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檢教育部

時值初夏，鳳凰花開，驪歌初動，又是畢業季節。
今年台北巿五萬名國小畢業生，卻格外受社會矚目，因為，三年以後，他們極可能會是數十年以來，第一批不需要擠高中窄門的國中學生。在教育部苦心設計的五育計分的「自願升高中」方案中，國人殷切期盼多年的教育改革，似乎美夢成真。學生不分智愚賢不肖，齊聚一堂，切磋砥礪，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攜手同過正常快樂的國中生活。從此，聯招種種弊端－－缺乏思考與創造力、自私自利、惡性補習等，完全消失。「放牛班」、「明星學校」都將成為歷史名詞。出乎教育官員意料之外，教育部「坐而言」數十年，首度嘗試「起而行」的美麗方案一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社會上反對的議論劇烈，紛紛質疑這倉促推出的方案。一位家長投書疾呼︰「民主時代，不要王安石！」方案中許多在校外補習、汲汲謀利的教師，手操學子升學的生殺大權，最讓社會大眾擔心。
　就連急於推行改制的台北巿教育局長林昭賢都曾坦承，就他所知，許多教師在校外補習，每個月外快在四十萬到六十萬之間。
　但面對外界質疑，教育部長毛高文和教育局長林昭賢只是一再重複「請相信老師人格」，卻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教師評鑑制度。
　
選我們做橡皮圖章
　
　消弭惡補是自願升學方案的另一大目標，但連教育局長林昭賢在議會接受質詢時，都坦承這個方案不能除惡盡滅。
　據透露，台北市某國中實驗班三十名學生中，約有一半仍在補習。一名學生甚至從週一補習到週六，希望名列前茅，順利分發前三志願。
　而且五育計分的分發方式，竟造成聯招制度下都未曾見過的怪現象。一位實驗班孩子的母親向報社投書：她孩子班上同學，一下課紛紛奔向操場,尋找任何可能遺留在地上的書包､書籍，送交訓導處，以利德育加分。
　這個立意良美的計劃，並非一夜間構思完成。早在兩年半前，由於各界質疑而暫時擱置「十二年國教」之後，教育部長毛高文即在少數幕僚與學者獻計下，決定改換名稱為「自願升學」，透過一群同質性極高的教育行政與學術界人士，一關又一關照案通過，未經充分討論與評估的決策過程，甚而有些人重複參加好幾關，自己認可自己（見表）。
　東吳大學教授劉源俊說：「這是一個上級屬意，下屬附和，在一群所謂『專家學者』護航下，見樹不見林的決策。」
　一位參與的學者也說他一直懷疑，「有意選用我們做橡皮圖章，如果外界質疑，就把我們推出去做擋箭牌。」
　一些熟知內情人士，以及試辦教師批評，這個倉促成形的方案欠缺事前周詳的評估、規劃及細部計劃，即使「邊做邊改」，最後也只能解決能力分班的困難，期望以如此技術、功能性的改變，來力挽科舉餘毒的沈★，相當不切實際。
　最近四年多來，教育部改革動作頻仍，如增設大專院校，修訂十餘項教育法規，修訂課程標準等等，引起許多社會人士注意，「難得教育部長想做事，要好好支持他，」政大教育所教授呂俊甫常如此說。
　然而，一位德高望重的社會評論人士指出，「毛部長很想做事，可惜沒有想法，而我心目中的理想教育部長，特別需要有胸襟、有智慧。」
　
決策體系出問題

