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寧祥:不能維持繁榮,台灣將一無所有
在民主化、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你我要扮演什麼角色?台灣近一百年來的累積發展,我想我們的祖先跟上一代,已經建立了很好的基礎,現在交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要扮演什麼角色?我們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累積那些?再傳到我們的下一代?
民主的觀念,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來的,用中國人的行為模式及思考方式,要在台灣建立民主政治,在很多觀念、做法、行為上,經常會自相矛盾,所以我們必須從中國政治文化這一面著手,來調整自己,融合這個制度。
現代化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我們應該由這個發展過程來分析,因為近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智慧、經驗都已經過相當的累積及發展,所以我們不能用現在的觀點,來否定過去已經累積的一切,不能用個人或團體的政治立場,來輕視別人的立場。所以我們從文化的觀點來探究民主化,從發展過程的觀點來分析現代化,在這個完了之後,我們再想想經過這一百多年祖先及前一輩的經驗、智慧、資源累積,有這麼好的基礎,人家交到我們身上,我們要如何扮演好我們的角色,讓這種累積更豐富、更多采多姿?然後把它交給下一代。
強調領袖的政治文化
領袖個人的氣質及散發出來的形象,通常在塑造中國政治的過程中,比起政策問題還要來得重要。中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相信,領袖偉大與否決定社會福祉,國家的成功與卓越的領袖息息相關。所以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強調個人領導、人格化領導,但這會發生兩個後果,第一、如果這強人死了以後要怎麼辦?因為繼承問題跟著來了。
最近這一年多來令一些觀察家意外的是,蔣經國先生逝世之後,李登輝先生繼承,依照憲政軌跡來依循,雖然發生一些麻煩,但還是滿平靜的。然而對某些人而言,李登輝總統統治的當然性,還沒有被視為已經完全樹立,最近的一些現象大家可以看出來。第二個後果是尊重年齡的傳統。中國人,年紀越大越不得了,所以資深年長的有極大權威,這是中國政治賦與元老重臣的特權。這種傳統使用在中國政治,就有老人政治的傾向。我們敬重年長和資深者是應該的,但把這個傳統擺在政治,我看會天下大亂,就有點不正常而不自然了。以中國的政治文化,認為年齡與他的尊嚴一起增長,所以尊嚴就是權力,因此有些年長者就不願意退休了。
在我們這個社會,我們也非常苦,發生幾個現象,第一,我們的國會議員的平均年齡,比國外的國會議員多個三、四十歲以上。第二個現象是在中國的官僚體制,高階層的人都是要派年長的人來擔任,這種傳統產生一個嚴重問題︰受挫折感的年輕官員擔心什麼時候才能出頭天?等他們出頭天時,他們的改革銳氣、創新的性格,也快被磨得差不多了。
建立共守的規則
哈佛大學的白魯恂曾說︰說民主很容易,但在聯合國將近兩百個國家中,只有四十幾個國家,曾經讓反對黨自由和平地活動十年以上。要建立一種反對黨的合法體制,需要什麼條件?關鍵性的條件是要建立執政黨、反對黨雙方都能接受的規則,這兩、三年來,立法院、黨的談判、社會朝野的抗爭,我看就是因為沒有安排出一個大家都能共守的規則,所以大家爭得你死我活,到現在紛爭不已。白魯恂說︰民主發展能成功的話,責任在政府和野心勃勃的反對黨領導人物上。所以政府必須清楚的認識到,繼續用高壓手段代價會非常高。反對黨也應該明白,用和平手段推動自己的目標會大有斬獲。
白魯恂又說︰反對黨也應該負有重大責任。從沒有組織的反對運動,到有制度化的政黨,轉化的過程會產生嚴重的內部分裂。反對黨發展的初期階段,傾向於出現一些個別人物,表現突出,一旦這些領袖人物要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政黨時,通常他們會發現對於黨內地位的問題,這些新領袖不能避免彼此間的激烈衝突,在政策訂定、問題解決的優先順序上也會產生歧見。當他們發現他們可以影響國家政治的遠景時,反對黨的領袖也常常發現,控制他們自己的同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重要過。民進黨現在開始可以影響國家政治遠景,但在這緊要關頭,他們發現好像不太容易控制他們的同志。
第三,新興的反對黨領袖若想做執政黨的話,他們必定要爭取大多數民眾,而多數人通常希望憲政統治。歐洲的社會主義激烈政黨,很例外地都不得不放棄他們激烈改進國家的初期目標,到後來他們發現要成功的話,就要以中產階級做為訴求對象,而中產階級只希望改變政策,而不希望改變整個政治體制。
第四,若要正在興起的反對黨,接受長期的憲政體制,一個絕對的必要條件是,執政黨必須承認他的意識型態,本質上和國家憲法並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獨大型的政黨,常不能接受黨的意識型態,並不是國家意志的總表現。
既然這兩黨的爭鬥,影響我們民主政治的發展、人民的幸福,但在這爭鬥的過程中,我們有什麼重要的共同資產不能被破壞?我認為以下三件事不能被破壞,你我若有這共識的話,一定要認真的來參與,而不能讓兩黨對以下三件事情有所破壞。第一,維持經濟繼續繁榮和發展。因為這成果不能維持,台灣將一無所有。第二,政治將出現有史以來第一個、全部可以定期改選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府,這是我們必須努力做到的,時間表也非常明確,不管如何鬥爭,我們要確保這時間表如期完成。第三,大陸政策。動員勘亂臨時條款取消了,我們與中國共產黨的敵對關係也取消了,轉移到國統綱領的和平競爭,建立一個新的關係。我們已隔絕了五十年的中國大陸要如何處理?這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但這幾年去大陸的人,多不願留在那。
