在遼寧省的瀋陽，有一個國營企業的工人，因企業虧損，單位已經有幾個月發不出工資。他全家無法生活過年，孩子吵著過年要吃餃子，這是北方的習俗，但他沒有錢，只得到市場去想想看有什麼辦法。他在那兒徘徊許久，實在想不出辦法，最後，竟採取用偷的。
他趁賣肉的個體戶不注意時，偷了一塊肉，塞入懷裡，不料被抓到了。在市場被小商販痛打了一頓。最後被扭送到派出所，警察一問，他才供出來，因為家裡窮，孩子哭著要吃餃子，迫不得已才這麼做。當時聽見的個體戶都心酸地哭了。一個個體戶當場說：老鄉，你要照直說，我們早就先拿一塊肉送你過年，何必要這樣呢？其中一個個體戶就當場切了一塊肉給他帶回去。
當夜，這個工人把肉切碎，為孩子做餃子，也把毒藥下在餃子的肉餡裡。當水餃煮好以後，他看著全家熱呼呼地吃了下去，自己也吃下去。次日，鄰居發現這個工人的家門緊閉，他們打開門，看見一家四口全部死亡了。
這個消息未曾對外公布，但寫在內部的參考消息上。中共內部看過的官員都心酸不已。他們不能不問：「為什麼無產階級祖國的工人會走到這個地步？中國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是國營企業的問題？是中共政策的問題？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轉變，使得國營企業走向絕路？難道國營企業就無法改革嗎？如果無法改革，工人和他的家庭怎麼辦？誰來改革？怎麼改革？
全中國大陸有至少四千三百萬國有企業的工人，如果連同家屬計算，恐怕其影響的人數將達到一億人以上。但恰恰是國有企業的虧損最為嚴重，目前有半數以上的國有企業處於虧損狀態。中共在改革國有企業時，曾有意採取自然淘汰，亦即經由破產法、企業虧損拍賣等手段讓國有企業逐一被市場的自然規律淘汰。尤其國有企業已成為政府財政的重大負擔。估計每年的虧損將使得原本盈餘的國有企業所賺來的錢都跟著賠累進去，因此，中共一直想設法解決。但沒有一個官員能拿出辦法來。
國有企業的最大難題在於：有龐大的工人隊伍，這其中有不少退休、離休的工人，他們每年領取的退休金、社會保險、醫療保險成為企業相當大的支出，其他如勞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生活補助等等，也變成沉重的負擔。

改革需兼顧地方差異


再其次，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管理責任不明也是問題所在。有不少經濟學者即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應採取股份制，也就是將股份給予員工，讓工人與工廠自行運轉即可，若經營不善，則國家也不必負任何責任，讓它破產。但也有學者認為股份制不見得是最好的制度，應由市場自然淘汰，只要國家對國有企業執行破產法即可。
然而由國有企業的立場來看，情況卻遠比這個理論嚴重多了。首先應該看到地方的差異。南方開放改革較早的地區，如上海一帶，本身就擁有較多的優勢，引進外資與投資情況較佳，因而改革的可能性較大。但如東北、西部，它本身就是靠政府的政策所形成的經濟發展規模，以鋼鐵、礦產等為主，從來就不是自然形成的經濟，如果任其發展，不但企業本身無法承擔，地方政府的能力都無法承受。
然而國有企業工人又是中共立國的基礎，國家命脈所繫，未來這個難題究竟如何解決呢？

改革無法「一鍋端」


在上海，一個曾經被認為必然遭到淘汰的國營大廠，在外界認為應該倒閉聲中，竟奇蹟似地站起來。這個個案可以說明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有「新思維」。
上海鐘錶元件廠是建立於一九二八年的老廠，最初引進歐洲機器，是中國大陸最早自行生產金筆的工廠。一九五八年，轉而生產鐘錶，最初主要的零件都靠進口，而後開始研發，每年以一八％成長，一九七○年代，它是中國大陸鐘錶零件生產的第二位。但是改革開放以後，進口鐘錶衝擊市場，國產鐘錶市場沒落，這個以供應鐘錶生產廠家零件的工廠，由於其他鐘錶廠不景氣，跟著沒落了。一九九一年甚至跌入谷底。工廠進入半停產狀態，工人發不出工資，虧損累累。
這時工廠更換了廠長，由一個在美國加州做過研究的知識份子陸晨接手。他眼見鐘錶的沒落，認為只有依靠原有的土地、人才、資源進行改造，以多角化的經營策略，將工廠中的四百多個人由生產線上拉出來，去進行其他的行業發展。而工廠的土地也被切割為幾個地段，做不同使用。例如有一個臨近街道的車間就與台商合資，變成一間餐廳。甚至，為了有效利用土地，他也與日本合作經營飯店。

