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立委選戰尚未正面交鋒,熱烘的選情早已或明或暗地在檯面下交易;當整個社會眼巴巴盯著民主進步黨會不會因「賄選事件」而分裂,財團和地方派系卻似乎已主控了國民黨選戰的節奏……。
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台北縣板橋市。
席開七桌的國小同學會中,發起人之一,不到四十歲的地方派系第二代,招呼數巡後又趕赴另一個酒席。留美博士又是大學副教授,再加上地方人脈、金脈,在進軍立法院的路上,「縱使國民黨不提名,我還是競選到底,」他肯定說。
頂著七月的驕陽,一天當中跑遍彰化縣南北的前民進黨主席姚嘉文,面色凝重,儘管在地方上辛勤耕耘了三年,但是年底選戰中卻意外冒出「勁敵」。「國民黨空降阿不拉游淮銀(股市四大天王之一)在彰化競選,擺明對付姚嘉文,」民進黨秀水鄉幹部梁禎祥分析。
戰場移往南台灣,一名國民黨籍現任立委坦承在財團對手挑戰下,戰況有如黨年美蘇軍備競賽:「我出二萬,對手就下十萬。」連在選區內的寺廟捐獻上,都要錢比錢,他說。
捲起袖子,大口乾杯的同時,這位曾是大學教授的立委感嘆:「沒有錢,活得沒有尊嚴。」
選舉本身只有輸贏。但是年底的第二屆立委選舉所產生的「新」立法院,揭開的將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第一次以完全民意的國會和行政部門制衡的局面。
二人定案
新國會不但主導未來整個國家運作,從宣戰、媾和、簽約一直到預算審查,乃至影響一般人民生活的經濟、交通與民生法案的修訂;新國會同時也帶來新的議事生態:一個委員會人數不超過十三人,三名立委就可以開會。「再推下去,二人聯手就可以決定一個重大案子,」無黨籍立委陳定南分析。
也正因此,這場選戰未打先熱。全省各大地方派系黨門人、第二代,全面動員,股市大戶、房地產業者,甚至多角化經營的財團,也紛紛出馬爭取國民黨提名,選舉行情一路飆漲,七月間就已傳出「三上二下」(花三億元當選,二億元落選)的「天文數字」。
金錢競選的背後是賄選的氾濫,並有逐年擴大的趨勢。
以近年來賄選情形最嚴重的去年底二屆國代選舉為例,台灣地區有四分之一的選民,承認收受與選舉有關的禮物或金錢,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調查發現。「這還是低估,若加上不好意思承認的比例,至少四成選民被賄選,」主持這項調查的社科所研究員楊文山指出。
五十億買票錢
當時,估計超過五十億元的賄選經費在台灣流動。一方面教育部熱熱鬧鬧的動員學生宣傳「反賄選」,司法單位全面下鄉偵察;但事實上候選人不只透過樁腳送禮「接關係」,更以感謝選民去投票的「走路工」(車馬費)名目,大發買票錢。
到底國民黨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原因使國民黨這個曾經一身功勳的革命英雄,幾乎變成據地分贓的梟雄?即使在已是遍地烽火的民國三十五年,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在「中國國民黨黨員須知」上還提醒黨員為人表率:「不為功臣、便是罪人」;如今,在許多選民和知識份子的印象中,卻落得和民國初年曹錕賄選般醜聞滿天的買票黨相差不遠。
選風敗壞挑戰主導選舉的執政黨「黨性」。但天下雜誌走訪執政黨各層級幹部,從赤祼祼的「實力決定論」到避重就輕的「別的政黨也買票」各種聲音都有,唯獨「自清」的聲音非常微弱。
以今年立委提名程序為例,過程中雖然有初選、幹部評鑑、中央黨部提名審查小組並握有最後決定權;候選人提名條件列出黨紀、黨德、學識、形象等,但對許多負責選務的黨內主導人士而言,最重要的還是候選人本身的「實力」(財力和動員能力)。
當選靠實力
一位國民黨中央黨部副主住級的民意代表說得直接,「守黨紀、有學識的人滿街都是,當選卻要靠實力。」
「什麼樣的選民,選出什麼樣的民意代表,」儘管距離大選還有四個多月,這位對選舉流程倒背如流的國民黨中生代菁英,語調中透露著對社會惡質現狀的妥協與無奈。
無奈更來自選戰輸贏,決定於選區內一、二個席次的得失。
以參選爆炸的台北市南區為例,一名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幹部分析,假如年底選戰結果,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立委席次比例由現在的七比二變成六比三,「當然是輸了,」他認真的說。