不能破壞共同資產
對待中國大陸消極的做法是︰希望在中國的政治沒有民主、經濟沒有自由,還不能讓台灣共同參加國際活動,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以前,與中共的接觸要有謹慎、計劃的做法。積極方面,我們要有主體的政策,用台灣所累積的經驗、成就、實力,主動的影響中國大陸,讓彼岸人民早日與我們同享政治的民主、經濟的自由,及擴大彼此的交流。這三點是朝野兩黨不管如何鬥爭,都不容許被破壞的,若要繼續享有繁榮、幸福、民主尊嚴的話,我們必須一起來。(林美玲整理)
高育仁:民主要能持戒苦行
民主之路的未來究竟是什麼?我們走了四十幾年,還要繼續走下去,但那些對民主之路是有利積極的因素,那些又會阻礙民主?積極的因素是幾十年下來累積相當的民主經驗,大眾也慢慢了解民主的珍貴,培養了許多在野、在黨的民主志士,另一項是蓬勃發展中的世界民主潮流,台灣應該順應世界潮流,第三個有利因素是兩岸關係。未來兩岸穩定互動的關係,有助於台灣民主之路的邁進。消極來說則有幾個問題︰第一、國家認同問題,有獨統之爭、修憲、制憲等等爭議。此外,程序方面,對於重大的政治爭議事件,若在國會不能解決的話,最後一條路就是公民投票以決定最後意見。
至於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把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認識清楚,今天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的管轄區域是台澎金馬,與大陸分立,我想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其次要把我們四十年所累積的民主經驗做基礎,建立制度,訂定民主程序。最後我們要順應世界民主大潮流,我覺得未來的憲政改革,建立民主制度與程序,要根據上述所講的三原則來進行。
依原則處理爭議
依據這些政治原則,我希望在明年憲政改革時,可以處理這些重大爭議。例如︰我們應該確認憲法適用範圍,不管定增修條文,或是制定條文,都不可能包括我們法權根本不及的大陸在內。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如果認為總統需要民選,我認為總統由人民選舉,並沒有任何困難,不必因為原有的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中華民國憲法,有所謂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統的權能區分規定,所以必須由這個單位選舉總統,我覺得可以不必考慮這些事情。
第二個問題是行政層級及行政區域的問題。今天在中央政府的體制下,除了台北巿、高雄巿、金馬以外,台灣省涵蓋了絕大部份。,在兩千萬人民,台灣省佔了一千六百萬人,有沒有必要在中央政府底下,設立一個管轄一千六百萬人的省政府?有沒有必要包括過去大陸三十五省在內,所以必須保持台灣省在內的一個層級,使得台灣這個地區有中央、省、縣巿、鄉鎮四個層級的政府,有沒有這個必要?這也值得考慮。
邁向民主之路好像修禪一樣,要修禪得到智慧,必須一方面要持戒,一方面要修定苦行。民主之路不是制度定下來就可以達成,而是要有民主的社會、民主的素養。民主文化,包括訓練大家守法、尊重別人、忍讓妥協不同意見的雅量,使民主成為每一個人生活的一部份,如此要邁向現代化的民主之路就一定可以達成。(林美玲整理)
吳敦義:建立權責對應的制度
要講走上民主之路,首先要建立的是民主的觀念,就是這個社會要有民主的修養。如果這種民主的觀念、民主的修養不能建立起來,要走民主之路,不但是漫長崎嶇,而且懸崖處處,同時整個社會也會付出無法彌補的代價。
第二,要走民主之路,得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
建立權責對應的制度
坦白講,我們憲法規定的制度是不夠完善的,它首先暴露出權責不夠分明的情況,所以很多人在爭論我們現在究竟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
我們可以發現,從民國以來,所有總統府和行政院的關係,當府強的時候,院就一定要弱;如果院強的時候,那府一定要弱。假如府院都強,那就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可是如果府院都弱,我們整個國家就中樞無主。
現在郝院長很能幹,李總統也有心為國家做事,他們兩位都小小翼翼、謹慎地互相尊重,維持一個很好的局面。好在大體上府院運作的程序非常順利地在做,使得國內很多施政能推動。
但是靠人互相節制不是辦法,我們將來修憲還是要把總統府、行政院的職責釐清,還是要制度化,而不是靠人的節制、人的尊重來維持一個勉強的均衡。
我們制度上另外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國會和政府的設計,不是一個權責一致的政治體制。現在議會的設計,基本上是要來監督政府,但往往議會角色發揮到一個強烈的功能之後,不是只有監督,它還會干預,同時會打擊、傷害到政府。那政府本身,尤其是行政院,是沒有民意基礎的,所以行政院要應對立法院是非常為難的。
