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財政 — 政府的兩把巨鉗

金融和財政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了，但至今似乎還沒有人能肯定，他們到底帶給了人類福祉，還是動亂。
雖然經濟學家們一再讚歎，銀行體系是人類經濟史上最完美的發明之一，但是，也由於銀行的管理不善，導致一九三○年代最悲慘的經濟大蕭條。
結束這場災難的大功臣，是凱因斯的財政擴張政策，在接下來三十年的大繁榮中，各個國家曾經視它為解決經濟疑難難症的萬靈丹。
但是，財政過度擴張的結果，使得今天工業國家產生了債台高築的財政赤字，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預言，這頭赤字惡獸隨時可能帶來另一場大災難。
然而，任可一個政府想要有效管理現代複雜的經濟活動，金融和財政這兩種工具，缺一不可。
例如央行只要在市場上買進債券，或降低對一般銀行的貸款利率，就能壓低利率。反過來，當央行賣出大批債券時，也意味著流通在市場上的資金減少了，利率可能上漲。同樣的操作，也可能用來對付頭痛的物價波動。
財政政策也有同樣的威力。例如：累進的稅率可以幫助達到社會公平；而降低稅率則可以振奮工作意願刺激成長。
靠著這一鬆一緊，這兩把鉗子提供了現代經濟一道平穩的發展空間，這也是至今他們對現代經濟最有形的貢獻。
但是對那些尚未開發而以追求成長為目標的國家而言，這兩把巨鉗，除了提供經濟穩定的避震空間，還有另外的積極作用。例如：
政府可以左手拿著財政的鉗子，用課稅的方式將民間的資金強迫吸收到經濟建設上；政府也可以右手拿著金融的鉗子，利用不同的利率水準，將有限的資金分配到最需要發展的產業上。
這裡，金融與財政主要在幫助成長，穩定是其次。
這也是王作榮的一貫主張：「對所有未開發國家而言，利率、匯率及貨幣政策，以及政府支出、稅收及財政政策，都應該視國家的需要而定，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國家標榜的經濟穩定。」
當然，如何巧妙地將這兩把巨鉗的力量發揮到極致，還必須靠一套完整的制度與管理，以及使用這兩把鉗子的政策者的眼光及魄力。對於這些，王作榮的構想鉅細靡遺。

五/一　改革財政之路

問：在整個經濟活動中，財政跟金融政策擔任什麼樣的任務？
答：前面我們談經濟政策、工業政策等等，講的大部分都是經濟發展的方向跟方法，但是實際執行起來，便不能沒有執行的工具，這種工具就是金融跟財政政策。我們也談經濟穩定，而達成經濟穩定的工具，仍然是財政與金融對策。
財政跟金融是政府執行經濟政策，控制全國經濟活動的兩把巨鉗。如果這兩把工具不能現代化，經濟絕不可能跟著現代化。這在自由經濟國家固然如此，對於集權國家也是一樣。我們常以為蘇俄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直接的行政管制，其實它常常大量運用這兩把工具指揮操縱。至於在自由經濟國家，這是最重要的工具更沒話說。

法令多如牛毛

無論是減輕經濟衰退、遏止物價上漲，或建立一個福利國家，政府手邊一定要擁有最現代化的兩把工具不可，如果不能有效運用這兩種工具，政府便只能靠直接的行政措施，來控制經濟活動與執行經濟政策，這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問：直接行政管制的壞處是，當它認真執行的時候，會變得毫無彈性，嚴重阻礙需要很大彈性的經濟活動，造成企業的重大損害。如果執行官員上下其中，行政管制又會變成彈性無限大，後果更糟。不管直接行政管制如何嚴密，都無法應付千變萬化的經濟環境，總是漏洞百出，愈補愈破，最後導致法令多如牛毛，使整個經濟癱瘓。
這種直接行政管制過去在大陸上屢見不鮮，而這幾十年來，我們也很喜歡採用這類管制，然而，這些行政管制措施大多失敗，有些管制在短期內或許有效，但是卻變成長期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
問：你認為我們有足夠現代化的財政、金融政策嗎？
答：當然，我們這四十年來，在財政、金融方面是有長足進步，例如在預算的控制方面，這幾十年內，除了國際性不可抗拒因素之外，台灣沒有發生過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常常能維持穩定，這要歸功政府妥當控制預算。
但是，以我們現在的經濟規模及成長速度來看，我們的財政金融還不夠現代化，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的要求，正如我們的農工業一樣，成就雖大，仍不脫離落後本質。平時，我對國內經濟發展和外匯貿易的批評，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
問：在這個藍圖?，我們先談財政。你認為怎樣才算一個好的、現代化的財政政策？

政策牽就預算

答：第一個是能配合及支援政策的預算制度。這裡所謂的預算，是指政府一切收支活動所牽涉的制度以及它背後隱含的政策。這包括預算的程序和方法，預算所涵蓋的範圍，支出的程序與稽核，以及與財政活動及金融活動配合的機構與方式。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使預算包含政策，並透過預算來實現政策，要做到這些，非得徹底了解編製預算的觀念不可。
另外一個要素是一套健全的賦稅制度。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賦稅結構，這又包含課稅項目、課稅對象、稅率高低，以及等級大小；另外一部分是賦稅行政，又叫稅務行政，簡單地說，就是稅務人員能否按照賦稅結構，有效地課稅。而這兩者之中，又以稅務行政最為重要，因為無論賦稅結構多麼完備，如果收不到稅，或是逃漏稅的情形常發生，還是沒有用。
問：我們現在的預算制度是不是能配合政策的需要呢？
答：現在台灣預算制度最大的弊病是，政策遷就預算，而不是預算去配合、支援政策。
事實上，我們現在預算編制的方法很落後。譬如人事費跟業務費的編制，幾乎都是根據上一年的數目稍微加減以後編下來的，這種預算編制方法，基本上是跟政策脫節。
我們為什麼要有預算呢？因為我們要執行公務。公務裡面又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的公務是例行的公務，這部分是年年都有，連續不中斷的；另外一部分是在新政策出現，和改變或刪除舊有政策的情況下產生的。這種情形勢必會影響到機構與人事配備。有些政策一定要由新的機構、新的人員來執行，而原來的機構與人員可能會換掉。如此一來，每年都應該有新的政策、新的機構與人員出現，政府事務才能更有效地推動。

