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預練新世紀

　三月三十日夜裡，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飯店，顯得格外華麗與莊嚴。兩百多名新加坡政府的菁英——高級行政官員（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ice）與伴侶們，穿著宴會服，出席一年一度的行政官員晚餐會，接受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最高公務員首長、國防部長的頒發升級證書。今年前後總共有九十九名獲得升級。
　李顯龍呼籲兩百多名掌舵新加坡未來方向的行政官員：「要發揮壯志、創意與勇氣，不斷改變與創新，以應付新加坡在下一階段的國家建設與經濟管理方面，所出現的更大與更難以應付的挑戰，並且適應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局面。」
　新加坡政府的危機意識比日本還強，儘管他們掌舵出優異的經濟實績。去年新加坡經濟成長率達一○．一％，已連續兩年達到二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新加坡的國民所得也高居世界第十六名，國民所得達兩萬美元，是台灣的一．六倍。
　新加坡不願只成為亞洲第一，還想成為世界第一。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ＩＭＤ評估，新加坡是世界四十一個較有經濟活力動態的國家中，第二大有活力的國家，僅次於美國。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曾指出，新加坡之所以輸給美國，僅僅是因為一個主要弱點——新加坡的面積太小，缺乏天然資源。
　有強烈意志力的新加坡還有另外一個暫時還無法克服的弱點。富裕之後的新加坡政府，正全力發展藝術、文化。然而一位住在新加坡的外籍大學教授形容新加坡「水清無魚」——過於管制的環境，很難培養藝術、文化風氣。
　儘管新加坡水清無魚，自稱來自目前「已無元氣」的日本，日本經濟新聞新加坡支局記者«原宏志，卻驚訝新加坡仍十分有活力。他指出，儘管日本製造業仍很強，但新加坡在金融、電信、不動產發展、與東南亞區域的人際網路上，是值得日本學習的。
　他有些不以為然地指出，為何一些西方媒體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沒有興趣，盡要報導那百分之十的政治發展？他肯定新加坡拓展經濟的能力：「新加坡解讀變化、掌握變遷的能力，是亞洲國家中最強的。」

打造學習型組織

　相對於台灣中小企業旺盛的學習意志力，新加坡的學習熱則由政府主動出擊。
　強烈學習欲望在新加坡各級行政官員的心中燃燒著，煽動得新加坡赤道氣候更加炎熱。「我們唯一可應變的方法，就是迅速、有效的自我調整，不管變化的步伐有多快，都要趕上它，」李顯龍在四月七日慶祝新加坡管理機構成立三十週年的晚宴中指出。
　位於珊頓大道上的財政大樓內，直屬總理府的公共服務署（相當於我國的人事行政局）行政學院內，二十四個剛由海外留學歸國，分屬不同部會的年輕行政官員，正以個案研討的方式，討論新加坡為了控制交通流量，而採取的擁車證制度。
　透過這種個案教學的方法，讓每個人充分發揮意見，既可讓人對於一件事情，擁有完整的看法，另方面也可學會如何橫向溝通，建立共同語言與共識。

數字化管理

　四月六日的午後，烏節路上一家觀光旅館的宴會廳內，新加坡上百名高級文官，正在聆聽著彼得．聖吉主講如何將學習型組織導入政府。截至當天下午為止，聖吉已在新加坡上了整整三天的課，以經濟發展局、觀光旅遊局、港務局、高級行政官員為主的新加坡政府官員，非常積極地要去學習如何塑造學習型組織。
　新加坡早已將學習予以數字化管理。剛由經濟發展局輪調至新加坡國家生產力局的總裁兼局長李泉香指出，新加坡政府早設下公元兩千年的目標，即各個政府機構的訓練教育經費要佔各機構年薪資總額的四％。目前新加坡各個機構，平均已達三．一％。
　打造學習型政府，成為新加坡迎接二十一世紀的組織戰略。在新加坡各個政府組織，學習的良性循環已隱然成形。
　這個良型循環的學習圈是：蒐集、分析情報——預估未來環境的變遷——擬訂目標——及早自我調整組織——規劃策略、執行策略——良好、有效的溝通網路——評估、檢討、避免貳過，建立能學習的組織——邁向成功(表一)。
　學習的最大挑戰是：能不能蒐集、分析情報，動員組織，朝著變動中的目標前進。已退休的前殼牌石油規劃部門最高負責人Arie deGeus在晚風習習吹來的萊佛士酒店的陽台上，邊喝著雞尾酒邊指出，學習型組織最重要的是能掌握變化，規劃未來。要常想：「如果這件事發生，我要做那一件事來因應？」、「如果世界改變，我們要如何做？」

