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求生機 — 大陸熱VS.企業升級

殷允芃：最近兩岸交流的熱度增高、速度加快，台商去大陸投資的也越來越多，並且由量變到質變，由勞力密集到技術密集，由小到大，由製造到服務，由沿海到內陸。
　在這種的情況下，台灣的企業能做些什麼？要如何做才能使留在台灣的企業升級？如何才能提升台灣的競爭力，使台灣立於不敗之地？民間企業能做些什麼？政府又能做些什麼？請各位有實務經驗和理論基礎的專家，集思廣義提供意見。
　戴一義：二十年前我開始做塑膠三次加工業時，只有台幣五萬元，那時台灣的投資條件，如土地、勞工等，跟現在的大陸一樣，都很容易配合。在台灣投資一個資本額四億台幣的工廠，在大陸只要八千萬元，主要原因是土地、廠房都是租的，只要投資機器設備，準備周轉金，再派幾個幹部去經營即可。
　二十年前，日本把大量生產的手提包工業移到台灣，台灣學會了製造技術；經過二十年，現在更學會了經營大量生產的管理技術；但是台灣要自創品牌很難，因為台灣上流社會消費者偏愛歐洲製高級皮包。所以台灣手提包業升級，首先就面臨巿場拓銷的困難。另外由於手提包被定位為「夕陽工業」新進人才多不願投入，是截至目前我們最大的問題。
　至於台商紛紛到大陸投資時，政府應做些什麼？我想，改善國內投資環境，還是最根本的。因為土地成本太高。很多企業受不了，所以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把土地租給企業使用？在資金方面，政府可以協商交通銀行貸款，或是輔導企業股票上巿，租稅優惠也要從寬……，都是政府可以著力的。
　柯文昌：台商到大陸，是重要議題，卻不該是唯一的問題。
　大陸只是一個提供低勞力成本的地方，讓台商繼續賺錢，累積台灣的經濟實力，使台灣在全球經濟體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重要的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如何看台灣？我們在全球經濟中要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看大陸ＧＮＰ，去年不過三千六百七十八億美元，比起美國的五萬六千八百五十八億美元，歐巿英、法、德、義超過一萬億美元的ＧＮＰ，顯得大陸仍是非常小的經濟體，更何況大陸的ＧＮＰ有三分之一要用來解決基本民生問題。所以大陸有多少錢可以用來買進囗貨，內銷巿場有多大潛力，都值得評估。
　從全球觀點看，大陸只是一個普通的巿場。當然對台商而言，大陸是目前最有利潤的巿場，應該好好把握，累積資本以便改善企業體質。

企業要國際化

　不過企業界第一件事，是應該儘快國際化。國際化不只是在每個國家設據點，真正的國際化是正確定位巿場，然後在那個巿場積極地本土化。
　台灣的企業雖然多是中小企業，但都有一些「特色」的優勢，是其他國家做不到的，這就是我們在全球商場的競爭優勢。以這種優勢，台灣企業很容易在全球戰場找到「策略結盟」的夥伴，例如英業達和東芝在馬來西亞的合資案，就是很成功的例子：東芝提供關鍵性零組件，英業達則提供充沛的工程師人力。「策略結盟」是企業迅速國際化的第一步。
　國際化的第二步，是要更接近終端客戶（end users）。尤其是負責設計產品的工程師，要多了解客戶的需求，這樣才能掌握到巿場趨勢。當然更好的做法是和客戶一起設計產品，切實符合他們的需求，客戶是能給你最多創意的人。
　國際化的第三步，是做到「全面品質管理」。從心態上、實務上都給員工充分的訓練。比較好的訓練方法是，先遴選培訓幾位本身有訓練別人能力的中高階主管，由他們專職訓練，再擴散到公司各階層。
　至於企業到大陸投資，政府能做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建立共識，確立台灣是一個全球很重要、很寶貴的政治經濟實體。只要台灣在國際經濟中很重要，大陸絕不敢亂動；只要台灣保持競爭優勢，大陸一直有求於台灣，台灣就可以影響大陸，促使它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過了二十年、三十年，統獨的問題也許根本不存在，實際上的關係才是最重要。
　未來兩岸當然要統一，但那是長期目標。目前台灣要維持獨立自主的政經實體，因為如果兩岸合得太快，不僅壞了台灣，也害了大陸。
　第二件，政府可以做的是把投資環境搞好。以往政府一直混淆我們的概念，好像只有高科技產業才活得下去。其實只要多加一些設計，附加價值提高，傳統產業的機會仍然不少。
　過去十年只重視高科技工業，其實很多高科技工業是不賺錢的，政府卻拼命喊高科技，卻沒有花金錢、時間輔導真正賺錢的傳統產業升級。事實上，從日本的例子看來，產業升級需要拉長時間來做。扎根的工作，現在就要做，否則高科技工業始終無法升級，又把傳統工業逼走，台灣的製造業還有什麼優勢？
　政府也該多花點心力，把治安、交通、通訊等基礎建設做好，不要老是管一些管不了的事，該讓企業自己去做。
　第三，政府要提供投資誘因。以證券巿場而言，應多鼓勵企業股票上巿，但要嚴格管理。上巿公司只要合法，賺不賺錢政府就不必干涉。