機構疊床架屋

但是在實行時，便出現了問題。我們常常在新政策出現之後，仍然沿用舊的機構與人事來執行，為了省錢嘛！就算設了新機構，也一定不會裁掉原來的舊機構跟人員，結果造成冗員充斥，機構疊床架屋，政府機關不斷膨脹，預算也不停地增加，但行政效率卻越來越差。
問：為什麼我們的預算制度會像你講的這麼落後呢？
答：癥結有兩個：一個是缺乏新知；另一個就是懶惰，懶得去動手重新編預算，就只好照抄舊的。
前面一點是指官員不知道要去做什麼新的事情。對一個決策官員如行政院長或部長而言，他一旦預定明年、後年要做什麼事情、推動什麼新政策，就要交代下去，而底下的人則要根據這些政策去收縮或增加預算。因為底下的官員都是技術官員，必須仰賴決策官員來決定是否裁撤或增加機構的問題。上面的人如果不知道要推動什麼政策，底下的人又如何配合、執行呢？
所以，整個預算制度的好壞以及是否能主動支援政策，還是要看決策官員有沒有魄力、能力跟眼光。
問：賦稅在整個財政政策中何以這麼重要？
答：賦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政府不論要執行經濟政策、維持經濟穩定或推動行政上的改革，前提是要有一個好的賦稅制度。
簡單的說，如果我們沒有一套現代化的賦稅制度，政府怎麼收得到稅？沒有足夠的稅收，又怎麼去改善公務員的待遇，建立一套好的公務員制度呢？沒有一套好的公務員制度，或文官制度，因此而造成行政效率的低落，又如何去應付劇變的經濟環境？
再說，沒有良好的賦稅制度，我們怎樣去支應建設需要的資金及一般的財務支出，又怎樣去辦社會福利、談平均社會財富呢？
在落後社會中，賦稅幾乎就是整個財政政策的代名詞，而在現代工業國家，賦稅則同時兼具了經濟與社會的功能。
就社會功能來看，透過賦稅征收，可以平均財富跟所得的分配。而就經濟功能而言，賦稅政策具有發展經濟與穩定經濟的雙重作用。政府可以對個別產業訂定不同的稅率，以達到分配經濟資源的目的，促成經濟發展，也可以在經濟衰退時減稅、繁榮時加稅，達到反景氣循環、穩定經濟的功能。
這種方式並不是直接的管制，基本上它還是透過市場機能運作，是一個很好的手段。正因為它如此重要，許多落後國家為了躋身開發國家的行列，都會從賦稅改革下手。
問：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們賦稅收入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高於日、韓等國，與美國也相差不遠，專家因此認為我們現在的稅負太重了，必須大幅減稅；另外，國內的固定薪水階級也一直有這樣的抱怨，我們現在的稅負是不是真的太重了？
答：我認為現在我們的賦稅問題不在於稅負太重，而在稅負的分擔不平均。假如將稅的負擔平均分攤，將地下經濟活動也包括在內，我們的稅負應該還是很輕的，甚至還有增加稅收的餘地。

低估國民所得

讓我分兩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第一，按照我們現在的國民所得統計來計算的國民所得，說我們稅負太重，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中間，並沒把我們的地下經濟活動產生的所得包括進去，結果低估了我們的國民所得。
照我的看法，根據我們社會不守法的程度來判斷，地下經濟活動至少占整個經濟活動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除了地下經濟活動外，地下經濟活動的統計也不十分完備，例如房租的計算，自有資本與自雇勞力所得的計算都大幅偏低，如果將這些因素也包括進去，再加上申報的所得中有許多以多報少的情形，合併起來低估國民生產毛額的程度也可能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因此，將地下的與地上的低估一起計算，很可能達到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或者還更多。我知道這幾年編製國民所得統計，已經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了，但在我的印象中還是偏低。
果真如此，那我們恐怕是全世界進步國家中稅負最輕的國家之一了。這個結論或許會被認為有點誇張，但根據我長期的觀察，我有信心這麼講。
第二個讓我們覺得稅重的因素是，國內逃漏稅的情形太多了，結果將逃稅者應該繳納的稅負都加在不逃稅的人身上，而這些逃稅的人當中，又以高所得及非固定所得者占大多數。
這種情形演變成低所得跟固定薪水收入階級納的稅多，而高所得及非固定所得者納的稅少；守法的人納的稅多，不守法的人納的稅少，而我們國家一般固定薪水階級及守法的人又比較多，因此才會覺得稅負特別重。
像我剛才所講的，現在我們對地下經濟活動加上地上經濟活動的低估，大約占了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而這百分之五十所得稅的負全部或大部分都逃掉，轉加在其他人身上了。再就合法的、地上的、未曾低估的經濟活動來說，也有部分在逃漏稅，由其他人負擔。
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估計國民生產毛額，再堵塞掉大部分逃漏稅的行為，按照我們現在的稅收計算，我們的稅負應該是很輕的。
問：照你這麼說，我們現在賦稅的最大問題是收不到稅，而不是在稅率結構的不合理？
答：可以這麼說。其實世界上各個國家的賦稅結構各有好壞，各種稅制也各有利幣。
當然，這幾十年來，世界賦稅的思潮變化很大。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二次大戰後初期之間，世界的賦稅思想，著重在平均社會財富，所以讓所得高的人付比較多的稅，所得低的人付比較少的稅，也就是按照個人的能力課稅。
現在的思潮又有點變化了，因為工作努力的人所得自然較多，如果對這些人課較高的所得稅，無異於打擊他們的工作意願。所以現在改成以課消費稅為主，消費多的人課稅較多，消費少的人課稅較少，也就是所謂加值營業稅。

