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豐：政經分離不可能

臨時條款是否解除對兩岸關係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而且解除臨時條款的用意也應扣緊憲政改革，而不應以兩岸關係為主要的考慮。
事實上在目前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台灣還是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每做一個動作都要等待對方「善意的回應」，這是相當缺乏自信的。為什麼要等待中共的反應？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目標，並且就算他們有善意的回應，宣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又怎麼樣？能信他嗎？希特勒當年不是跟俄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來還不是照打？中共打台灣在歷史上頂多是個「背信」的罪名，背信與放棄祖國統一來比，那個重要？

對台灣都有利

所以在政策規劃上，台灣應採更主動與積極的看法與作法，政府也應該更有信心。因為從整個世界大局來講，對台灣都是有利的，全世界都已放棄共產主義，兩德統一的問題也在最近顯露無遺，而且相對來說，台灣的資金對中國大陸來說還是相當重要的，台灣大可不必太急著把自己推往統一之路，卻可以用更積極主動的態度去規劃出一套更完整的政策。
至於目前政府在擬定大陸政策時，提出「政經分離」的想法，是不可行而且一廂情願的。就像一對男女個性不合，卻約定先把個性問題放一邊，先同居一陣子看看，這是不可能的事。理論跟政策常是有差別的，我也做理論分析，在做理論分析時常把眼前無法處理的問題擺進假設中，先把假設固定下來，再在這個假設下去做推論。但是制定政策卻不可如此，因為這個未定的假設往往就是做決策最重要的前提。
當然我們可以有「政經分離」的期望，我卻不認為可以做到。以往中共無論對香港、日本，甚至美國的關係，都是用經濟的手段來達到政治的目的。譬如曾對日本佐藤榮作提出的經濟要求，反做政治的要求，而將日本商社分成支持中共政策的「友好商社」和不支持中共的「非友好商社」，給予不同待遇。當時從事這種「備忘錄貿易」的多是日本國會議員及財團，中共就要求這些國會議員和商社在進行貿易前，先簽署一張譴責佐藤榮作對「華」政策的備忘錄。

國家與私利的矛盾

中共一直是想用經濟手段達成政治目的的，所以怎麼可能做到「政經分離」？但是目前台灣廠商基於本身的生存或發展，一直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大環境的現實。這是目前大陸經貿政策的最大困境。
例如工總二月份做的一個調查中有個問題︰「你是否贊成對大陸經貿政策應採取政經分離的原則？」結果有七七‧七?的人贊成；另外一題︰「中共可能利用通商達成統戰的目的，你是否贊成？」這題就是表示政經沒辦法分離，結果他們多數也同意。這個問題看起來矛盾，很多調查的結果都是，你問商人：「開放直接貿易與直接投資會不會危害到台灣的安全？」他們都說會，而且很高的比例；然後再問他們：「要不要開放直接貿易和投資？」他們百分之六、七十也說要。
這種予盾現象在經濟學上可以解釋。所謂國家安全是一種公共財，公共財有一種特性，就是任何人去消費這個公共財沒有排他性，而其他的財貨都有排他性。當你受到國家保護，其他人也同樣可以受到國家保護。所以公共財使人有「免費享用」（free ride）的觀念，我只享用公共財，但不願付出代價。所以像公園，大家會隨地丟垃圾，但在家裡就不會。
現在大陸政策面臨的問題就是－－國家安全大家都說要，但為了國家安全要違反到我私利的追求時，大家又都不要了。許多人認為，兩岸只要開放，只要政經分離，巿場機能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事實上不可能。經濟學指出，碰到「免費享用」的問題時，巿場機能就會失靈。而在經濟學上有兩種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一是公權力的介入，一是讓使用者付費。

誰比較重要？

大陸經貿的政策目前面臨的兩個困境，一是公利和私利在短期衝突，第二它是典型「免費享用」的問題。所以政府在此時必須介入，但介入的時候，廠商會說，我現在不去就會死在台灣，到底國家安全重要，還是我死在台灣重要？當然廠商為了生存一定要到大陸投資的，而政府要處理這個問題時，除去公權力介入外，還可加上使用者付費的觀念。譬如以後兩岸要開闢航線，因為開闢航線必須增加安檢上的費用，就可以考慮徵收這方面的稅，如港工捐。
而且未來大陸經貿政策應該更「整合」的來做，不能只有開放了再開放，或突破了再突破這種單線思考了，應該有很多配合的措施。例如，到經濟部的主動登記是第一步，以後的資訊整合與流通更重要。政府應掌握例如透過香港到大陸的出口中，香港的正常利潤為何？大陸的正常利潤為何？風險為何？假如政府和廠商都能掌握很正確的資訊評估，對未來應如何進展兩岸貿易是很重要的，畢竟了解得越多，越能做理性的判斷。
而廠商的動作越理性，就越合乎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對政府在政治方向上的思考也越有幫助，那時才是真正的政經分離。我也期望台灣學術界有更多菁英的學者，能真正投入研究大陸或兩岸關係。(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