謹防英國病

　瞿宛文：大陸這幾年比較開放，剛好給台灣面臨經濟轉型的出囗業一個break。但如果從經濟史較長期、動態的觀點來看，有時候短期內好的現象長期來看可能不是很好。
　以英國從十九世紀末走下坡為例，有人認為當時英國逐漸落後卻沒有想要去追趕，主要原因是英國有很多海外殖民地可去，結果成為延緩英國升級的一個因素。
　台灣的大陸政策有兩個層面：政治面和經濟面，現在出現一個奇特的現象：「政經分離」，在台灣對大陸政策這個領域實行得非常徹底。至於經濟層面，其實是業界領導政府，這對業界和政府，都不是一個好現象。
　最近經濟部召開一系列會議，詢問企業界政府該如何配合，可幫助企業在台灣生根、產業升級，不料業界的反應卻是：讓我們到大陸去吧！這當然是一個奇怪的對話，卻也反映了現實的情況。
　企業界每每抱怨台灣投資環境惡化，所以不得不到大陸投資發展。事實上，抱怨台灣投資環境惡化，已經喊了幾十年，但台灣經濟成長還是非常快。雖然這幾年成長趨緩，也是因為台灣已不可能出現像早期經濟起飛時的成長速度，所以依照景氣循環的觀點，並不需要那麼悲觀憂慮。
　早期經濟發展，業者比較沒有經驗，政府位居前瞻領導的地位；但到八○年代，主客觀因素變化，一方面業者成長，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複雜化，政府的官僚體系在技術上、能力上不太能夠再領導業者。
　所以政府必須承認現在已不是什麼都要管的時代，而業者也應進一步更能自制、自我規範，不能凡事抱怨，希望政府做這、做那。
　一般而言，政府的政策愈能夠獨立於利益團體的影響，愈具有前瞻性、合理性，就愈有公信力。政策愈能如此，對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愈有利。
　但看看現在的政商關係，卻是往反方向走。現在政商關係的互動模式，不利於台灣產業的長期發展。
　政策品質愈來愈低落，決策過程不重視合理性、前瞻性，而只是在各種壓力下討價還價，最後出現一個四不像的結果，不具前瞻性，也沒有合理性，過一段時間就要更改，公信力盪然，反而影響到政策的長期性，投資風險更高。
　如果說台灣投資環境惡化，其實就是指這方面的軟體建設不足。台灣過去一下發展得太快，所有的政令法條都來不及修改，不論是土地、產業發展、租稅各方面，可說是百廢待舉。
　若回頭看影響投資環境的其他因素，如工資成本、環保標準和匯率上升等，可以發現就長期理性角度來看，都是必然的趨勢。台灣經濟發展必然不能再重複過去低成本、高污染的發展模式，這些因素並不能說是台灣投資環境惡化。
　整體來看，近來的決策過程不斷走向政商惡性循環的互動模式；政府缺乏領導性，政策缺乏前瞻性、合理性，業界也不斷討價還價，決策品質非常可慮，資源也不斷被扭曲。
　其實政府主要的工作在設立目標，指引方向，修改過時的法令規章，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戴：現在我們在大陸賺的錢，八○％都回到台灣，這同時也延長上游廠商的生命。如果我們的皮包工業都放棄，上游提供原料的南亞，立刻會出現危機。我們這些散兵游勇，到海外開疆拓土，讓中上游廠商賺錢，使他們有能力更新設備，轉投資高科技，實在有一定貢獻。
　這幾年經濟成長不錯，以民國八十年為例，就是這些國外設廠的效益表現出來的，因為規模愈來愈大，向台灣購買的原料大量增加，台灣才有錢賺。