改革稅務行政

而我們的賦稅制度基本上是跟隨著這個潮流走的，所以在結構的好壞上，應該差不到那裡去。
像台灣的情形，真正嚴重的是稅務行政，也就是稅務人員貪污跟逃漏稅的問題。而為什麼逃漏稅這麼嚴重，主要就是因為稅務人員勾結貪污，幫忙逃漏稅。
我始終認為，一個賦稅制度的好壞，完全在於是否有一個廉潔有效率的稅務行政。一個十全十美的稅制，如果沒有良好的執行，還是發生不了什麼作用。
問：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樣改革國內現在的稅務行政？
答：對於改革稅務行政，我個人一直很佩服以前大陸的海關在這方面所做的改革。
一般來講，海關比一般稅務機關更容易貧污，清朝時的海關貧污的很厲害。後來因為向英國借款，我們把關稅收入抵押給英國人，英國派人來當我們的海關總稅務司，底下的幾位高級職員都是英國人。當時他們採用了很優厚的待遇，也建立了良好的人事制度，結果把當時海關的貪污降低到極少，工作效率則大幅提高，連當時外國的稅務專家都很佩服。
那時一位著名的英國財稅學者Kaldor，就以我國海關為例證，反駁那些批評落後國家海關效率很低的學者，他指出，中國的海關，除了上面幾個官員是英國人外，其餘都是中國人，可是貪污的情形很少，可見這還是一個制度與執行的問題。這個例子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一直極力主張，依照英國人改革我們海關的經驗，來改革我們的稅務。
我從這裡面歸納出一些對稅務改革的建議。
首先，應該把「稅務員」改稱「稅務官」，提升稅務人員的地位，並且設立一個短期稅務學校，招考大學剛畢業的人進來，受兩年訓練；同時，招考高中畢業生，訓練四年，培養專業知識，這樣一來，稅務人員的素質好，又有專業技能，便可以勝任稅務工作，而這個短期的稅務學校，也可以提供稅務人員在職訓練的機會。
其次，在升遷方面，稅務人員的職位等級要多分一點，可以分成三、四十級，以提供寬廣的升遷管道。甚至不必經過考核，每年就可以升一級，有特殊成就的人可以升得更快，如此一來使稅務官的工作更有成就感。
第三，建立全國調遷制度，一方面有利於考核，擺脫人情關說，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一個公平的升遷機會。
第四、給予優厚待遇。稅務官的待遇絕不能省，給少了，他們就會去貪污，如果能多給一點，他們便認真工作，收到的稅反而會比多付出的薪水來得多。
另一方面，也要制定非常嚴厲的懲罰制度。稅務人員在生活不愁，又不敢冒犯嚴法的情況下，自然不會貪污而認真職守。
此外，我認為稅務官應該仿照法官的方式，也由中央派任，並且把稅務官的人事支出列入中央政府預算。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一來稅務官不受地方控制，可以獨立行使職權，同時還可以貫徹全省輪調制度，如果調到偏遠地區，則可以再給他津貼，補償他生活上的不方便。
或許我這種構想，會引起其他人的反對，認為為什麼稅務官可以享受比較優渥的待遇？相當不符合公平原則。但是我的想法是，只要先把稅務官的待遇提高，他們就不太會貪污，稅收便會跟著增加，接著便可以再提高司法官、警察等執法人員的待遇，如此一來，全體公務員的待遇都可以隨著調整，循序漸進的結果，則可以達到廉能政府的理想。
但是，我擔心黑社會召民意代表介入的問題，可能會變成未來台灣推動稅務改革的一個很大阻礙。
問：黑社會和民意代表介入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答：一旦黑社會介入，即使稅務人員想要認真課稅、不貪污也做不到。無論黑社會本身是課稅對象，或受雇於人，他們都會恐嚇那些認真課稅的稅務人員。尤其現在黑社會中有不少以暴力致富者，更難課到他們的稅。
所以除了我剛才所舉的那幾點人事、待遇上的改革外，政府還應該提供稅務人員安全的保障，稅務人員受到黑社會威脅，政府應該出面保護。這一點，倒可以考慮讓稅務人員集中在一個社區裡面住，安全方面比較周全。
另外對於民意代表的介入問題，我原來是主張稅務行政一元化，也就是依照司法、警政的制度，無論課中央稅或地方稅，全國稅務人員都由中央統一指揮。也就是說稅務人員的任免、調遷完全由中央調派，待遇由中央統籌發放，與地方不相干，這樣地方的民意代表就沒有辦法來控制稅務人員。
至於中央民意代表的介入，基本上可以透過院會的抗爭解決，應該不是大問題。
台灣只有這麼大，採用類似一條鞭式、中央集權的稅務改革，應該很容易做到。而且這麼一來，還可以把富縣的收入，納入中央，補貼貧縣，使全台灣各地區都能夠均衡發展。
問：是不是政府有了稅收，就可以有比較強的財政政策？
答：當然。財政政策如果沒有有效的稅收制度跟充裕的稅收，就失去了調節經濟穩定及刺激經濟成長的功能。
像台灣在早期的發展階段，每年預算都是赤字，平衡預算成為當務之急。財政政策始終處於被動狀態，整個財政目標變成只是消極地縮小赤字預算，根本沒辦法主動支應經濟發展或維持經濟穩定。當然早期經濟還不發達的時候，財政收支會比較吃緊，但還是可以用發行公債來籌募建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
至於在經濟開發、國民所得提高後，稅收自然增加，財源就比較不成問題。但是這時候必須要有健全的稅務行政，稅收的增減才可以成為穩定經濟的有力工具。
問：談到發行公債，一個國家應不應該發行公債，發行多少公債，有沒有一定的標準？
答：一個國家的公債應該占國民生產總額的多少比例，一般教科書上有一定的標準。
通常一個政府如果有財政赤字，一定要借債來彌補。而這種債通常可分為幾種，一種是消費性的公債，這種公債基本上對整個社會是一種負擔，應該要減少。但是有時候碰到經濟衰退，發行這種消費性公債，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目的是要調劑經濟循環造成的損害。
另外一種是資本性的公債，這種公債通常是具有回償性的，例如發行公債建高速公路，將來可以產生兩種效果，一種是提供便利交通，提高經濟成長，進而國民所得提高後，稅收便可以增加；另一種效果是可以收費。所以這種公債，不但不會造成社會負擔，反而可以促進社會繁榮，應該盡量發行。
所以政府發行公債不是件壞事，要看情況而定，像發生了戰爭，不管公債將來能不能償還，總得要有錢來打仗，為了生死存亡，經濟方面的考慮就顯得比較次要了。
問：台灣的情形適合發行公債嗎？
答：台灣現在的情形是，第一，社會資金太多，儲蓄太大，沒辦法消化，沒有出路；第二，政府公債很少，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很低，發行公債的空間很大；第三，整個公共投資十分落後，不能配合目前需要，如果現在不建設，落後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情形之下，發行公債絕對可行。例如，財政部可以主動向內閣提出建議，要求內閣提出一套比較完整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預期在五年、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分段實施。
資金方面，如果是收益性的，則由財政部發行公債支應，以後則用收益還本付息。如果是非收益性的，也可以部分由公債支應，讓後代使用的人用繳稅方式攤還。
像這樣子，社會大眾有錢，政府需要建設，財政部作一個中介，將兩方連結起來，既解決了錢太多的問題，又解決了公共建設短缺的問題，國家與人民同時受益。
問：但是公債發行太多，會不會變成全國人民一個龐大的負擔，像美國或歐洲國家那樣？
答：我們可以分別從三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錢多為患