多角化拯救老工廠


這樣整個工廠變成離開鐘錶行業的多種經營模式。工人有些是本身培訓養成，其他則由外面引進。而它所創造的利潤也足以彌補以往的虧損，甚至養活原本被視為是負擔的退、離休工人。
再其次，他設法與外商接觸，了解外界的市場資訊，讓鐘錶零件的產品可以符合國外需要，尤其這個工廠本身的人工與技術都不低，只要嚴格要求，產品的品質與開發足以供應國外。因而打開外銷市場。這時正好國際市場處於勞力密集產業因人工成本增高而生產困難之際，它的便宜勞動力和產品的品質可以供應市場需要，便立即打入國際市場，順利完成從國內市場向國外轉移。與此同時，產品的研發和生產的積極性也跟著管理體系而改革，讓工人的收入有較合理的分配。
現在這個工廠一個搬運工的薪水至少都有八百至一千元。而相關的經濟實體有二十幾個。甚至原本被視為負擔的員工子女教育--幼稚園、托兒所，也由幾個員工承包，工廠不收房租，但員工可以享受福利，而且變成得以對外招生的營利事業。
相較於一些無法發放薪資的國有企業，這個企業已走出自己的生路。
應該指出的是：它並不是股份改革，也不是產權的改變，而是就工廠的現有條件進行改造。利用各種型態的做法（合資、多角化經營、向服務業拓展、大企業切割為更小單位計算、組織扁平化、管理體制的改革、放權讓小單位有經營自主權等），使得企業起死回生。

改革應對症下藥


這個事例證明，國有企業不是一個名詞或觀念就可以「一鍋端」，全盤解決的，它需要按不同地區、不同情況而進行改革、改造。僅僅是產權的改變、股份制的實施這樣簡單的說法，根本無法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的真正困難。
從這個觀點來看，更實際做法應該是：由一群政策研究者和企業家，共同成立國有企業的改革輔導小組，對不同企業做不同的診斷，找出根本原因，再進行改造。可以股份化讓員工入股的，可以放手。可以引進外資的，讓外資共同經營。需要資本改進設備的，給資本。需要轉變經營項目的，進行企業轉型。需要扁平化為小單位的，進行結構改造。可以面向國際市場的，以引進外資或技術輔導其改善。
要言之，必須視不同情況做不同改革才行。否則以同一種模式想要一體適用地在鋼鐵、煤礦、食品、紡織等各行業實施，是完全不可能的。

未來的構圖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的「商業週刊」刊載，美國公司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 & Co.）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這家美國公司以佔有三五％股份的資本，與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佔四二．五％股份）、中國國家投資擔保公司（佔七．五％股份）以及香港明利公司（佔七．五％）、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佔七．五％股份），合資成立中國大陸第一家合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
有趣的是：報導中以大量的篇幅，陳述取得中共中央書面許可是多麼不容易，不僅動用世界銀行，還利用香港的關係，去打通中共中央，使這家中國大陸首創的合資銀行得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靠關係以成事」這種幾乎不會發生在美國的事，竟也因為這是極富「中國」特色的國情而被凸顯報導。商業週刊便特地以美式思維鮮有的方式，強調摩根．史坦利公司「與中共領導人有良好的關係」。
摩根．史坦利公司的模式，說明一個重要的事實：外國投資者在亞洲的發展將朝向多國、多地區的資本結合模式。香港以及在香港的大陸人，尤其是有政治權力關係的人，由於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優勢，將成為多國資本結合的對象。同樣的道理，新加坡也有意向這樣的模式進展。新加坡國家投資公司在蘇州的大地區投資計劃，以及未來在四川的投資，都是這種發展計劃下的產物。國際資本進軍中國大陸的模式因而在改變之中。華人資本在世界經濟的崛起，也可能在這時取得有利的機會。因此，「中國概念」不是一種虛幻的構圖，而是一種資本結合的事實。

複雜的國際資本關係


在國際資本、華人資本、亞洲資本、香港與台灣資本的投資行動中，再配合中國大陸本身國家資本的失血、權力與經濟關係不夠明確，以及土地產權關係不明等情況，中國大陸資本的結構，最後將可能是這樣的結果：國家資本的沒落、民間資本的崛起、複雜的國際資本構成、地區經濟的發展形成各個地方的中心衛星關係、以及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
展現在未來的中國大陸經濟圖像，由前面的分析來看，將是一幅網狀的經濟關係圖：以沿海城市為主體，建立起金融、市場、研發、消費、文化的中心，這裡將與國際上的投資者、市場連繫起來，而在中國大陸內部則是由這裡做為中心向附近的城市延伸，再以這些城鎮建立與農村的經濟關係。這樣的發展將是緩慢而漸進的過程，它必須依靠政府大力投資或公共建設，以建立起足夠的交通運輸、通訊網路，同時，農村的生產也必須適應市場的需要。
同樣的，中國大陸在發展過程中對基本建設的需要，對重大公共工程的投資，都將吸引國際資本的來臨。每年一千五百億美元的建設投資是全世界上可見的大餅。美國主要投資公司和大的飛機公司、證券公司對中國大陸市場的興趣，未來只會增強。甚至有些公司已經為了搶生意、分大餅而開始花大錢大做公關，變成國際資本在中國大陸的戰爭。