　這次教育行政體系演出失常，其實只是教育決策體系出了問題的一個具體反映。
　許多批評者分析，決策體系的問題在於：（一）決策圈同質性過高，犯了專家盲點，不重實證研究；（二）自成封閉體系與外界溝通不良，昧於體認當今台灣的現實；（三）教育目標與方法不清楚，只會唱「五育均衡」口號，改革重形式輕內涵，重硬體輕軟體。
　一位教育官員指出，從如何評估教育成果，就可看出教育部在心態與觀念上落伍––只重數量成長，忽略質量並重。遍翻「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指標」，本整本都是美好的成長數字，例如國中就學率九九％，四十年來學校數成長四．五倍，教師數成長七倍 ……。
　然而這些光彩的成長數字，卻不能說服大眾，因為現實生活，「教育失敗」已是大多數國民的共識，許多政經社會問題，追根究柢在未培育現代國家所需的「品質國民」，反而青少年犯罪急遽增加，輿論經常痛陳。
　就連體育也因官員觀偏差，以致做法扭曲，多年來體育司的人力與經費，半數放在辦理競賽、爭取國際獎章，而未注重培養全民鍛鍊體能的興趣、能力與習慣（見一五六頁）。
　長期研究教育經費的國策中心研究員林本炫指出，許多校長素以擴大學校規模、建築物美輪美奐、升學率爬升而沾沾自喜，甚至外交部不時招待外賓參觀萬名學生的永和秀朗國小，自豪能辦出全世界最多學生的小學。
　並且教育部昧於發布足以表示教育「品質」的指標，如每班學生數、每名學生所享有室內室外面積數，以及所享用經費。
　又如六年國建，教育部只提百億元蓋學校，卻未清楚規劃因應師資培訓所需的經費。
　「辦教育辦到後來，只在辦學校，」教育廳長陳倬民批評。
　然而論及教育之治本改革時，教育人員常將問題癥結向外推，歸咎於：（一）社會士大夫觀念；（二）家長過度關心子弟升學；（三）中國幾千年科舉遺毒。
　就連教育部長毛高文到執政黨中常會報告時，也將指責箭頭指向家長。他說，目前五育並重，培養健全國民的教育目標尚未實現，「是由於國民正確的價值觀尚未完全建立，家長對子女的要求有增無減。」
　因而教育官員總以無解方案做結論，習慣於採行道德訴求，呼籲「打破士大夫觀念，才能教學正常化。」而所謂的改革，也多半為治標方法，只能解決問題的表象。
　
荒謬的「運動」
　
　例如教育部為了培育國民具備世界觀，就立刻提出藥方，在高中增設第二外國語文課程，卻未考慮目前合於教師任用條例的日文、德文師資極端缺乏，以及大學聯考只考英文的現實環境，以致全國三十萬名高中高職學生，只有一百人修習第二外國語。
　又如為了減輕學生聯考壓力，教育部長毛高文立刻指示「出題要簡單」，不料競爭依舊，第一志願分數高達六百三十多分（滿分七百）。台北市一位國中教師說，聯考就是眾僧爭取少粥，所以不管題目難易，學生還是不敢放鬆，「不能理解為何教育部連這樣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不針對問題癥結解決，而只做形式的改革，還可在教育部動輒行文各校，要求舉辦一些重形式的「運動」來教化學生，處處可見。
　例如去年爆發部份高職校長採購教科書，以及選舉年頻傳賄選，於是教育部擬訂「誠實教育方案」，洋洋灑灑二千字歷陳七原則、八策略，公文一路傳到各校，要求學校舉辦誠實教育，編交成果報表，結果引發「一場荒謬的報表運動與意見箱運動，」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指出。
　新竹一位教育行政人員說，各校一頭霧水，誠實要靠每位老師的身教言教，以及社會的境教，究竟要填什麼報表呢？他們再三請示教育部，答案竟然是：「把你們平常做了什麼誠實作文比賽、壁報比賽，都填到報表上。」
嘉南地區一所學校乾脆做個鮮紅色的意見箱，上書標語「不說謊不作弊，說實話做實事」，左右對仗工整，校方坦承這是為了應付教育部所想出的辦法。「實際上，這個運動叫人說謊作弊，」一位老師啼笑皆非地說。
許多教育部人員私下也表示，「其實這是一個連部人員也不相信的方案。」面對地方意識抬頭，不合理的公文旅行即遭杯葛，使教育部權威打折扣。像台北縣代教育局長林玉體，最近接獲一份「守時運動」公文，「我們拒絕辦理，把它存查，反正發到各校也沒人理會，變成垃圾。」他認為守時要靠實踐與身教，不是「運動」即可見效的。教育部這種做法，已行之多年。十一年前，大里國中學生陳維貞曾上書蔣經國總統吐露心聲，指陳學生一部份成為應考機器，一部份遭受歧視而自暴自棄。總統府將這封信轉交教育部處理，教育部立即傳送公文到省、巿教育廳、局，訓令加強執行教育部訂頒的「加強輔導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及獎懲」辦法。
一位觀察者指出，這種以為發命令就能解決教育問題的想法，基本上猶未擺脫百年前光緒皇帝百日維新的錯誤，以為發幾道上諭，就能改革國事，而實際上整個體系紋風未動。
考選部長王作榮指出，教育行政體系會變成僵化的科員行政，與過去政治、社會與思想被嚴格控制有關，教育部與教育人員這種會影響國民思想塑型的部門，全被管制只承辦行政，行之多年變成習慣，而內化為組織的文化。在過去，師範教育甚而被稱做「精神國防」。
　
管制成習

