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決策的另一隻手

在台灣政策決策過程中，學者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當政府政策在各種利益團體、群眾與公權力之間進行熱鬧喧嚷的角力時，學者透過他們「研究」的角色，悄然進駐每一項決策內部。有人說中華民國政府政策已遭「學者專政」，有人則認為學者是制衡政府決策的力量。但他們似明還黯的參與決策方式，讓這批體制外的「決策者」影響力無法評估。
有時，他們是攸關產業秩序，競爭規範的法律起草者。財政部次長賴英照十餘年前還在中興大學任教時，就親手寫出公司法的「關係企業」專章；剛實施的公平交易法、更是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黃榮茂、廖義男十三年前任台大教授時撰稿成型。時至今日，政府部會所擬訂中的汽車意外責任險、勞工福利促進法等數十種法案草案，事實上也正在學者們的書案上醞釀，準備問世。
有時，他們是政府針對難題解決對策的捉刀人。去年，正興輪胎準備赴大陸投資，但因金額龐大而遭政府擋關。正興輪胎最後以同時在兩岸做相同金額投資而成行，政府所持產業界應在兩岸做「對等投資」原則，正好吻合中華經濟研究院在兩岸經貿上的「政策建議」。有時，在敏感複雜的兩岸關係上，學者更可能是比海基會還靈活的官方「手套」––雖無官方之名，卻具官方之實。今年二月，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劉泰英走訪大陸，帶回大陸高科技移轉台灣的訊息。身兼經濟部產諮會執行祕書與學者雙重身分，劉泰英的建議，獲得旅美大陸學者在台灣報章撰文讚揚「值得頒一座勳章」，但也引來不少學術界與產業界人士的議論，質疑他提出的技術移轉項目是否經過「研究評估」。
儘管如此，整個台灣從政府傳統重要事務如經濟、財政、政治，到近年來新興熱門事務如環保、勞工、社會福利、交通、都巿計劃到兩岸關係等，莫不都有學者的心血投注其中。
例如，行政院陸委會在八十二會計年度當中，編列出三億多元的委辦費用（委託研究、研討會），超過全部預算的四成。這種大量委託學術界做研究的做法，曾被外界指為「把政府大陸政策交給學術界訂定」。
學者在法令政策上活躍的情形，事實上也帶來正反等多重層面的評價。包括不少政府首長在內的支持者認為，政府文官本身事務已太繁雜，有學者參與政策研究是一股不可缺少的助力；習慣委託學者做研究的中階文官振振有辭強調，學者基於學術中立的立場，研究具備客觀性，可減少政府研究問題時「圖利他人」的風險；但更有不少人公開質疑學者研究遠離事實，「把國家社會當成實驗品。」

專家政策

相較政府文官必須通過考試，取得資格；民意代表必須經歷選戰，掌握選票，「學者是以『專家』身分涉足政策，」在堆滿各類研究報告的辦公室，中興大學都巿計劃研究所所長謝潮儀肯定的說，「學術講的就是看得遠，理論根據，還有各國差異比較，正好彌補行政系統的不足。」
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遷校台北縣三峽（將改名台北大學）為例，謝潮儀在系所內組織一個十多人的規劃小組，從民國七十九年五月起，為台北縣政府進行「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規劃，短短十個月完成案子，並推動成為縣政府執行業務。
「他們（縣府）需要專家，我們需要行政配合，合作自然順利愉快，」研究計劃進行中既有縣府經費補助，又解決法商學院遷校大事，身兼法商學院教務主任的謝潮儀滿意的說。
這種歡迎學者伸出「援手」的情形，事實上也在中央政府各部會間普遍流行。例如，成立四年的行政院環保署，去年編在委託研究上的預算多達七億餘元，農委會、衛生署、勞委會、財政部、經濟部、經建會等部會的委託研究也保持在一定比例。整個中華民國政府機關開出來的委託研究題目琳琅滿目，小到墳墓遷葬，大到六年國建經費研究，成百上千件的委託研究，正如一張綿綿密密的大網，把學、官之間的互動串聯起來，形成一條獨特的政策管道。
串聯的背後，事實上是晚近台灣政治上對學者的倚重。
民國六十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開始大力引進學者從政，不但培養出今天的總統李登輝，在政府各部會的首長、一級主管中，具有學者背景者更比比皆是，「全世界可能找不出這麼多學者治國的例子，」一名文化界人士觀察。

研究研究

學者出身的政府首長，本身具備邏輯推理基礎，以及嚴格的思考訓練，相對也促成他們在決策過程中重視研究，「遇到問題習慣性的丟給學者研究研究，」一名國立大學教授觀察。他目前進行有關兩岸經貿的委託研究案，正是陸委會高層主管在三言兩語的談話中交代。
儘管如此，台大社會系主任詹火生卻喜歡形容目前的學、官關係「半生不熟」︰看似政府喜歡找學者做研究，但研究結果卻未必照用。
七年前回國，專長社會福利的詹火生正好趕上勞工和社會福利問題的熱潮。短短幾年間他參與勞動基準法修訂，經建會規劃公元二千年社會福利發展計劃，一直到目前負責起草勞工福利促進法，經常忙得人在辦公室來去匆匆。儘管研究所得部份已出現在政府政策中，然而殷盼的社會福利部卻不見蹤影，社會福利預算也不足，談話中不時流露出惋惜的他嘆喟著。
事實上，政府發起委託研究運動中絕大多數的案子，隨著結案，也消失在委託機構的辦公室，無人知其去向。