為老年化社會找對策

　細聽新加坡領導階層的公開演講，無時無刻不講到未來的新加坡，會碰到什麼問題？應如何面對問題？有何對策？使未來的問題發生時，能儘量減少衝擊。
　去年一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就預測，老年化社會即將襲擊建國才三十年的新加坡。
　吳作棟以明確的數據指出，新加坡在三十五年後，國民平均年齡高達四十二歲，接近英國、法國現在的人口成熟狀態。「我們現在就要想這個問題，不要到十年、十五年後，才來想，」吳作棟說。
　他一一分析老年化社會會帶來什麼衝擊，並及早思索政府可扮演什麼角色。譬如老年人口增加，年輕勞動者減少，將來一個年輕人不僅要養他的父母、小孩，也要藉由繳稅，養育其他的老人。未來的政府勢必得增稅，來解決愈來愈沈重的社會支出，愈加稅，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就愈衰退。
　吳作棟不願看到未來這個惡性循環出現，現在就要想出根本對策，將局面改成良性循環。這些根本對策包括現在就鼓勵生育、實施消費稅，而不是實施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的製造稅，並提早儲存財政收入，多蓋組屋及老人醫院等。
　相對之下，台灣亦將步入高齡化社會（見天下一六七期「養不起的未來」），卻未見政府提出任何關注。

塑造二十一世紀公務員

　分析大環境的歷史長河，新加坡政府也發現，富裕之後的新加坡，加上整個亞洲至少能維持一、二十年的繁榮，促使私人企業蓬勃發展。新加坡政府預估，新加坡未來至少有一五％至二○％的人才，會到新發展的中國大陸、越南去工作，政府將愈來愈難吸引人才到政府工作。
　再加上未來世界的變遷是加速度進行，「必須有強大的政府積極參與管理，同時不斷配合新的環境，檢討現有的政策，」李顯龍強調，「這才能確保新加坡在未來再度取得成功。」
　預估變化趨勢後，新加坡藉由自我調整，來掌握變化，克服還未逼到眼前的問題。不喜歡臨時抱佛腳的新加坡政府，正大幅改革文官制度——將人事行政權由過去的中央集權分散到各個部會、加速年輕人的升遷速度、建立公務員薪水方程式，調高行政官員薪資。並預定五月初開始進行「新加坡公務員二十一世紀計劃」（Public Service 21 Century Plan）。
　為什麼制度必須常常修改？在新加坡政府的眼中，環境是動態演變的，制度是活的，隨時可修改的。新加坡總理府公共服務署副常任祕書（相當於我國常務次長）陳文發指出，每年七月，政府一定全盤檢討政策，看有否需要修正。另外新加坡內閣的各部部長每週起碼在總理府吃一次午餐，共聚一堂，非正式的互相溝通對任何政策的看法。

人事權下放

　新加坡政府為了吸取真正優秀的人才留在政府裡，首先採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將原本是中央集權的人事權，下放到各個部會。
　過去新加坡政府六萬個文官的聘任、考核、升遷，全部由原隸屬財政部的公共服務委員會負責。現在則設立特別人事行政局、高級人事行政局，以及分屬於十五個部會的二十四個人事行政局。
　不同等級的人事行政局，評估不同等級的公務員。每個人事行政局的主席與成員，都是由地位非常崇高的超級文官來擔任。
　一位新加坡文官指出，之所以將人事權下放，是為了減低層層的官僚作業，讓各個部會能各自成為一個可以快速反應外界環境的組織體。
　新加坡政務官與事務官權責劃分十分清楚。部長有政策的最後裁決權，但沒有人事權；常務次長則須幫忙部長形成政策，也擁有人事權。

