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現代化之路」 — 後冷戰時代的中國經濟藍圖

作為一個旅美大陸學人，讀到王作榮先生「走上現代化之路」一書，在心中引起的共鳴和感慨實不能自已。
王作榮先生繼承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份子追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理想，將在中國幾代知識份子心中激起強烈的反響。于宗先先生讚譽王先生之大作為台灣經濟的「論語」，我以為王先生的構想亦可作為中華民族，包括大陸、台灣、香港，規劃後冷戰時代「混合經濟」藍圖的出發點。

具體規劃、締建共識

中國近代歷史上曾幾次出現力圖改革圖強的政府或執政者，早如清末的光緒皇帝、晚年的慈禧太后，近如大陸的鄧小平、趙紫陽。但當時領導中國的知識份子，卻如王作榮先生所說，除了一些抽象的觀念與口號，如全盤西化、引進民主與科學、推行工業化等之外，提不出整套的現代化觀念，拿不出整套的具體辦法，美妙的理想往往在嚴酷的現實下碰得粉碎。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歷史機會。
無論是專制社會的文化，還是官學合一的傳統，都使社會現代化核心的經濟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和生長，遠比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更為困難。
就此而言，王先生的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不僅對台灣的發展，而且對大陸的改革，皆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我在欽佩先生多數主張之餘，僅對先生討論不足，或在台灣學者中有爭議的幾個問題，發表一點讀後感思。
王先生理想中的現代化國家，經濟要富強、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具體言之，他主張在民營巿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開明公正的政府，實行有力的工業化政策和公平的福利制度，實質上要兼具資本主義競爭的效率、社會主義分配的公平和列強爭霸格局下強國的地位的三重目標。這可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在後冷戰時代，締建一個「混合經濟」的現代強國的理論構想。
如只考慮效率和公平，則台灣的實驗大有餘地。如要實施革命型的發展重工業的策略，達到強國（實質是強兵）的目標，則離開一定的經濟規模和國際環境是難以實施的，這是我感到王先生的某些主張，在大陸比在台灣更易得到實踐機會的理由。

自由貿易和自主地位

台灣經濟的起飛基於發展出口導向的經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台灣在國際政經舞台上討價還價地位的軟弱，也是出口比例遠大於日本的結果。
台灣不僅如日本那樣，原料、能源依靠進口，巿場、技術也依賴發達國家，再進一步提出「出口第一」、「國際化、自由化」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方向，弄不好恐怕無助於台灣工業的升級，反而強化台灣經濟固有的依附美、日的困境。
出口第一，勢必鼓勵企業的短期逐利行為。到勞工便宜的海外巿場設廠遠比發展研究來得容易，其結果很可能是人才和資本的流失，台灣經濟和科技的「空心化」。
「國際化、自由化」的口號，如限於運作法規向發達國家看齊，及巿場多元化分散風險的策略是有益的。但如作為立國之本卻有高估台灣國際實力之危險。
請看日本的動向︰其經濟、技術實力遠強於台灣，卻不用「國際化、自由化」的口號來招惹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經濟擴張的警惕，又一再擋住美國要求日本開放農產品巿場的要求。其背後包含日本在二次大戰前後對資源依賴的危機感和對美國動用強權政治的戒心。在這點上，王作榮先生和多數親美的台灣知識份子，對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世界體系」的依賴過於信任，而對列強交易時犧牲弱者權益的慣例缺乏全球戰略的應變準備。
例如王先生主張拋掉「有米就是糧」的觀念，在企業化經營的角度有經濟上的比較利益，從安全的角度看卻有極大的風險。
除非海峽兩岸和平統一，或至少簽訂和平合作協議，否則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始終處在大陸動盪餘波的陰影之中。所以，台灣言富強而無長遠的大陸政策，只能有短期經濟行為，難以有長程的戰略發展。

國防工業能否優先？

我十分理解王先生主張學日本、蘇聯首先發展國防工業為主導的重工業，用高科技的發展帶動經濟發展，以達到富強（實質是強先於富）的目標。從歷史上看，二次大戰失敗以前的日本和蘇聯、大陸、印度，走的都是這條普魯士德國首創的強兵路線，但歷史表明這是只有大國才能玩，而且是風險極高的遊戲，非中等國家可以問津，地理政治的約束遠強於經濟政策的變數。
如果單以強國為目標，而不顧改善國計民生，則只有蘇聯、大陸可稱成功，德國、日本均先勝後敗，戰後被迫放棄軍事工業的努力，卻利用軍事工業造就的高科技人才轉為開發高科技民用工業的發展，才有今日「經濟強國、政治中強、軍事弱國」的地位。如德、日將來稍有重整軍備的動作，會立即引起美國、西歐、蘇俄和大陸的戒心，以重組國際陣營的格局來遏止德、日的軍事潛力。故戰後德日的軍事化，非不為也，勢不成也。
以台灣的經濟規模而論，難以發展完整的核能和空間工業體系，卻有發展資訊產業的潛力。例如造船、航空這樣的重工業，台灣難以和日本、大陸競爭，核子技術更受美國的控制。蔣家父子兩代均採蔣碩傑而非王作榮的經濟政策，其深刻的國際背景和歷史原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性強弱和自由意志。