第一，這些國家的政府並非傻瓜，都是能力很強的政府，他們為什麼不考慮後果而要大量發行公債呢？主要是基於當時政治情勢所需，不這麼做，過不了關，政府維持不下去。
現在台灣一方面錢多為患，另一方面公共建設投資又嫌太少，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有一個勢均力敵的在野黨，就可以使現在的政府下台。
政府現在雖然不會下台，卻給人缺乏能力與效率的印象，對政府而言，是很大的傷害，因此，無論財政部或整個內閣都有責任要這樣做，而且非這樣做不可，區區一個預算平衡算得了什麼。
第二，即使發行公債如同是吃補藥，將來還債是吃瀉藥，也要這樣做。因為現在不吃補藥，政府若不是挺不下去，就是會備受屈辱。
第三，再說歐美這些國家，他們之所以發生問題，是因為濫發公債，我們只要稍微節制一下，就可以不重蹈覆轍，這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並不難解決。

五/二　中央銀行的迷思

問：關於另一把鉗子?金融，對一個現代國家的經濟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答：由於現代經濟是一個貨幣經濟，金融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直接影響經濟資源使用的數量跟方向。這麼一來，凡是短期的經濟繁榮與蕭條的循環波動、長期的經濟成長、或是為應付緊急狀況而需要動員及分配經濟資源，都全部在金融控制範圍之內。
事實上，在落後國家，金融機構常常是整個經濟發展的領導者。即使在許多進步國家如日本、德國，金融機構也充分發揮了作用，是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問：一個好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那些組織？
答：整個金融體系，除了最上面有一個中央銀行是居於領導決策，影響全國金融活動的總指揮地位外，底下應該還要有兩個部分的金融機構。
一部分是銀行體系，這部分又包括為發展產業、貿易及某些特殊經濟部門而設立的專業銀行，以及做一般存放款業務的商業銀行，與投資、信任、保險等可說是補助性的全新機構。
另一部分則是以包括股票、債券在內的證券交易為中心的長期資本市場，及以期票、匯票、拆放款等為主的短期資金市場。
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這些不同的金融機構，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功能，也負擔不同的職責，必須一起運作才能使整個金融制度順利運轉起來。
問：先談談中央銀行，中央銀行顯然是全國金融活動的領導者，它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答：我們現在看中央銀行的業務，一下要管利率、一下要管匯率、一下又要管國庫調節，看起來雖然很雜，但是，不論經濟情勢多麼複雜，中央銀行只有一個基本任務，那就是調節短期信用，控制全國貨幣供應量讓經濟能夠穩定的成長。
央行就像人體的心臟一樣，負責維持一個人全身血液的暢通。除了這個基本任務以外，其他一概不在央行的職責範圍內。
過去一般人，包括許多官員，一提到央行便以為央行是發鈔票、撥經費，或者是幫政府管錢賺錢的，其實都是些錯誤的觀念。那些想法把央行當成是印刷廠或出納室了。實際上，央行為了維持經濟穩定及促進經濟成長，應該是一個非常中立而且超然的機構。
而在這個基本前提下，中央銀行必須要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除了進出強力貨幣以外，所有不屬於短期信用融通的業務，例如郵政儲金及其他基金，都不應該接手辦理，而且也不能直接吸收儲蓄或從事長期性的放款。央行應該集中全部力量在調節短期信用及控制貨幣供應量上。這也就是一般教科書上所寫的中央銀行的三大原則之一，央行不以營利為目的。
第二，加強金融檢查業務。因為要控制全國短期信用及貨幣流通數量，央行必須有權監督掌握各金融機構的業務，並且可以隨時檢查糾正。