緩步走向國際化


未來的經濟改革因而不再能藉助以往的政治運動模式，而是一點一滴的實際經濟建設、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健全的法制。
而在企業構成方面，除了國有企業改革無法進行、民間資本積累迅速（藉由各種權錢交易手段）、鄉鎮企業、個人企業、三資企業（指合資、外資、私營企業）成長快速之外，還應該注意混合式經濟模式的出現。這些混合式經濟模式是結合國有企業、國家權力、國家資本和外資，共同構成的多種合資形態。中策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
它的複雜性使得中國大陸將面對一個新的國際資本來臨的時代。
這樣複雜的資本結構，已不是中國大陸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法律規範、經濟政策所能夠管理的。它將迫使現有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國家與企業權利義務關係不明的種種問題浮現出來。為了適應新的需要，中國大陸的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才會走上現代的軌道，也就是法制化的軌道。
中國大陸經濟的現代化還有長遠的路，它不會是俄羅斯式的狂風驟雨，也不會是西方式制度化的資本主義體制，它將會在國家資本的沒落、民間資本崛起、權力利益關係不明中，逐步走上向法制化轉變的道路。那必將是下一個世紀的主要課題。

中策公司的資本遊戲


在中國大陸的說法中，有人比照以往「炒股票」、「炒地皮」之說，稱利用企業來炒作，哄抬價格為「炒企業」。中策公司合資事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一連串的企業合資案即由香港明報現任董事會主席黃鴻年所主導。
CTN在台灣是知名度相當高的有線電視，隨著其「中國人的CNN」的宣傳，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媒體。它的董事會主席于品海也成為台灣的知名人物。
一九九四年底，由於同時擔任香港明報董事會主席的于品海有過刑事紀錄，被香港法律所禁止出任上市公司董事會主席，因此轉由黃鴻年出任。黃鴻年在一夕之間成為媒體注目的焦點。但在實際上，黃鴻年早在這次接任主席之前，已經是大陸及香港媒體注意的人物了，他的「中策公司」，在大陸的投資和收購行動，以及在美國證券市場的上市，更引起廣泛的爭論。中策的故事，鮮明地反映中國大陸現在的資本市場情況。
中策公司的前身叫紅寶石公司，原為一家以日資為主的香港上市公司。一九九一年六月，新加坡籍外商黃鴻年到香港買下後更名為「中策」，其意思是「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策略」。
黃鴻年的祖籍在泉州，其祖父一代下南洋謀生，至父親一代成為印尼的富商。但一九六○年，十二歲的黃鴻年卻回到中國大陸開始讀書求學，直到一九六九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年代，他以北京第二十六中高中生的身分，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並下鄉插隊一年。這是任何外商都未曾經歷過的。正因如此，他對中國大陸國情有著特殊、深入的了解。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一年，他曾擔任新加坡聯合工業公司總裁，達十年之久，但在一次生意失利後，賣去股票移居加拿大，在那裡買下一座小島，蓋起別墅，隨後即到香港開始了另一次投資的冒險。

結合「中國」國情


紅寶石易名中策公司後，即開始投資大陸並陸續拋出香港資產，一九九二年轉虧為盈。但真正引起注目的是它的大陸投資行動。這是真正結合「中國」國情、國際資本、資本遊戲的最重要典型。
一九九二年五月，與太原橡膠廠合資成立雙喜輪胎有限公司，這是中國大陸輪胎業第一家合資公司，投資規模五億人民幣。
同年七月，杭州橡膠總廠、杭州啤酒、杭州電纜廠、杭州低壓電器總廠等四家公司，同時與中策公司合資，同時開業，投資總額為八千五百萬美元。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與寧波造紙廠、寧波動力機械廠、寧波電子公司、寧波拖車廠等四家公司合資，同時開業，中策公司引進外資四千萬美元，是寧波引進外資進行企業改造的最大宗。
次日，福建省泉州市四十一家國有企業宣布，全面與香港中策公司合資，成立「中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是大陸最大的一次成批的合資項目，總投資額為十億人民幣，由於投資規模和合資企業的數量驚人，這次行動格外引起重視。
但是不僅這樣，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連輕工業系統的一百零一家企業宣告與中策公司成立「大連中策輕工總公司」，這還是外商在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全面性、涵蓋各種行業的合資改造行動。總投資額為二十億人民幣。
事實上，在這些年裡，黃鴻年已斥資三十三億人民幣，與不同行業及地區的一百家以上的大陸國有企業進行合資，而每一家合資公司，中策都佔有五一％以上的股份。