加速升遷

　第二個重大的人事改革是加速升遷。譬如讓年輕、優秀文官在三十二歲時，即可升到超級公務員的最低一級Ｇ級。在以往，要升到這一級，可能得到四十歲。
　新人事制度也使一個有潛力的行政官員，在三十八歲至四十歲左右，即可升到文官的最高職位——各個部會的常任祕書。
　新的人事制度使得及早顯露潛力的人，提早升級。
　三十三歲的王文輝，今年跨過超級Ｇ級，直接升到超級Ｆ級，連跳兩級。以往，這可能得等上五、六年。
　由王文輝的例子，可看得出新加坡政府如何用心地以跨部會的輪調方式，栽培年輕文官。年輕的王文輝，已累積許多經歷——拿了新加坡政府獎學金出國獲取經濟學學士，回新加坡之後，一九八六年起，先後在交通部，規劃地鐵費率。又到貿工部規劃東南亞金三角洲經濟特區的發展計劃，也參與烏拉圭的貿易談判。九三年，又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企管碩士，畢業成績第一名，領先三百多位同學。回國之後，轉擔任公共服務署公務員學院副院長，兩個多月前，轉到內政部擔任一個不能透露工作內容的敏感職位。
　對於這次的快速跳兩級，王文輝說：「政府給了承諾，我也確信會回報給政府具體的成果。」
　為什麼，新加坡政府要讓有潛力的年輕人快速升遷？
　新加坡政府做任何決策都有數字作依據。吳作棟在薪水白皮書中指出，他發現目前三十歲到四十歲的行政官員，遠比四十到五十歲的人少許多。「這會影響未來十年的行政品質，」吳作棟預測，「如果這個情勢不調整，將會破壞有效率、菁英式的新加坡政府系統。」
　第三個重大的人事改革，是讓公務員的薪水，可與私人企業的高薪相互競爭。
　為了防止優秀文官流落民間，新加坡政府也在今年發布公務員薪水白皮書，期待建立一個公務員敘薪的方程式。
　新加坡部長或者是一些超大部會——國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部的常務次長，常常身兼半官方機構、大型政府控股公司的總裁，負有多重使命，卻只領單份薪水。這本白皮書建議：他們的工作奉獻不輸給大銀行家，因此應給他六大行業——銀行家、會計師、工程師、律師、本國製造業者、跨國公司等排名最高的前四名個人薪水的平均金額。白皮書建議，部長一級的薪水，應達到六大行業前四名平均待遇的六六％，目前只達四八％。白皮書指出，希望三年內可調高到六○％，在更長的一段時期之後，希望能達到六六％的目標（表二）。
　陳文發解釋這一連串人事制度的改革，是為了能真正將最優秀的人才留在政府，而將擋住人才的障礙搬走。
　同時他指出更積極的意義是，在因應快速變遷的外在環境之際，運用人力資源的方式，必須提早改變。

精煉人才

　新加坡政府已在不知不覺中，實踐學習的本質。殼牌石油Arie deGeus指出，學習的真義是學習具有看見未來有何演變、並採取必要思維的能力。
　殼牌Arie deGeus指出，人是掌握學習、解讀變化的關鍵。「制度不重要，人的素質才重要，」新加坡前建屋發展局總裁劉太格也如此強調。
　如何確保組織成員能有效累積學習經驗，有共識地達成快速變遷中，動態形成的目標？
雖然政治、媒體不夠自由，新加坡政府勇於學習，以開放的心胸向跨國公司學習，是制勝關鍵。
　新加坡各個政府機構，普遍採用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人事評估制度——HAIR quality。Ｈ是指直升機（helicopter），指要有如直升機般，既可飛高——總覽全局，也可走低——看局部細節。
　Ａ是指分析力（analysis），Ｉ是指要有想像力（imagination），Ｒ是要能體認現實(sense of reality)。許多機構都以這個本質為基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特質來培訓人才，譬如新加坡電信公司就強調，做為主管，就要具有可做為屬下學習的風範。
　新加坡電信公司的評估方式，就類似跨國公司的做法。新加坡電信人事發展訓練經理吳大地指出，自一九九一年起，新加坡電信公司採取開放評估系統，即主管與屬下公開談考績，顧及一般人的抗拒感，先只由管理階層做起，再慢慢推廣。
　第四大改革計劃，是促使新加坡官員積極迎接下一世紀。
　新加坡財政大樓的窗外，是忙碌的新加坡港口，窗內則是公共服務署副常任祕書林合成忙碌的身影。曾在新加坡國防部工作過、工程師出身的他，現在正忙著擬訂二十一世紀的公務員總行動計劃……。
　為了讓六萬名文官動起來，追求更好的工作方式，不斷改善工作的品質，林合成指出，在二十一世紀前要加強四大方向。

四大變革方向

　首先是仍要不斷的訓練，訓練員工一些更容易適應變化環境的技巧與工具，如電腦運用。
　其次是追求更有品質的服務。即要更迅速、更友善、更有禮貌地服務大眾。
　第三是檢討組織。檢討組織的規章、架構，是否有些舊有做法會限制改變，需要全盤檢討。
　第四是即使文官工作壓力增多，卻仍能更快樂地工作，要給他們更好的待遇與福利。
　新加坡政府各個機構也一直在力行各項長短期的培訓。
　以新加坡公共服務署而言，每年提供給新加坡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五、六十名獎學金名額，讓他們到世界各國最頂尖的學府求學。
　為什麼要出國留學？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副代表蔡艾伯指出，出國留學可吸取先進國家的新觀念、新做法，也可擴大視野。「尤其是到了外國，愛國之心容易油然而生，」蔡艾伯說。

