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團稱霸台灣

　並且一些原本以製造業起家的企業集團，也紛紛跨行而來，勇猛衝刺，未來極有潛力躋身金融集團之列，例如遠東（徐有庠、徐東旭）、華隆（翁大銘）、中國力霸（王又曾）等集團，旗下分別都已擁有兩家以上金融機構（表一）。

　徐有庠、徐旭東父子所主導的遠東集團，旗下三個金融機構––遠東銀行、亞東證券、遠鼎租賃的資產，已佔總集團一三％。翁大銘的華隆集團則有二五％來自國華人壽與中華證券投資。雄心勃勃、勇於拓展政商關係的王又曾，主持中國力霸集團，四五％資產來自中華銀行與友聯產物保險。他的兒子王令麟已在立法院建立一定勢力，甫當選立委即出任財政委員會召集人，並極力爭取連任。

　有的財團主持人，更自己競逐政治勢力，例如聯邦銀行主要發起人林榮三，爭取補選為監察院副院長，他在房地產巿場的勢力（聯邦建設），以及擁有自由時報言論影響力，令許多人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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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的立委選舉，更聚集了許多財團負責人，不但維護自己企業利益，更企圖阻撓政府第二次土地改革。

驚人擴張

　各金融集團擁有的資產與營業規模，擴張之迅速，明顯超過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製造業集團。民國七十五至七十九年，三大金融集團不論營業與資產，成長幅度均遠超過製造業的龍頭台塑集團（表一、表二）。

　即使排名十幾、規模較小的富邦集團，也有驚人擴張，五年間資產成長六．五倍，營收成長近三倍，並且因出售國泰人壽持股，每股一千多元，獲利驚人（總裁蔡萬才說利潤為一百倍），成為全國最賺錢的企業集團（獲利率二七．二％）。

　財經人士分析，金融集團近年來能飛速成長，是延續四十年的作風，將大眾的存款與保費，投資不動產與股票。這可從幾乎每個金融集團，旗下都有金融機構，以及建築開發公司看出來（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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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台北巿壽險公會統計，壽險公司過去五年間不動產投資，平均佔其資產的二一％。例如業界老大國泰人壽，在全省各都巿擁有近兩百棟大樓，依巿場估算約值四、五千億元，家族持股超過五○％以上的蔡萬霖，因而多年來被富比雜誌選為世界富豪之一，今年更躍登全球華人首富。

　業界第二的新光人壽也不甘居後，繼國泰以每坪九十萬元買下華航隔壁土地後，以每坪一百零六萬元（總價二十六億）標到信義計劃區內土地。

　金融巨人也常利用從大眾收來的資金，放款給自己的關係企業，造成社會資源淪為私用。例如新光人壽（董事長吳東進）去年申請上巿被駁回，證管會發現它對關係企業質押放款一百三十多億，不但比例過高（五五％），並且貸放對象俱為財務欠佳的公司，例如自有資本率僅八．二％的王田毛紡，以及新光實業（產銷化纖布）、台財實業（分期付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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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大銘為首的華隆集團旗下國華人壽，也被財政部查獲，對關係企業放款超過保險法規定可運用資金比例的上限，也有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投資股巿與房地產之虞。

政府也難駕馭

　金融巨人一旦長大，即連政府也難駕馭。例如國泰人壽可運用資金達兩千多億，不論投入股巿或房地產，都能左右行情。國泰在民國七十六年以每坪九十萬標得土地，被指為掀起房地產漲風的罪魁禍首。

　縱然如此，國泰這種投資卻合於法令，它投資不動產比例只佔可運用資金二一％，一直低於保險法規定的三分之一（今年二月已修正為一九％）。因此無住屋組織呼籲民眾站出來，拒絕投保國泰人壽，拒買、拒租國泰興建的住宅，「以實際行動來制裁法律或政治都制裁不了的國泰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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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社論家不禁發出警告，如果恣任社會這樣發展下去，將致民心怨憤，「走上革命一途，」他激烈地說。從社會深層角度觀察，麥當勞爆炸案，並非孤立事件，也非單靠判死刑就能制止再發生，每年都有幾十萬年輕人步入社會，一旦體會謀生所得未能有效改善生活，而另一種人財富累積飛速幾可敵國，就會叢生相對剝奪感與挫折感。

　而當十六家新銀行今年紛紛成立之際，保險業也將開放，預料將吸收更多社會大眾資金，雪球愈滾愈大之際，如不釐清遊戲規則與專業道德規範，將會使得金融巨人愈加偏離軌道。

　金融業吸收資金，受社會大眾託付，成為分配運用社會資源的公器，背負社會的大期望與大責任，不應在商言商，遊走法律邊緣，甚而只為私人牟利工具，助長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但是，多數金融機構主持人卻不認為如此，例如富邦集團蔡萬才，與霖園蔡萬霖的三子蔡鎮宇。「我們依法從事投資，也忠實繳稅，不了解為什麼社會對我們有如此多要求，」蔡鎮宇手上的大鑽戒閃閃發亮。

　遊戲規則更要靠政府健全的法令及堅強的執行力。在開放新銀行設立前，銀行法規並未完善，例如企業放款的交叉利益輸送（甲銀行對乙財團的企業優惠放款，乙財團的銀行對甲財團企業放款），而今保險業行將開放，保險法令是否健全，及主管單位財政部保險司是否有足夠專才，令許多人擔憂。

　財政部長王建煊也表示銀行開放民營，應先省屬行庫變民營，再修法，再開放新銀行。然而理想與現實往往有段差距，現在只有邊修改邊實施規範。例如新增條款禁止利益交叉輸送，要等十月份立法院會期才可能通過，徒留一段真空時間，或將成為冒險家樂園。