中央銀行的地位

問：中央銀行的地位到底應該保持完全獨立，或者由行政部門監督，才能有效地執行它的任務？
答：對於這個問題，一般並沒有固定看法，但世界思潮的演變倒有一個明顯的趨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一般人對於中央銀行地位的看法，主要是受到當時幾個因素影響。第一，是自由放任的思想盛行，主張政府愈少干涉經濟活動愈好；第二，當時採行完全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對於貨幣及信用供給量，有自動調整的作用，人為的干涉都很少，所以用不著政府插手；第三，當時的民主政府沒有現在健全，多數人害怕政府會濫用權力干擾銀行操作，至於非民主政府那就更不用說了；第四點就是，那時候的經濟現象沒有現在複雜，政府沒有必要對一般經濟活動大量干預。
在這種環境之下，當時一般學者都主張中央銀行應該超然獨立於政府之外，不受政府控制。但問題是，大部分的國家根本沒有中央銀行，而有中央銀行的國家，又大多是民營的。所以這個時候，央行的地位還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接連的經濟衰退與戰爭的壓力，這種情形就逐漸改變了。第一，自由放任主義已經過去，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愈來愈多；第二，金本位制逐漸廢止，代之而起的是，人為的管理通貨制度；第三，大多數進步國家都是健全的民主政府，很少對中央銀行作不合理的干涉；第四，經濟活動愈來愈複雜，非要政府積極干預不可。
在這種轉變之下，對中央銀行獨立性的觀念也就逐漸的改變。由於中央銀行是用人為的方式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及利率，影響整個經濟活動的榮枯盛衰，所以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不擔負起金融決策的任務，代表人民的立法機構也不能不要求政府負起這個責任來。
於是中央銀行的超然獨立地位受到挑戰，央行逐漸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現在的問題已經變成控制程度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控制的問題了。
問：我國的中央銀行是獨立的，還是受行政院、財政部控制？
答：中央銀行最早在大陸時期，是隸屬總統府，在行政系統以外，表面上完全獨立。實質上，差不多都由財政部長兼任總裁，所以完全沒有獨立性，當時的中央銀行只不過是財政部的一個出納室而已，談不上獨立。

央行的獨立性

遷台以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央行在名實兩方面都獨立，但是那時候的金融問題並不太複雜，對於中央銀行的需要也不大，所以即使獨立，也看不出獨立的作用。
在俞國華先生出任央行總裁這一段時間，前一段時期央行隸屬總統府，固然是名正言順的獨立；後一段時期改隸行政院，仍然是絕對獨立，沒有人能夠過問央行決策跟業務。不僅如此，代表內閣主管金融政策的財政部長，還要向央行總裁移樽就教，所以這時候的央行不僅獨立，而且是超獨立。
央行雖然在七十年改隸行政院，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超然地位，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跟立法部門的干擾。
然而，現在央行事事都要向行政院請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像這樣過與不及，都不是正常現象，而且因人而異，沒有一定的制度跟軌道，十分不妥。
問：央行應該怎麼樣運作才算正常？
答：正常的做法是，有關一般的日常業務，央行不必向任何人請示，由其單獨決定。至於金融政策，包括利率、匯率、貨幣供應量的問題，則應該跟財政部會商決定。
由於財政部在這一方面是代表內閣向立法院負責，所以應該有很大的發言權。央行如果想要了解閣揆的意見，有兩個途徑可走，一是與財政部聯合或透過財政部向行政院請示；另外一個是私下請示閣揆的意見。至於透過公文公開單獨向行政院請示，央行既不適合這麼做，行政院也不應該批答。
在其他國家，央行是接受財政部的監督，而不是行政院。這一點我們目前當然辦不到，但終有一天會走上這一條正路。
另外我們在談論央行的角色時，還要記住，中央銀行不是內閣構成分子，總裁也不應該由政務委員兼任。

五/三　銀行業的革命

問：一般銀行在現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答：銀行最大的本錢是手中控制著錢，也就是企業經營所需要的資金，所以我們常說銀行能夠控制整個資金的方向跟數量。銀行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早年的德國、日本和蘇俄的經驗中，都可以得印證。
例如德國，在它經濟發展的初期，銀行的功勞特別大，德國的產業發展，從整體企畫、實務推動到企業組織的建立，銀行都扮演著比較政府更重要的角色。
至於蘇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銀行肩負起監督企業的責任，政府許多工業政策也必須透過銀行推動。
而日本的經濟是由銀行業堆砌起來的，更是眾所皆知。因此，對德、蘇、日這三個國家而言，如果沒有當年銀行的貢獻，就沒有今日的強大。
但是這種情形在台灣還不曾見過，在民國四十到五十年代初期，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是來自政府，五十年代到現在則大部分仰賴民間自行努力，政府退到幕後，至於銀行，則幾乎不曾有過貢獻，反而常常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
問：我們銀行業的問題到底出在那裡呢？
答：癥結在我們缺少真正的銀行家，也就是人才問題。
我所謂真正的銀行家，是指有思想、有見識、又肯開拓新局面的銀行家。他們除了銀行本身的知識外，還要具備充分的現代國際經濟知識，能夠完全了解國內經濟趨勢，有眼光、有魄力、有冒險精神及開拓能力，同時還必須具備社會責任感及個人成就感。
問：台灣為什麼缺少像你描述的那種真正的銀行家？
答：依我看，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制度問題。在民國四十年代前後，由於政局剛剛安定而經濟及金融情形還很不穩定，所以那時候政府對銀行業務的限制非常嚴格。情勢逐漸正常以後，照說應該取消這些限制，但是由於事實已成，政府也不想更改，所以很多陳舊的限制一直沿用迄今。
不僅如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常常為了防止愈來愈多的銀行弊案，和有權勢的人對公營銀行施壓貸款，於是便用法律或命令方式，頒布許多通則條規，對銀行多重限制。長久以來在這兩種因素交互作用下，便將銀行大部分的業務活動綑死了，結果所有銀行業務都失去彈性。
我常開玩笑說，台灣只有兩個銀行，一個是中央銀行，一個是財政部，財政部是各公營銀行的總管理處，各公營銀行只不過是財政部銀行總管理處的分支機構而已，僅能聽命行事，幾乎動彈不得。所以銀行業人員縱使有齊天大聖的本領，也不敢放手去做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怎麼產生出銀行家？
第二個原因是公營與獨占的問題。台灣的銀行業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是，除了極少數民營銀行外，其餘所有重要的銀行都是公營。而且由於限制銀行的設立，現存銀行就變成了聯合獨占，不怕沒有生意，也不怕虧損倒閉。
一個銀行在有管制而沒有競爭的環境下，做到了既不怕、又不會虧損倒閉的境界，就一定會演變成為當舖。
一般的當舖有幾個特色，第一，當舖發經濟不景氣財，經濟愈不景氣，生意愈興隆，利潤愈多；第二，當舖只問賺錢，不問整體經濟利益，所以利率愈高愈好，用不著有社會責任感；第三，當舖不怕沒有人上門，用不著什麼眼光、魄力、知識，更用不著領導、開創、推動之類的才能；第四，當舖認物不認人，有東西可當，才有錢可借，絕對安全，用不著什麼冒險精神。
因為有這幾項特色，所以其他各行各業都有專家，就是當舖沒有專家。所以將我們的銀行跟一般的當舖對照，便知道這兩者實際上係出一門，只是名稱不同而已。當舖既然沒有「家」，我們的銀行當然也沒有「家」。
最後一個理由是，我們缺少對銀行家的訓練。
問：銀行家應該接受什麼樣的訓練與培養？
答：銀行家的訓練一般可以分成廣義與狹義兩種。
廣義的訓練是指有一種環境，讓一個銀行家能夠充分的發揮、試驗及精練他的才能，然後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淘汰不能勝任的，提拔能夠勝任的。狹義的訓練，則是指對銀行專業知識的灌輸、專業技術的學習、和專業關係的建立。
像這樣，前面一個是訓練一個銀行家必須有器識的格局；後面則是訓練銀行家必須有的知能，而這些都要長期的從銀行或與銀行有關的企業的實務經驗中才能得到。
但是國內很少有政府領導人從長期的觀點著手，有計畫的挑選可造之才去訓練成銀行家，我們的銀行高級人員經常是採用一些毫無業務經驗的行政官員，而銀行裡又沒有一套訓練與提升的制度，培育中下級人員成為合格的銀行家。
但是我們之所以缺少對銀行家的訓練與培育，關鍵還在於前面講的兩點，即是制度與公營及獨占問題，只要這兩點不改變，我們就不需要真正的銀行家，他不能容納真正的銀行家，當然也辦不出理想的銀行。
問：除了培養銀行家外，銀行的體系和制度是否需要特別的設計？
答：在我的構想中，短期信用融通及長期信用融通的銀行，在體制跟業務上應該要劃分開。
一個國家的短期信用交易，例如短期的存、放款，票據交換等，應該屬於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至於提供長期資金，就必須由專業銀行全權負責。