所以我始終非常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權責相對應的制度。這個制度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議會、黨、政府合在一起。黨的多數候選人,得到民眾的認同,在國會面過半數,它組成政府。那麼這個黨的決策,是由這些有選票基礎的黨籍國會議員,來形成黨的領導核心,使黨、政、議會,三者合而為一,共負一個責任。
當一個重要法案,對民眾造成不好的傷害,像經濟蕭條、社會不安,整個國家陷入混亂時,這個黨、政府和議會要共同負責。下一次選舉,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政黨起來輪政。他做不好了,原有的黨在幾年後捲土重來。這樣一個民主政治的推動,才是權責合一的制度。
選舉要「動員」
講到觀念,也講到了制度,接下來就是人的問題。一個民主政治會好或壞,跟人有關係。
選舉要選那些人比較合適?很流行的兩個字可以做註解︰就是選舉要「動員」。
「動員」兩個字我把它拆開。「動」的左手邊是一個「重」。重者,德高望重,形象是也。
「動」的右手邊是努力的「力」,這就表示服務很努力,累積一定的服務經驗。
第三個字就是「員」的上面,是口,所以口才在選舉中也很重要。
第四個,「口」字底下是「貝」字,貝者,鈔票也。現在很多人選舉,鈔票變成決勝敗的因素。都沒有鈔票也不行,總要印刷品、宣傳車,總得有些必要的花費。
所以,一個好的民主政治,這四個字是依序而下的,就是「重」、「力」、「口」之後才「貝」。不幸的是現在我們的民主政治是先「貝」而後「口」,然後才是「力」,「重」就變成微不足道的因素。
所以台灣民主政治要進步,要對形象、對服務特別重視。(郭大微整理)
朱高正:現代化,必須先經一場啟蒙運動
今天台灣的最大危機,就是在整個文化認同上出了問題。我們可以說是一個缺乏文化主體意識的時代,也就是說在文化的認同上,我們搞不清楚到底向那一種文化認同。是認同我們傳統的中華文化呢?還是認同於西洋的近代文化呢?
重建文化主體意識,是要讓每個人深深了解到,我們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份,而中國文化是我們所獨有、所本有、所共有的文化。此外,也要能夠調整現實需要,採擷西方先進國家的範例。如何替我們國家找出一條出路,是當代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責任。
民主源起現代化
最近很多人重新在問︰中國人適合實施民主政治嗎?
這個問題可從歷史的角度來探討。為什麼民主會誕生在西方?這跟「現代化」這個觀念結合在一起。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開始出現工業化,這工業革命帶來了所謂的現代化。
現代化是全面的。它在經濟領域面,開始強調要尊重、保障私有財產、注重強調價格機制,它要大幅提高整個生產力,要提高工作效率。在政治層面上,當然就是要強調民主。在社會生活層面,對規範、對人際關係、人格的形成都強調多元化。
所以事實上,民主在整個西方的歷史上,是跟整個工業化––也就是現代化––密不可分的。
民主政治不管怎麼講,大概世界各國可以同意的是︰它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制度選擇,也是一種主觀的價值決定。
什麼叫客觀的制度選擇呢?基本上,民主政治是由下面七個制度組合而成︰
第一是尊重人性尊嚴和保障基本人權。
第二是尊重國民主權思想。也就是統治者的權力來自於被治者的授予。
第三是權力的分立和制衡。也就是說國家的權力,為了避免它腐化,不應集中在一個機關的手。基本上要分成制定法律的立法權、執行法律的行政權,和裁判法律的司法權。
第四是要確立國會至上的原則。也就是行政機關所有在執行的法律政策,統統要向國會負責。
第五要建立依法行政的原理。
第六是司法審判獨立的原則。
第七是採用多黨的、公平競爭的政黨政治。
這幾個大概可以說是世界各民主國家公認的、基本的、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
就主觀的價值決定而言,每一個人在民主國家面,應該自重、也要尊重別人、寬容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今天常看到有些人,打著什麼旗號,就把他的主張神聖化,這是非常可怕的法西斯傾向。我們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面,大家都有相等機會,來向我們國家的主人做訴求。
建立公開討論的情境
在這種情形下,媒體的開放、媒體的公平報導、評論,就顯得格外重要。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民眾知的權利,只有在他充分了解的情形下,讓他來做抉擇,他才不會後悔。這樣也才能符合大家共同的意願和利益。
事實上,歐洲進入現代化社會,是要經過一個啟蒙運動的階段。啟蒙運動就是鼓勵每一個人公開去運用理性,到任何可以公開評論的事物上面。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勇氣把自己的想法、看法、感受講出來。你的看法不一定是對的,但是當你把看法公開地講出來,以便別人也有機會對你的看法、感受,予以公開的評論。那你才又有機會針對別人針對你的看法、感受的評論,再做公開評論。這樣就形成一種公開討論的情境,就建立了一個開放的社會。
我們中國的確也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啟蒙運動,開拓大家的視野。那我們國家的民主前途,還是指日可待的。(郭大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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