放棄理想遷就現實,選舉成敗決定績效,整個國民黨的黨機器運動方向,諷刺的正與「全民政黨」的自我標榜逆道而行。
權力迷思
擔任過兩屆宜蘭縣長,並高票當選立委的陳定南,不客氣地批評,整個國民黨已掉入「為實現理想,必須掌握權力,為掌握權力,必須不擇手段」的迷思。
「十多年前,黨中央的選舉提名決策不是這樣的,」一名蔣經國時代擔住過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的資深黨員急切的說:「黑道,不碰;太有錢的人,絕不提名,否則他用錢競選,會影響別人。」
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國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力陳改革,中國國民黨一直在中國現代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它一方面是集合志士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的開國政黨;一方面又是領導全民艱苦對日作戰八年的執政黨;勝利後,更是尊重友黨共同制憲的領導政黨。
「環境艱苦,強人領導,但充滿理想性格,」一位曾擔任黨部書記長的政治學者分析當時國民黨特質。
走進群眾
大陸政權易手後,國民黨隨中央政府遷台,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整頓黨務,十五名委員中,曾在上海「打老虎」並喊出「商人可惡,政客更可惡」的蔣經國是其中之一。
往後三十年,不少資深國民黨員認為那是黨真正走進群眾的時期。當時,中央與地方往來,客飯、便當就解決,選舉提名候選人,「先找好人,再看他是不是黨員,」一位追隨蔣經國多年的國民黨退休幹部回憶。
這種「不妥協主義」的鬆動,一般認為,首先出現在民國七十二年關中督戰台北市增額立委選舉時期。從這時開始,國民黨的選戰策略從經營基層的組織戰,轉為黨內「資源」全面動員的消耗戰。
黨為汲取資源並以提名為手段,爭取企業家捐款。於是,以蔡辰洲為代表的財團型候選人首度在國民黨選戰中登場。
蔡辰洲當選後,黨時立法院也出現與財經「關說」糾纏不清的「十三兄弟」。
地方派系反撲
學者研究,民國七十四年,關中挾先前輔選北市立委選舉「七喜」(當選七名,百分之百當選率」氣勢,主導當年省議員選戰,提名地方派系候選人的比例卻是非派系候選人二十七倍之多。次年,根據多項報導與輿論傳聞,關中以省黨部主委身分介入監察委員選舉買票金額的分配工作,導致國民黨主席蔣經國震怒,將關中調職。
同情關中的人士指出,打起仗來「為贏而贏」的關中,提名蔡辰洲理由是「候選人好不好,選民來決定」;在省黨部任內又遭遇「各縣市派系林立,各自為政,根本沒有省黨部指揮調度空間」。
三年後,關中以組工會主任經營選戰,再次遭遇地方派系的不配合,使得七十八年三項公職人員選舉中,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中失掉七席,空前挫敗。這位國民黨頭號戰將因此黯然離開黨職。
關中的失敗,政治學者陳明通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分析,關鍵在他想打破地方派系對國民黨選票的壟斷。
地方「金權政治」
國民黨的選票,根據一名參與過台灣省過半數縣市選戰的候選人「軍師」型人士指出,「忠誠黨員四分之一、知識份子四分之一,剩下一半全是派系和人頭黨員。」
而地方派系的選票力量,根據台大教授朱雲漢、陳明通的研究,從民國三十五年到七十四年間歷屆省議會選舉中,共支持七百名省議員中的五一八人當選,而地方派系更藉著與國民黨「合作」,在地方上「執政」的影響力,獲得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汽車客運公司等區域性寡佔組織的控制權,形成地方性的「金權政治」(表一)。
這種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牽連,追本溯源,開始在民國三十九年。遷台第二年就恢復地方選舉的國民黨政府,「一開始是一個外來政權,缺乏本土的草根性……只好吸收或栽培當地既存經社菁英成為政治上的追隨者,來代為動員選票,」朱雲漢、陳明通在一篇國科會研究報告指出。
隨著時間的演變,這種執政黨與地方派系的依附關係,有日漸惡質化的傾向,而解嚴後惡化速度與幅度節節升高(表二、三)。