開發銀行的功能

民國四十年初期我還沒進入政府工作時，曾經替交通銀行草擬過一個有關開發銀行的藍圖，當時我的想法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能有開發銀行來擔任工業創新者的角色，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將大有幫助。
由於在落後國家創新工業風險大，需要資本額高，民間投資者一定會因此裹足不前，但是如果仰賴政府來辦，又未必保險。
因為一來，官僚沒有企業家本事；二來，行政效率遲緩；三來，難保不官商勾結，因此政府也不能承擔工業開發的責任，所以如果能有類似開發銀行的專業銀行出現，將會是最適當的安排。
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如果能像我構想中的這樣設計，短期信用有商業銀行負責調節，長期信用由專業銀行提供，再由最專業的中央銀行在上面控制，適度調節短期信用，控制貨幣供應量，而不過度干涉金融，那麼金融自然能夠穩定運轉，經濟也能夠藉助金融的力量大步發展。
問：開發銀行和傳統銀行有什麼不同？
答：開發銀行和傳統銀行的經營觀念完全不一樣，它主要有兩個任務：
第一是自行發掘投資機會，並進行可行性的研究，它有責任規畫出全國的工業發展藍圖，並協助資金不足的民間投資人。
由於創新事業風險比較高，必須給民間高度的安全感，工業才能順利發展，所以不論開發銀行協助民間投資人的方式是以平行投資、不分紅參股或有息或無息貸款融通，都必須替民間承擔風險，這包括新公司從發起、設計、資金籌措，一直到設立、事後監督，開發銀行都應該主動參與，並且嚴密稽核，這樣才不會落人口實，說政府是在拿錢圖利。
第二是，在金融方面執行政府工業政策的任務。政府的一些規畫機構，例如經建會等所規畫的經濟計畫，像交通運輸、電力、工業等企畫方案，如果希望民間參與投資，開發銀行應該配合政策，出面邀集民間投資，幫助募集資金，這是工業發展政策中很重要的工具。
根據這種的任務劃分，當年我就主張台灣應該有兩種為企業發展而設的專業銀行，一種是針對大資本、高技術的開發銀行；另一種是協助小資本、技術層次低的中小企業銀行。
中小企業銀行家和開發銀行家執行的業務不同，開發銀行家所肩負的責任，關係整體經濟發展；至於中小企業銀行則著重個體，協助中小企業經營，從技術改進、原料採購、市場調查到國外行銷，都涵蓋其中。
像這樣有兩種不同層次的工業開發專業銀行，一個國家大、中、小型企業的建立和升級，就不會只是口號而已，金融機構也可以達成幫助經濟發展的責任，而不再成為阻礙發展的負項因素了。
但是，我要補充的一點是，現在國際間不太區分長短期資金的事務，一個民營商業銀行通常可以同時經營短期跟長期的資金業務，但是這也只限於民營銀行，政府的銀行就不適合這麼做。政府除了很特殊的外匯銀行外，根本就不適合也不該經營商業銀行。
問：所以，你贊成銀行開放民營？
答：當然，開一家銀行跟開一家百貨公司或者雜貨店根本沒有兩樣，成立的手續也應該同樣的簡單，我們實在不必要太過重視或渲染這個問題。
我當然了解，銀行業或金融業的性質，實際上跟百貨公司或雜貨店有很大的不同，但這背後其實也只是一個管理制度的問題。
但是我並非一廂情願的認為，開放民營就是一顆萬靈丹，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反而覺得，以現在台灣民間金融業的問題，一旦開放之後，對社會的危險性，甚至遠超過公營機構。
我的立場是，無論金融機構是不是開放設立，也無論這些機構是公營或民營，關鍵都在制度。
問：現在國內民間可以開銀行了，但在政策上，大家對於應該一次全面開放，還是緩步開放，以及該不該設定嚴格的標準，似乎有不同意見，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雖然贊成銀行開放民營，但應該有秩序、有步驟的來，而且要有嚴格的標準。
現在第一步可以做的是，政府經營的商業銀行，除了負有政策性任務的以外，可以用股票上市的方式移轉民營，因為這些銀行都已經很有規模，設立已久，不會亂搞。
其次，就民間開銀行，現在規定對資本額的限制很大，是應該的。如果不限制高一點，以現在台灣黑社會的力量，要籌個幾億資金開銀行，是很容易的，一旦讓他們開銀行，後果就不堪設想。
對於銀行經理人員，我也贊成要有嚴厲的資格限制，例如過去有沒有不良記錄，有沒有經營銀行的經驗，信用、品格好不好等等，因為銀行是要對社會大眾負責任，不能不為社會大眾的資金安全著想。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在銀行開放民營的過程中，要注意銀行的數目是不是已經超過社會的需要了，假定銀行數目已經超過社會需要，就該停止開放，因為銀行數量太多的話會造成混亂。
問：要如何判斷銀行數目太多，超過社會的正常需要呢？
答：如何判斷，要看當時的情況而定，沒有一定的標準。我提醒這一點主要是因為台灣目前的金融環境還不是很進步、很正常，一旦全面開放民營，將會出現混亂的局面。
這就好比解嚴，當初我們都知道解嚴是很好的，可是一下子全面解嚴的結果，出現了很多混亂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金融業也是一樣，一下子全面開放而不節制，一定會出現金融混亂的局面。
所以我主張，先將台灣的金融環境正常化，正常化之後，才全面自由化。等到台灣的金融業風氣像日本、歐美那樣進步之後，才全面開放銀行民營。
問：但是資格限制太嚴格，會不會形成只有少數幾家財團經營銀行，造成壟斷金融業的局面？
答：會不會壟斷，問題在於是不是有競爭。結果只准許一、兩家財團開銀行，當然會壟斷，但如果有十幾家財團一起經營銀行，彼此間自然就會有競爭，互相競爭的結果，利潤自然會降低，服務自然會提高。更何況還有外國銀行跟本國公營銀行的競爭，所以在台灣不會發生這種壟斷的局面。
當然，財團經營銀行可能會對自己的企業融通資金；但只要按一般銀行程序在法律允許的標準內融通，就是合法，政府的立場只能管財團銀行的經營是否合於法律的規定，並不能限制財團銀行的經營範圍。
像國泰、十信、亞信這些弊案都是因為銀行沒有依法經營，政府沒有依法執行才發生的。
問：除了國內銀行開放民營外，對於國外銀行現在申請來台開設銀行，是不是也應該採取嚴格的限制？
答：國際銀行來台開設銀行，應該注意幾個條件：