強勢政府和民主政治

王先生一直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和「為王者師」的意願，卻有民主政治和公平社會的理想，這兩者在西方理論家的構想中往往並存，在東方現實社會中卻往往互相矛盾。
所謂民主政治，無非是按多數人意志辦事，卻難以推行先知先覺者的主張。故和平時期，民主政治只是「最不壞」而非「最有力」的政體，順應「民情」只能維持「現狀」。要圖改革，只有經濟危機或戰爭威脅降臨，才會迫使「民意」改變方向。而利益集團的掣肘，亦使危機下強人的改革步履艱難。
客觀而言，王先生的藍圖對開明專制的改革君王最為適用。台灣在「軍政」和「訓政」時代，未像美國開國者那樣精心建立政治的競爭原則，才有今日「憲政」時期立法院之混亂。在台灣今日權威喪失，而法制未全，「統」、「獨」尚無共識的今天，且不說產生一個有力和公正的強勢政府，有一個步穩漸進的政府亦非易事。
傳統的古典經濟學家假設消費者、企業、巿場的中介商和政府都有理性的行為。事實上不僅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會互相衝突，以致打破政治上的已有取向，官僚機構本身也有自利的尋租行為（rent seeking behavior），例如受賄和利用特權等等。這不僅是傳統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也是政治經濟學中新興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制度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政府、政黨、利益集團和大企業一樣追逐權力，不像小企業只顧及利潤。
為什麼王先生的主張在知識份子中卓有聲譽，而在政黨政治中不成焦點？抑制政治腐敗和經濟特權的社會力量在那？這些線索也許可以從王作榮先生個人身世的浮沈中得到一些啟示。

崇高理想與現行可能

筆者崇敬王作榮先生孤軍奮戰，堅持理想的勇氣和道德，但認為政策設計必須以「凡君」而非「明君」為前提，去估量政策的可行性。正如民主政治是以人性本惡，而非以人性本善為前提設計制衡機制一樣。因為「混合經濟」的前提是既無「完善的巿場」，亦無「完美的政府」。
歷史上，法國啟蒙家們「自由、平等、博愛」和馬克思「自由人的聯合」、「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何嘗不崇高。但理想的推行如反覆再三而終不如願，則必須研究最初理想的可行性，進而修改理想本身。
就王作榮先生的藍圖而言，推行有力的工業政策以推動產業升級和改善福利制度，理論上都不難推行，但執行起來終究會受利益集團的掣肘而大打折扣。健全稅收、金融、財政制度，解決土地私有和股票投機造成的超額利潤，都將侵犯地方勢力、利益集團的利益和金錢政治的根基。王先生本人為台灣政治的清明做過不懈的努力，但如能在書中增補對台灣政治運作的分析，更有助於推進理想的接近。

革命推進或漸進戰略？

就我對台灣的觀察，在西方作為制衡的工會、新聞界和知識界，在台灣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於金錢政治，而無歐美那樣的獨立地位。如要推行「革命性」的改革，雖高懸目標，卻可能無從下手、憤世嫉俗。不如以演化的觀念出發設計分階段的目標，使上一步的「可行」為下一步的「可能」創造條件。

國際大師和學界獨立

王作榮先生批評不少留學生照搬西方主流派理論，卻不分析西方經濟學產生和實行的歷史背景，一語道破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邊陲心理」和「依附地位」。蔣碩傑、王作榮兩位學者的主張，都對當時走紅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提出異議，而對台灣經濟的發展卓有貢獻。可惜至今大陸仍缺乏像蔣、王那樣有國際眼光和嚴格學養的人才。
遺憾的是，以色列、拉丁美洲，以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匈牙利，都能從本國經驗出發，建立有世界影響的經濟學派，而台灣在開放黨禁、報禁之後，知識份子的影響力在金錢政治的運作下反有下降之勢。年輕歸國的留美學人緊跟美國的思想潮流，未能繼承蔣、王兩位大師，發展成獨樹一幟強大的台灣經濟學派，以成為多元社會中不可缺少的中堅一元，不能不算是台灣發展經驗中最大的遺憾！
西方知識界的傳統是「為科學而科學」，中國知識界的傳統是「以天下為己任」。前者造成教會和學府的獨立地位，後者鼓勵知識份子為民請命，參預政治的態度。這種中西文化的差異是歷史而非個人的因素造成的。
但在今日科學全球化的時代，台灣的經濟實力已經有可能建立世界一流的學府和研究中心，只是台灣政府和知識界中還未顯示出文化上的遠見和雄心。如果蔣、王兩位先生後繼有人，台灣知識界一、二十年內出一批世界級的大師，則台灣的地位和風範將會有何等的改觀！（作者為美國德州大學普里高津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複雜系統的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