　並且教育部官員大半來自師範體系，因學而優獲博士學位而仕，共同築成一個思想觀念封閉，也最無創意的城堡，立法委員蔡壁煌指出。
「就像同一個工廠出來的學徒變成師傅，再教學徒，既乏內部評估，又無外部挑戰，」政大企管研究所教授司徒達賢分析指出。自願升高中方案正是明例，一群經歷類似的人互相背書保證，一關繼一關加強決策信心。
這個陣營往往傾向只從狹窄的教育觀點來研究教育問題。例如不論學者或官員都認為，只能在教育體系內改革教育，至於教育體系以外的事，教育部毌需、也無力去管。例如建立證照制度的榮譽，使技職人才也獲享社經地位，為解決青少年只求文憑，淪為考試機器的一個治本之道，教育部長毛高文卻說：「證照制度是勞委會的事，我們是希望能夠落實。」
非但畫地自限，教育界也嚴斥其他人士過問教育問題，次長李建興就說：「很多人以為自己受過教育就是行家，不相信專家學者，這是教育最大的危機。」
　
公聽會變成宣導會

　不希望各界插手教育，使得教育部雖有溝通的表面形式，卻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例如自願就學方案初擬時，教育部曾經全省巡迴六十多場公聽會，然而部份參加人士卻說公聽會好似宣導會，因為官員與學者經常不理會民眾發言。「公開給你聽，不是要來聽你的，」蔡壁煌形容。
毛高文部長則在接受「天下」訪問時表示：「他們講的都是沒道理的話，沒道理怎能聽。」
溝通不良造成中央與部份地方首長對自願就學方案，甚而如何分配經費資源，看法歧異（見一六七頁）。毛部長常對外界說︰「教育部有責無權，地方不配合，我有什麼辦法，」他在接受「天下」訪問時也這麼說，激動地一直揮擺手臂。但是一位了解爭執的教育官員指出，其實從行政管理角度看，教育部如果多與地方溝通理念，也去了解地方的看法，歧見不致如此大，「只要能找到共同的目標，做為互信的基礎」。
一位地方首長指出，教育部似乎仍沿用四十年來中央威權心態，一再指斥「地方不貫徹教育政策」，卻昧於體察民間自有一套價值體系，自行其是，形成中央喊中央的，地方做地方的。
很多父母、老師，甚至任職政府的人士都指出，其實社會的確以文憑取才，尤其公部門（機關、學校與公營事業），更視學歷為升遷的重要依據，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迫使父母督促子弟爭取文憑，以求未來謀職與爬升。
高雄一位媽媽說︰「有學歷才能參加考試，找到工作，我不要我兒子將來晒太陽做苦工，」她訴說人生體驗，國中畢業後一直在工廠當作業員，迄今未能升上領班。 學校老師也明白這個現實，或為補習謀利或好心，也督促學生升學。一位企業中階幹部迄今還記得國三理化老師一再勉勵「用功拚一年，換取一生幸福，很划得來。」
台北巿一位國中老師也說︰「總是要告訴學生社會的現實，不能昧良心不說，將來他們會恨我們。」
　
兩個體系各行其是

　然而教育行政體系，從教育部以迄教育學者，卻兀自在口頭呼籲放棄升學主義。
一位社會觀察人士指出，幾十年來，家長、學生與老師結為一個龐大牢固的體系，為功成名就而讀書考試，對於另外一個只長於道德呼籲，下公文查禁補習的行政體系，不予理會。而實際上，這個學官互通的教育行政體系，也的確未發揮影響力，以致二十五年前開辦國中時，蔣中正總統批判「教育流為一連串的升學預備教育，學校成為書痴的工廠，未學習生活，期盼教育部改革」等等，至今仍然歷歷存在。
而荒謬的是，矢志打破文憑主義的教育部本身內部就極端注重學歷。不但部長與三位次長都是博士，並且六個業務司司長當中，五位博士、一位碩士（他的博士同事，還不時對來訪者強調，雖為碩士，但在師大任教），科長級則半數具備碩士學歷。
一位次長也振振有詞說，每當人事出缺時，當候選人資歷相當，「當然選學歷高的，這是巿場機能，」他一 點也不覺得這有何不好。
自己說一套、做另一套，甚而也推行到學校體系。例如高中（職）、國中校長出缺，常以碩士學歷者優先，一位官員指出。最近一所國立大學爭取增聘技術人員以維修機器設備，與教育部以及人事行政局幾經折衝後獲准，然而條件開出︰「必須大學學歷，因為專科生程度不夠。」事實上，企業界都明白，大學畢業生普遍不會動手，維修能力不及專科畢業生。
　
培育未來的國民

　許多了解教育部並期望殷切的人士指出，舉世各國紛紛在改革國民教育，以決國力競賽之勝負，教育部需要重新定位，除扮演教育改革的推動者、積極協調其他部會檢討用人制度、落實職業證照制度、教育民眾正確教養子女的觀念，以塑建社會多元價值以外，更應在教育體系內部，改革教育的本質與內容，使優秀教師可以在二十多人班級內，針對不同資質學生，施展多元教材、教學方法與評量，溝通與輔導（見一五四頁）。
美國經濟學家梭羅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國力競爭，關鍵不在資金或天然資源，而在人力素質。
培育面對未來挑戰的品質國民，教育部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