平等互惠的原則

第一個條件是，開設銀行的數目要平等互惠，例如美國要在這裡開多少銀行，我們也要能在美國開多少銀行，這是平等互惠的原則，這點對歐洲尤其重要，因為歐洲對外來力量排除得非常厲害，老是不准我們去，現在我們准許歐洲銀行來，歐洲他應該准許我們去。
第二個是銀行經營的實務，也要平等互惠。我們銀行在這個國家可以做多少業務，這個國家的銀行來這裡也只能做多少業務，國際上來往應該做到平等互惠的。
第三個要注意的是，對於來設立的外國銀行，也要有嚴格的審查標準。一個在自己國內信譽不好的銀行，來到台灣也絕對不會好好經營。
最後一點是，政府為了國家整體的利益，必要時可以對外國銀行在台灣的業務擴充加以限制。例如我們看日本的金融業，在世界各國擴充得很厲害，為了避免日本銀行控制國內的金融業，必要時我們可以加以限制。
只要做到這幾點，我是贊成完全開放國外銀行進來的，不能給對方太苛刻的限制。
問：除了正常的銀行體系以外，為什麼還會有黑市資金市場？
答：從資金的供需結構來看，台灣的資金市場可以劃分成兩個市場，一個是由銀行體系供應資金，需求者大多數是大企業的市場，也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金融市場；另一個就是由各種不同資金來源供應資金，需求者主要是中小企業加上投機者與詐騙者，一起構成所謂的黑市市場。
構成黑市市場的主要理由是因為我們國內的中小企業絕大部分都很落後，拿不出像樣的財務報告，甚至根本沒有現代的會計記帳，又拿不出可靠的抵押，所以他們通常不夠資格向正常的銀行融通資金；另一方面則是政府雖然三令五申，卻從來沒有合格的金融機構照顧這些企業。
所以在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的落後狀況沒有徹底改進以前，黑市會永遠存在，而且黑市的利率會永遠高於銀行體系的利率，因為黑市包括了更大的風險費跟手續費在內。
其實，這種黑市市場古今中外都有，即使在現代的進步國家也一樣存在。但是台灣的問題比較特殊一點，因為台灣黑市的規模太大，利率也特別高，十分反常。
問：為什麼台灣黑市資金市場會這麼龐大？
答：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現象講求供需律，有需要才有供給。為什麼會有這麼大規模的地下錢莊？依我看，主要是因為民間普遍存在這種需要，而現在正常的資金供給管道，也就是金融體系，卻沒有辦法滿足這些需求，才會形成這麼龐大的黑市。
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這個現象。
第一，金融機構的設立受到限制。前面已經提到過，政府在遷台後，根據大陸時代的經驗，在政經方面設立了許多限制，以求安定，而限制金融機構的設立，特別是民營銀行的設立，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們當時的經濟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人口不過八百萬，國民生產毛額按當年幣值大約一百五十億左右，國際貿易總值僅僅大約三億美元，我們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很少使用貨幣及信用，所以那個時候的問題可能還不大。
現在台灣人口已經增加到兩千萬，國民生產毛額已經達到當年幣值的一千倍以上，我們整個經濟已經轉變為一個高度貨幣化及信用化的現代經濟，我們如果還是堅決的限制銀行設立，數量上絕對不能應付經濟迅速擴大的需要。
第二，金融機構的種類太少。現代的經濟活動複雜而趨向專業化，對於資金的需要各行各業不同，除了一般商業活動外，還有例如消費、住宅、投資、信託、儲蓄、中小企業、以及無數的小額借貸等等，我們的金融業雖然有各種不同的名稱，但實際業務千篇一律都是在經營商業銀行業務，這絕不能適應複雜的經濟活動的需要。
第三，金融機構的效率太低。在其他進步的國家，金融機構常常是經濟社會的領導者，但是在我國，整個金融體系是由公營的金融機關組成，辦事效率非常低，而且業務對象又有選擇，真正需要貸款的中小企業及一般人民的經濟活動，很難得到金融機構有效率的服務。
第四，利率受到限制，無法反應市場需要。國內對金融機構的利率管制非常嚴格，不但利率的高低受到變相的硬性統一規定，而且也不能隨著情勢需要隨時調整，因此利率失去了分配資金的作用，變成了借貸手續的純佣金。
利率既然失去原有的作用，資金分配便不能按照市場需要結構，流到需要資金的人手上，這麼一來對資金有急迫需要的人就只好在另外一個市場，也就是黑市去借貸了。現在利率雖然自由化了，但實際操作還沒有自由化。
最後一個原因是，融通資金的手續非常麻煩。由於絕大部份金融機構都是公營，為了防止舞弊，各種規定既嚴格又繁瑣。但事實上，這些規定反而妨礙正當的需求者，金融機構不肖人員也會把它當作索取紅包的工具。
問：怎麼處理這麼龐大的地下錢莊？
答：沒有捷徑可走，還是要從制度上著手。
政府在尋求解決這個問題時，必須了解一點，在地下金融市場從事借貸的雙方，絕大部分都是正當的資金供給者跟需求者，不能禁止。如果政府嚴格禁止，將會打擊正當的工商業及正當的經濟活動。政府不能讓民間多開金融機構，已經十分不應該，現在又要禁止他們自謀解決豈非逼他們走上絕路。現在銀行已經開放設立，情形也許好一點，但黑市金融還是會存在。

