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為了了解台灣地區日據時代的國民所得情形,台大經濟系副教授吳聰敏跳入經濟學的「考古」領域--整理一九一○年到一九五○年的台灣地區國民所得。
「動機來自課堂上的學生發問,」三十九歲卻有一頭灰髮的吳聰敏解釋。民國七十三年起,他在台大開總體經濟學課程,上課用英文課本、也習慣以國外例子解說經濟理論,但是碰到學生詢問早年台灣本土經濟情形時,卻發現材料一片空白。
新的方向
這種情形一再出現,他乾脆自己動手解決問題,從此一腳踏進本土研究的領域。
於是,他出入台大法學院地下室(收藏日據時代資料所在)、台大總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淡江大學台灣史資料室……。從收集當時台灣三級產業的基本資料到分析、重建這段時間的國民所得。這項研究發現,戰前與戰後比較,台灣在農業成長上差別不大,但戰後的工業成長,顯然優於戰前。
「要解釋工業部門的變化,戰後美援和農業支持工業的政策成為重要課題,」根據這項研究的結果,吳聰敏給自己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經濟學界也承認,有了這份戰後台灣地區的國民所得資料後,台灣經濟可以做更完整的戰前戰後比較,近數十年來台灣地區高經濟成長率也能做更客觀的解釋分析。
但是,要從殘缺不全的史料中重建完整的統計資料,運氣和耐心缺一不可。例如,一套日據時代逐年出版、記錄當時農業統計數字的台灣農業基本調查期刊,台大法學院收藏了一部份,剩餘的竟然在淡江大學發現,這完全靠吳聰敏「地毯式搜索」的死功夫。
這種當「偵探」的情形也反映著吳聰敏把求知當成樂趣的浪漫態度。大學時念台大電機系,因為修了經濟學,再加上同學建議,畢業後他改念政大企管研究所;同樣的,企管所畢業後的吳聰敏,徘徊在就業和深造之間,又因赴美攻博士時修的是經濟,才在經濟學界立足。曲折的求學過程也使得吳聰敏既能用冰冷的電腦解決問題,也能用熱情的心檢視社會。
在各種問題現象上,「自然科學可能沒有國界之分,社會科學絕對有國情差別,」在研究戰前國民所得過程中不斷反省自己求學經驗的吳聰敏指出。
雖吃力,但有意義
台灣的學術研究不斷依賴國外經驗來檢驗本土,反而無法真正了解或凸顯台灣經驗的特殊之處。例如,在經濟學中,台灣的高儲蓄率是個特殊情形,幾十年來卻沒有人特別去注意它。學術界的熱門題目往往也正反映國外理論思潮的輪迴。
「經驗告訴我,本土研究很吃力,但有意義,」努力要把台灣經濟放進歷史脈絡的吳聰敏說。(李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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