出售合資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中策的股份持有比例。中策公司目前的股份中，黃鴻年本人佔有三○．五％，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佔有一○％，其他尚有美國的摩根．史坦利公司（二％），及日本的伊藤忠（二％）。其餘才是上市的股份。
真正引起大陸政界與學界爭議的，是黃鴻年將這些公司的部份股份拿到國際股票市場上市，以及其出售合資的股權。
一九九三年，中策將其在美國百慕達註冊的「中國輪胎公司」在紐約證券市場上市。這一家公司的報表中，企業資產就是中策在太原雙喜輪胎公司的五五％的股份，以及中策杭州橡膠公司五一％的股份合起來的。而上市的承銷商就是中策的股份持有者美國摩根．史坦利公司。「中國輪胎公司」在紐約共發行六一○萬新股，以每股十七美元定價，共得資金一億餘美元，扣除上市費用，可以得到資金九四○○萬美元（約八億元人民幣）。而後，中策又用美國這個公司的名義及資金，與重慶輪胎廠、銀川輪胎廠、煙台輪胎廠等合資，形成一個龐大的集團。依照美國上市公司的規定，它也只能經營輪胎有關的行業。
關鍵在於：「中國輪胎」在美上市後，中策仍持有發起人股三三％的股份，是第一大股東。而英國固特異公司則持有該公司二四％的股份，算是這一家跨國公司在大陸首宗的投資，雖然它早已籌畫投資大陸很久了。

合資企業未獲利


它的爭議處在於：中策公司以在大陸合資的公司為資產基礎，在美國證券市場上市，但中國大陸的合資一方根本未獲任何利益，這樣，是否造成中方的損失呢？這個過程對中策公司而言，是以約十億元人民幣為資本，進行合資，再以這合資公司的中策股份登記為「中國輪胎」去上市，在美國證券市場實際獲得的資本是九千四百萬美元，相當於約八億人民幣，這樣，實際上中策公司的投資資本就已經回收，同時擁有三三％的股份，而後再投資於其他輪胎事業，變成實際的控股者。計算起來，中策是最大的獲利者。
在一九九四年初，黃鴻年又將其擁有的泉州啤酒廠六○％的股權和杭州啤酒廠五五％的股權，出讓給日本位居第二大的朝日啤酒廠，和伊藤忠集團，使他們獲得約中策的七成半的股權。
其中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產權不明的大陸，國有企業的產權到底屬於誰？在產權管理制度改革還沒有開始前，誰來代表「國家」？誰可以充當企業的法人、「賣主」？那麼，中策和中方的合作誰來決定算數？現在主要是地方省市的領導人，他們既是行政上的主管，同時是企業的決定者。但這樣的企業賣主，有沒有實際的經濟經驗去下判斷？或者只是一種行政方便、而不是企業經營的考量？

誰來清查國有企業

目前，範圍遍及全國的國有企業清產核資雖然開始，但僅僅清理了一萬多家（大陸的國有企業總數約有七萬多家），且實際上全中國大陸的資產評估機構僅有四百多家，專門從業人員也僅有一萬多人，這樣的人力和水平根本無法滿足整體的需要。因此在中方和中策的合資中，到底這些國有企業的實際資產應該按多少計算？其資產評估是否合理？雙方的合資比例應如何計算？
問題不在於黃鴻年及中策公司獲利多少，而是境外資本進入中國大陸已經是無可逆轉的趨勢。
由於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需求資本、需要藉助外資改造企業結構，以及享有合資的優惠條件，它可能以無比低廉的條件去引進外資。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本身還無法改變資產不清、產權不明的情況，即可能造成中國大陸國有資產的流失。但在現有條件下，這也已是無法轉變的趨勢。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關鍵在於：中國大陸的行政權力作用，在產權交易，尤其是合資交易中，具有相當大的權限，一般的決定權常常由地方政府即可決定。而一個大的（尤其以黃鴻年資本投入和資金之雄厚）合資案，必然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業績，這時就不能避免流於好大喜功的可能性。
而如果外商結合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外資的名義下，以改造國有企業（這是大陸現在的迫切課題）為名，而後再進行合資，事實上，可能有內線交易，利益交換。則國有資產的流失將可能更快，更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