需求改變

「追問起來，主辦單位理由一堆，不是研究評審意見很多，報告仍在修改中，要不就是技術上有困難，無法執行，」一名關心環保署對委託研究處理方式的台大理學院教授表示。
探究原因，根本癥結在於，以理論見長的學者為充滿現實利害的行政問題找答案，本身就可能力有未逮。
而政府對學者的需求，事實上也正隨時代變化而改變。
銘傳大傳系主任楊志弘指出，假如以民國七十五年為分界點，早期政府視學者為「觀念的火車頭」，期許學者發揮理論長才，扮演問題界定，指引解決方向等角色；但隨社會多元化，政府施政重心放在立法和訂定制度上面，解決問題也成為當前急務。
然而，「通常看到的情況卻是，政府為解決問題而找學者做研究，學者卻把解決問題變成理論推演，」曾在財政部工作過的台大國際企業系主任魏啟林指出，「推來推去，學者自己的疑惑解決了，但始終沒有跨越理論和實際間的鴻溝。」
一名政府官員談起部份委託學者的研究報告，更是滿臉不耐。「數據東抄西抄，字體一個比一個大，數百頁單面印刷的報告卻只有幾頁與主題相關，」他沈聲批評。
然而，政府委託研究的預算充沛，大小案子少則數十萬，多則成百上千萬元。豐厚酬庸的影響下，部份學者研究態度的專業倫理直接遭遇挑戰。
「要確保研究品質，學者一年接兩個研究案是極限，」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振寰指出。他以自身經驗為例，除了讀書、教書，做研究必須收集資料、討論、訪問、思考整理和寫作，統統需要時間。
儘管如此，台灣學術圈從南到北，部份教授同時承攬三、四件，甚至上十件委託研究案的情形，並非新聞。部份學術界人士為應付政府委託研究，甚至形成「研究報告生產體系」。
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這些學者以「承包商」姿態出現，寫好企劃書後向政府承接委託研究案，再分給系上副教授、講師，甚至直接交由研究生進行研究報告的「生產」作業。產銷「分工」下的研究報告，研究生根據題目範圍，研究方法摸索填空，計劃主持人在報告完成後，潤飾報告「政策建議」的觀點措詞，隨即交貨。
「研究報告內容，只有研究生一年級程度；四平八穩的政策建議，卻又可能與報告內容自相矛盾，」這名多次審查委託研究報告的人士搖頭說。
但是，學官之間在委託研究上的交流依然熱絡，「關鍵在於基層文官因此找到沒有風險的『意見』依據，」一名台北巿政府官員觀察。考慮目前政府一般決策是由承辦科員擬案往上送的「科員政治」，科員級文官直接引研究報告或審查意見做意見簽註，「出了問題，責任也不在我，」這名官員解釋分析。

拖垮教學品質

政府委託學者做研究的流行趨勢湧進大學，連帶拖垮校園內部的學術風氣，更影響教學品質。
根據政大教育研究所最近完成的一項調查發現，國內大學教師普遍偏好原文教科書，可是在寫作材料與出版環境大有改善情況下，學者寫不出中文教科書的主要原因卻是︰沒有時間。教育部高教司長劉維琪更指出，大學教授承包太多外界研究，常影響教課時數，因而往往基礎科目需靠外聘兼職講師擔任，對學校而言，是相當大的財務負擔外，也影響教學品質。
相較進口代理商還有產品重新包裝，貼上中文標籤的加工動作，「部份大學教授成了把國外知識原封不動搬進本土的『知識貿易商』，」一名文化界人士痛心批評。
原封不動引進國外資訊或理論，來做為決策公共政策的架構，批評者指出常常不符國情、有時抄來的甚至可能是國外已過時的政策模式。
產、官、學各界，警覺到這個問題的人士，事實上並非少數，各種對策也正逐漸成型。
例如，環保署雖然無法擺脫依賴學者做研究的需要，但是學、官聯繫的走向，已準備朝「規劃各校特定研究領域」的合作模式發展，「藉著研究案提升學校在本土專業化研究的成績，」環保署長趙少康成竹在胸的說。
敏銳關注社會發展的工商企業界更開始引進學者，協助他們直接了解平時所無法接觸的實務經驗。例如神達電腦兩年前聘請交大教授出任副總經理了解經營；為企業界開拓海外巿場的國際文經協會以經濟學教授擔任副祕書長，使其熟悉行政；而工商建研會更把下年度工作重點放在︰協助學者深度分析台灣經濟事務。

研究實務

「台灣很多經濟現象，不是理論可以推出來的，」經常在研討會上和學者辯論的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鍾快言快語的說，產業界出點力量，「產官學溝通可以更好。」
對應外界的需求，五月上旬，台大校務會議通過管理學院自設產業研究中心的規定，讓志同道合的學者，以組織「團隊」方式，更有效的針對各種產業進行研究。
所以要進行這種組織上的創新，因為「學者也需要更多實務上的挑戰與接觸，」一名台大教授指出。
「否則像沒有下過水的人教人游泳，彼此感覺都怪怪的，」他持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