企業出走是國際化

　林鐘雄：我們講到企業到大陸，或是到外面投資的用語都是「企業出走」，從用語上看好像就是壞的，我覺得應該改一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出走」，實際上是跨國公司發展的階段。
　現在台灣面臨兩個問題。一是過去跨國公司的發展史，都是先從中小企業出去，然後大型公司再繼續出去。台灣的問題在於大部份都是中小企業，大型企業不多，因此當中小企業到外面投資，要變成大型企業到外面投資的時候，好像後繼無力，沒有辦法形成像美日一九六○年代以後的巨型跨國公司。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往外投資的時候，就扯到了大陸，大陸的問題比較複雜。大陸問題的複雜性，第一個是政權，另一個是制度。
　到大陸投資或者貿易，跟到東南亞是不一樣的。東南亞那些國家多半早已是資本主義的型態，沒有封閉過，所以不會把外人看成敵人（alien），可是中共啊，他把所有外人都當作敵人。
　另外一個問題，是大陸經濟上的規模，雖然只有三千多億美元，可是這個規模跟東南亞比起來還是大很多，台灣廠商去大陸，好比石沈大海。
　殷：石沈大海是什麼意思？
　林：因為大陸太大了，你會被吸收掉，現在還沒有被吸收，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陸的交通，如果交通改善，就會被吸收掉。會變成他的一部份，一個小的細胞而已。沒有影響力，沒有重要性。
　不過我想這是必然的趨勢，不能夠擋，因為對外投資是必然的，對台灣來說，如果沒有對外投資，我們現在的超額儲蓄沒有地方用，可能只好在國內再繼續炒地皮。但業者不要以為是因為在台灣活不下去才到外面投資，然後以此對政府有所要脅，實際上像台塑就有這種傾向。
　企業界因應方式就是改善品質。比如說剛剛提到夕陽工業，大概在十七、八年前，那時候的經濟部長就講到「夕陽工業」，第一個起來反應講得很憤慨的是吳火獅，因為夕陽工業第一個箭頭就是紡織業。可是現在我們的紡織業還是繼續存在，比例還是很大，紡織業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繼續不斷地改善品質，除了產品的品質之外，設計也都改變了。
　第二是要多角化，不要只有單一產品，單一產品風險大。不論是中小企業，如果要改善品質、要變成多角，要往那一個方向去，總是要研究。
　實際上，工業國家的研究發展經費大部份都是政府出錢由企業來做。我們常常誇稱研發經費佔ＧＮＰ的百分之幾，可是都沒有把研究的效果考慮在內，實際上政府撥的研究經費用得很亂。所以同一類型的中小企業可以聯合起來，爭取研究經費，做有效的運用。
　對政府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兩樣，一樣是剛剛提到有關的法令規章都要改，也就是說現在企業的最大問題是遊戲規則不合理，很多制度是在農業經濟的時候訂的，現在是工業經濟，遊戲規則要改。例如租稅與環保法令都要修改，否則企業就無法有一個合理的遊戲規則。

政府確立明確目標

　另外一個政府應該改變的是，建立明確的目標。當然政府可以說他有啊，每次都有一個四年或者六年，乃至於十年的經濟計劃，可是若仔細去看，會發現訂定的目標常沒辦法去執行。我個人感覺是目標應該要落實，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國建六年計劃中九大高科技產業都要發展。但據常理常識，依台灣的資源狀況，一定要有所選擇，沒辦法九個都發展，假設能發展兩個就夠好了。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韓國也有一個公元二千年計劃，開頭第一章就這樣講，「公元二千年時，韓國要成為世界第十六大國。」他們把目標明確訂出來。假如打開我國公元二千年計劃也好，什麼計劃也好，什麼目標都沒有。慮泰愚上台的時候，三大目標很明確，南北韓統一、進聯合國、還有在任期內要成為ＯＥＣＤ的會員國。可是我們呢？都沒有，每一回都是打高空。
　瞿：大陸對中小企業而言，可以減少很多管理成本。因為很多中小企業，其實還未具備國際化的條件，到大陸，可以用台灣的管理技巧，直接在大陸管理。
　現在情形是，中小企業要去大陸，政府根本管不了。大企業則稍有忌憚，不過真要去大陸，還是很難禁止。「大陸熱」是一個被炒作的新聞，好像政府已經無法控制。
　戴：我們傳統產業廠商去外面投資，就像拿著武士刀的傳統武士，暫時為後面子孫擋外侮，希望他們趕快研究出槍砲，根本解決外患。我們只能幫助台灣擋一陣子，賺了錢拿回台灣，希望政府、學界趕快研究槍砲。我們拿武士刀的人，再擋只能擋十年。
　林：台灣現在很像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的英國。當時英國國內超額儲蓄泛濫，投資機會很少，所以英國人一窩蜂去美國投資。英國的競爭力後來反而日益下降。台灣現在搶著去大陸，情形完全一樣，只是我們又多了個政治問題。
　美國當時有過多的英國資本，卻缺少勞動力，於是做了最壞的措施––引進外籍勞工、黑人，後遺症到現在都存在。這段歷史也值得參考。

政商關係要規範

　柯：還有政商關係的惡質化互動，也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政府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訂立遊戲規則。
　瞿：政府的政策要具備合理、前瞻和長遠的眼光。
　林：政商關係要訂立規範，企業去大陸則不必干涉。要是涉及國家安全，則可以訂定警戒線。
　現在以台灣對外貿易依賴大陸百分之多少為準則，其實不準確。應該以每年投資大陸金額佔國民儲蓄額的比例，以及貿易商結構中，重要原料和零組件對大陸產品的依存度為考慮，比較適當。但是如何訂警戒線，應由有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去詳加研究分析評估，而不能隨便說說。（莊素玉、張玉文、游常山、陳中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