留學增廣見聞

　新加坡公共服務署這項獎學金制度，培養很多出自清寒家庭的優秀年輕人，也得以在短短建國三十年中，洗刷百多年前，祖先當苦力的形象。二十六歲的蔡艾伯，出身貧微家庭，也是在高中畢業後，拿政府獎學金到英國的大學念英國文學學士。蔡艾伯說，如果沒有政府獎學金，他連在新加坡念大學，都要借貸才能念，更不可能出國留學。
　其他各個半官方機構，如港務局、電信局、樟宜機場事業機構等，每年也提供給一些高中畢業生或局內員工去國外長短期留學。
　新加坡人也常走動觀察。日本關西機場一建好，新加坡民航局人事與公關副司長陳益，今年三月即與同事前往關西機場考察。他除了觀摩到關西機場的優點，也看出關西的缺點。
　陳文發指出，新加坡公共服務署也不斷引進新的訓練計劃，讓六萬個公務員全員參與。「我們要不斷進步，要持續，不能停止，」陳文發加重語氣強調。

訓練課程量多質精

　新加坡公共服務署旗下有兩大訓練機構。一個是行政學院（Civil Service College），一個是公務員學院（Civil Service Institute）。
　已有二十四年歷史的公務員學院，院長張喜蓮指出，新加坡早已開始主動學習，不斷找尋更好的工作方式。譬如一九八二年即推動品質管制運動，在政府部門內成立七千個工作改善小組，約有四○％的新加坡公務員參與，遠遠超過民間的一○％參與率。
　二十四年來，新加坡公務員學院已開發出一○二○種課程，每年來此受訓的公務員有二十萬人次，約佔新加坡總公務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在新加坡，幾乎比較大型的半官方、專業的機構，都設有自己專屬的學院或訓練中心。
　為了追求領先的科技與新觀念、新做法，新加坡類似這種管理訓練機構也常常主動與國際相關領域的頂尖機構互相提攜、聯盟，以借外力增強內部資源。
　新加坡的各個政府機構，都明訂訓練時數，例如新加坡港務局副局長阮國倫指出，港務局員工每年要受訓七天。
　培植人才除了重視課堂內的教學，及內容之外，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市區重建局公司地產行政副署長李廣榮強調，更必須加強建立「不犯貳過」的組織機制，想辦法由過去的經驗中學習。
　李廣榮解釋，他每星期會找一天固定檢討過去的案例，與同仁一起討論好在哪裡、壞在哪裡。譬如，回信給發展商的時間是不是太長？為什麼會這麼長？再檢討流程為什麼那麼長、如何改善流程。