除了掌握地方人脈、金脈,類似野雞遊覽車、KTV、進口外籍勞工或泰國新娘等合法非法間「灰色地帶」的新行業、新機會,往往也是不少地方派系首先涉獵的領域。在官、商、民意代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地方派系藉旗下民代審查預算權力,爭取警政配合,為了動員選票、鞏固票源,部份地方派系更與黑道結合,形成共生。
「這種關係,只有眼見為真,」曾在中南部看過數十部野雞遊覽車在派系領袖家前順序排列,客廳又掛滿省議員、地方官員賀匾的一位人士說。
上個月,台南縣新營市長改選,更發生國民黨候選人的競選總幹事吳木桐身懷三把手槍與民進黨對手談判,不但險險引發群眾事件,身兼台南縣議會副議長的吳木桐更被檢方收押禁見數日之久。
黑道介入選舉是和大量花錢買票有關。起先地方兄弟們是被請來保護,防止樁腳吞錢或跑票,久而久之則起了「抬轎不如坐轎」的心,也投身親自選舉。
一般傳聞台灣省二分之一的鄉鎮長,三○%的省議員,大部份的地方縣市議員都和黑道、地下行業及其勢力範圍有關。一位熟悉地方行情的國民黨立委候選人認為這種比例估計「差不多」。而一位民進黨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則說:「比例只會更高。」
這種結合民代、地下行業、黑道,甚至地方警政安全系統的共生現象,也是近來台灣治安惡化的主因。而如果貪污和違法行業是由民代和地方首長主導,整治與取締幾乎變成不可能,一位縣長也戒慎恐懼的壓低了聲音說。
幾年來,執政黨在中央控制權逐漸式微(或稱民主化),黨內派系林立,誰也不服誰的情況下,人人競相在地方上和工商業界中找資源,相對為長期蟄居地方的派系、達離決策的財團,大開進軍中央的機會。
例如,民國七十四年「十信案」發生後,以地方和工商勢力崛起的立法院「十三兄弟」,在蔣經國和輿論的壓力下採低姿態,今天則個個躍居高位,例如立法院長劉松藩,中央黨部副祕書長饒穎奇,考核紀律委員會主委李宗仁,國民黨立院黨鞭王金平,黨政協調工作會主任洪玉欽等,地方派系大老更掛上過去五院院長卸任後才授予的總統府資政榮銜。
國民黨為什麼會日益向金權和派系讓步?
選民是輸家
「這是強人不在,強黨不在,還要維持強勢做法的結果,」有三十多年選戰經驗的前國民黨宜蘭縣黨部書記黎建南沈痛的說。在他的觀察中,近兩年來,鄉鎮市長選舉,國民黨以二八三比六席大勝民進黨,二屆國代選舉,國民黨贏得四分之三席次,其實是「國民黨贏了面子,財團、派系贏了子,最大的輸家是民眾。」
除了金權、財團的影響力日益主控之外,國民黨黨員,票源的省籍比例也在變化。學者研究,傳統印象中外省人主導的國民黨,事實上已快速轉變成本省人支持的國民黨,本省籍黨員佔七五.二%。
蓋洛普公司在六月下旬的民意調查更顯示,中產階級主力的軍公教人員中,超過八成認為民意代表與財團關係密切,而金融政治又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社會不公平等現象。
標榜永遠與群眾站在一起的國民黨,似乎已日漸遠離群眾。
造成疏離感
長期觀察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的社會學者高承恕更提醒,只有少數財團、派系才能參與的選舉和政治,相對造成打造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小企業主「心理一的被剝奪感和疏離感」。
更值得擔心的則是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對國民黨已日漸疏離,甚至有許多人準備退黨。
「如果今年提名那些惡名昭彰的金牛,我一定退黨,」一位忠貞的國民黨籍資深政治記者憤憤的說。
面對這種金錢選舉、金權政治的趨勢,司法院長林洋港月前在一次演講中透露他的憂心。在海峽兩岸互動,台灣所謂的經濟優勢愈來愈小情況下,「我們必須靠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來取勝中國大陸,」林洋港說。
問題是,國民黨煞得住車嗎?一位兩年前從美國返台任教的知識份子質疑,相對於國民黨高級幹部以美日經驗為例,口口聲聲認為在民主政治發展下,有錢人參選,金權政治免不了,但問題是「台灣並沒有足以與民代制衡的美、日文官制度與獨立的司法。」
答案的一部份決定在二屆立委選舉中,國民黨提名輔選的做法。
握有寶貴選票的台灣地區一千三百多萬公民更有權力,以行動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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