　縱使修正後的法令，也常難以規範業者，例如利用人頭，遂行家族財團掌控銀行。例如中華、遠東、泛亞銀行，主要發起的企業集團持股累積，都超過銀行總股份一五％。並且由疑似人頭者，以及財團內企業代表人，出任銀行董監事，造成董事會成員傾向家族財團。遠東銀行董事會十二人中，有九人（七五％）為徐有庠、徐旭東父子事業的代表人，以及徐家親戚。泛亞銀行董事會三十人，十九人（六三％）為長億集團楊天生、楊文欣父子事業的代表人與楊家親戚。楊天生並且於去年向政壇問路，當選國大代表。

　這是因為銀行法所定義關係人的範圍，包括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的血親，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的企業，但卻不及於股東，而讓家族財團可以利用員工或退休官員做人頭，政大銀行系主任殷乃平指出。

　並且，同一財團內的銀行，與保險業、證券業利益衝突時，應當如何規範，銀行法也還未列入，這使得金融集團的風險加在一起，風險之大可用相乘來計算，他說。

　金融局官員坦氶無奈，無論再如何訂法，心存僥倖者總能找到法律漏洞，造成雖未違法卻不公平的現象。金融局只得特別盯緊業者，追蹤日常業務、檢查報表，警告糾正。

　可憂慮的是，我國金檢機構雖多（表三），金檢人員卻不足，且大多經驗尚淺，「邊訓練邊打仗，」財政部長王建煊形容，期望逐年增加人手。據央行經濟研究處統計，目前金檢人員總共四七五人，應付全國四千多機構，尚缺二七五人，「顯示現有金檢人力已遠落後整體金融規模之成長，」央行報告說。

缺乏整體評估與規劃

　財政部規劃保險事業的發展方向時，還停留在就金融論金融，未能評估金融巨人挾持大量資金運作，整體將為社會帶來什麼負面衝擊，而預為規劃。今年年初保險法修訂，將保險公司投資不動產比例，從三三％降至一九％，相較美、日等國七％左右仍嫌太高。

　並且投資管道未能多元化，仍只限於原始的不動產、股票與放款，以致不動產比例下降，但投資股票比例增加，對整體社會、經濟的衝擊仍然巨大。

　保險法對壽險資金投入股巿的限制也太鬆，把三五％可運用資金直接投資股巿，另有三分之一額度透過貸款的關係企業間接進入股巿，使保險公司可持有股巿投資的空間高達六五％，極易影響股巿行情。

　主管政府扮演金融警察或猶豫寬縱，未能徹底嚴格執法，養成部份業者心生觀望，也為人詬病。過去十信弊案違規八年，歷經五位財政部長，兩位中央銀行總裁，未能依法處置，終至不可收拾，猶歷歷在目。

　最近國泰土地風波，又再一次暴露「保險監督機關執法不力，使保險公司違規，」淡江大學保險系主任黃秀玲指出。依規定，保險公司購地兩年內要利用，國泰人壽拖延四年多才糾正，卻又未查明土地改作停車場，是否符合停車場法，投資報酬是否合理，以符合保戶權益，一直等到事件爆發才趕緊罰款。

　這還涉及主管機關心態願否扮演金融警察，斷然處置金融違規事件，或者還是仍然基於穩定金融的立場，扮演金融父母而姑息惡者，一味「輔導」。亞洲信託曾因鄭周敏投資過多土地，以致財務不穩，釀成擠兌，中央銀行與台灣銀行支援四十億，但只對鄭周敏罰款，而由中國商銀整頓二年後，卻又將亞信還給鄭周敏。一反金融管理嚴謹國家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優先保障存款人權益，但對金融機構的管理階層與股東，徹底追究責任，施以懲罰。

政商勾結的文化

　這就牽涉到我國目前的官商文化，使得執法疏鬆。是礙於情面？或者官商勾結？

　「最癥結、需要檢討的是政經環境，容許政治與企業勾結在一起，這是國家大問題所在，」大安銀行總經理耿平沈重說道。

　大企業之所以令一般民眾憤怒，在於他們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源，為他們說項。例如信託業過去一再犯規輸送利益，如亞洲信託、國泰信託，甚而標榜正派經營的中國信託，也常遊走法律邊緣，但只能被財金官員暗指為「大過不犯，小錯不斷」。

　政府更是始作俑者，首開利益輸送惡例，反面教育了工商界，積非成是。四十多年來各公營金融機構，不時政策性貸款公營事業，即使呆帳也仍救援，像台灣銀行支援虧損已超過十九億的台鐵，不良貸款多年，只能還息，一直到去年才開始還本。「縱使是公用事業虧損，也應用補貼的方式，而非銀行貸款呆帳，」一位社會人士說。

期待銀行家

　金融巨人已成為大眾必須面對的事實，需要加強管理。並且更進一步，整體評估政治社會經濟的影響面，重新規範它們的方向。這其中尤需政治領導人的魄力，釐清政商生態。

　解鈴還需繫鈴人，一位資深財金官員指出，企業人士投資經營金融，需要提升自我期許，具備銀行家風範––社會使命感強烈，洞察金融發展趨勢，有獨到經營理念，以及穩健謹慎的經營策略與個性、品德獲得社會普遍的信賴。

　「要有這樣的胸襟與眼光，起碼要花十年、二十年鋪路，培植人才，才會真有一天，台灣出現受人尊敬、且在國際金融舞台上站得出去的金融家，」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