廣泛運用電腦網路

　廣泛運用電腦網路系統，也使得新加坡的公務員彼此之間，溝通更有效率。新加坡電信公司網路部經理連美玲只要一進辦公室，就打開電腦，隨時可閱讀剛出國考察的同仁所寫的考察報告，或同事傳送的世界最新電信消息。同時，一想到需要學些什麼新的電信科技或管理概念，也可立即傳送給人事訓練部的同仁，人事訓練部每六個月會調查同仁需要上什麼課。
　總理府公共服務署人事管理研究處長陳永明，面對天下雜誌記者要求採訪公共服務署的人時，桌上一份厚厚的檔案夾 ，內容有去年天下雜誌到公共服務署採訪時，所提出的天下雜誌簡介、採訪申請信、記者履歷、一切會面記錄，以及一本厚厚的天下雜誌。同時立即利用電腦網路系統，通知他的同事要接受會面，不到半個小時，他的同事也透過電腦網路，回答可會面時間。
　新加坡政府各個部會之間，目前電腦連線已完成一半的進度，預計今年年底全面完成電腦連線。新加坡現在每年投資國內生產毛額的二％在電腦化工程上。
　新加坡預計在公元兩千年，成為智慧島。去年新加坡電信局已全面完成新加坡電信網路（Sinnet）。新加坡人只要向電信公司付錢申請使用新加坡電信網路，立即可享受到來自全世界的資訊。
　組織的學習是為了能實際運用。新加坡政府不斷地學習，不斷地修正制度，並且運用學習所得規劃未來。以新加坡港務局為例，副局長阮國倫指出，目前新加坡港務局已開始實施三十年計劃中的建設。新加坡港務局已在填海造土，不斷擴充貨櫃吞吐量，三年後，新加坡港的年貨櫃處理量將由現在的一千萬個貨櫃處理量，增加至一千六百萬個。公元二○三五年，則預計成長至三千六百萬個貨櫃處理量。屆時新加坡港的貨櫃吞吐能力，將是目前高雄港（年處理量四百六十三萬個貨櫃）的七．七倍，高雄港不能不急起直追。
　新加坡宛如愚公移山般，一步一步鋪設未來工程，又有如龜兔賽跑的烏龜，跑得快的兔子懶得跑，一轉眼，烏龜已爬到前面去，兔子追趕不上。
　新加坡樟宜機場第一期航站，比台北的中正機場還晚設立，當時新加坡曾派人來台北學習參觀。台北第二期航站目前還在施工，樟宜機場五年前第二期航站就已開始使用，並開始設計第三期航站。第四期所需的土地則在填海造土。
　新加坡政府也相當擅長利用組織機制，建立起猶如民間企業般的政府組織，無時無刻不調整組織，以追求永無止境的效率與彈性。
　譬如說，目前的新加坡港務局，就是一個以效率運作見長的半官方機構。去年業務成長一○．六％，稅前盈餘達五○％，約一二三億台幣。但目前新加坡內閣已決定，繼新加坡電信局改制為上市的新加坡電信公司之後，將新加坡管水電瓦斯的公共事業局與港務局先後民營化，完全脫離政府機構色彩。民營化除了更增加經營效率之外，也將使新加坡港務局長出第二隻翅膀，飛到海外去投資。「目前港務局是半官方機構，無法到海外投資，」副局長阮國倫說。

決策劍及履及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佔有大半國會席位，因此政府的決策能劍及履及，政府機構要改制為半官方機構，或由半官方機構改制為上市公司很容易。
　以新加坡財政部稅務局的民營化為例，僅花了一年時間修法、立法、三讀通過，再加上內部調整經營形態。譬如過去身為政府機構，花錢沒有底限，現在是半官方機構，要編預算與財務報表。稅務局收來的稅，雖全上繳國庫，但是政府每年撥一筆預算，仍可如同企業經營，負起財務管理的責任。全部的改制工作，一年就完成。這使得新加坡的稅務工作成為全世界唯一不是由純政府機關而是由半官方機構來收稅。
　新加坡民營化的定義與台灣不同。在台灣，國營事業要變成民營化，必須政府賣出五一％的股票。在新加坡，則只要國會立法同意上市，如新加坡電信公司只賣出一一％股份給民間投資者，其餘股份仍由政府控股公司——淡馬錫公司掌管，就算已私營化，可脫離國會的監控。
　新加坡已開始積極將累積三十年的經驗，整理成一套完整的做事方式，向海外輸出。
　由新加坡貿工部經濟發展局總協調，將新加坡城市規劃與建設、管理工業園區的經驗，配套輸出。中國大陸蘇州正在引進。新加坡樟宜機場管理機構也成立規劃、建設、管理、訓練機場的顧問公司。現在正幫中國大陸的廣州規劃、建設新機場。

老大哥無所不在？

　走在新加坡的街頭，處處感受到新加坡政府有如無所不在的老大哥，照顧著百姓。政府穿著不同的外衣——有的是半官方機構，有的是政府控股公司投資。由路上的計程車、住的五星級觀光飯店到所搭乘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飛機——新加坡政府的投資無所不在。一位來自美國的教授，對新加坡有著不真實的感覺……。這位外國學者覺得新加坡人太現實、很急，此外，新加坡的政府給太多外在誘因——如高薪、一切安排得宜，使人失去了內在誘因，不知道自己為何活著。一位新加坡公務員也指出，「沒錯，我們很年輕就可以升到很高位，但是總覺得少了些什麼。」
　前些時，龍應台一篇批評新加坡的文章，引起新加坡人極大的反彈。新加坡強調效率與貫徹一致，所帶來的後遺症，似乎是不能容許任何雜音的絕對主義。
　水清無魚的新加坡，似乎少了份自動自發的創意。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到新加坡演講時指出，新加坡與其他海外華人社會，都深受工具性與理性的影響。這個力量突出了政治與經濟，卻不重視社會、文化，特別是人文素養。
　但新加坡政府似乎無暇去思考這一點。「新加坡要比別的國家有更大、更快的學習容量與學習速度，」是政府一貫強調的重點，新加坡急切地準備繼續打下一世紀的硬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