五/四　利率、物價、匯率

問：對於一固國家的利率究竟是太高還是太低，經濟學家常常有不同的意見，我們應該怎麼樣判斷利率太高還是太低？
答：利率不應該只是一個經濟指標而已，從總體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利率應該是落後國家在發展經濟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從這個角度看利率問題，很多迷惑的現象及爭論就可以豁然開朗。
以台灣來說，早期我們在發展經濟的時候，擁有的資源是勞力多資本少，工資低利率高，所以我們選擇多用勞力的初級工業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
但是時勢已變，台灣若繼續走這一條路，佖然會面臨發展瓶頸：第一，許多落後國家發展同樣勞力密集工業的競爭；第二，工資不斷上升，這種初級工業的比較利益已經逐漸消失；第三，我們已經累積大量資本，因此非得發展大量使用資本的高級工業不可。
既然要大量使用資本，利息負擔必然相當沈重，這時候，利率水準的高低，便成為高級工業能否發展的關鍵。
簡單地說，就長期看，資本密集和勞力密集工業應該各有各的利率水準型態，不能用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的利率水準，來發展資本密集的工業。而長期的利率水準不降低，國內高級工業絕對沒有發展的前途，高級工業沒有前途，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也絕對沒有前途。

採取低利率政策

過去我一直堅決主張，要採取低利率政策，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短期而言，利率是否太高或太低，還得配合當時經濟環境來判斷。一般的原則是，在流動資金太多，通貨膨脹壓力很大時，政府金融決策通常會提高利率，以壓制物價上漲的壓力。而在景氣不好、經濟衰退時，則通常會降低利率，以刺激景氣，就這點而言，倒是跟教科書上講的差不多。
問：但是，經濟學家們常常說，我們應該讓市場供需去自由決定一個均衡的利率，政府不應該人為操縱，你認為如何？
答：這只是理論天堂裡的美麗的神話而已。
理論上，我完全同意教科書上的說法，「只有在利率水準處於或接近均衡的時候，才能使資源分配在最合理的生產途徑上」。但是問題在，均衡甚至接近均衡永遠很難以實現。
因為第一，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要有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而完全競爭市場永遠不存在。
第二，即使有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可以決定均衡利率，但是經濟情勢瞬息萬變，舊的均衡還沒接近，新的擾亂早已經開始，除非在一個古老的落後經濟社會，一切都長期呈現靜止狀態，否則就永遠沒辦法達到均衡。所以我認為，所謂的均衡利率只不過是一個理論模型、一個畫餅而已，畫餅不能充飢，沒有實用價值。
第三，我們並不像進步國家，有全國性的資本市場跟貨幣市場，可以決定所謂的標準利率，適用於全國。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是一群市場，各自擁有不同的資金借貸者，也各自有不同的借貸款條件、方式跟利率結構。
所以一般所謂的標準利率，很可能只適用於一部分人。如果是這樣，就整個經濟而言，這個利率也就不是標準利率或均衡利率了。
而且，我們的金融市場一向是由金融業者單方面規定利率跟貸款條件，只要有工商業，就不怕沒人來借錢。
在這種情形下，誰又能知道台灣對資金的供給跟需求是什麼？誰又能畫出一條供給跟需求曲線來？如果連供需都不知道，又怎麼知道什麼時候的利率是適當的均衡利率？
問：這麼說來，我們永遠找不到均衡利率？
答：就算找到了一個均衡利率，還必須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理論跟實際政策間通常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從政策的觀點看，利率只不過是達到政策目標的一個工具而已。既然是工具，就應該可以隨政策目標的要求而加以運用操縱，這時候利率本身是不是均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怎麼樣操縱運用才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政策目標。
我舉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把國內的資源集中在戰時生產跟投資上，使得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非常沈重。
依照理論，像這樣一方面對資金求過於供，另一方面又有通貨膨脹壓力，利率應該大幅上升，但是當時美國配合政府的公債政策，在整個期間都把利率壓得很低，結果聯邦準備局變成了財政部的附庸，而且在戰後還被稱讚說是配合成功。
像這種情形，一切為戰爭，一切為勝利，利率只不過是達到勝利目標的許多工具之一而已。

揮不掉的陰影

問：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物價波動似乎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一個揮不掉的陰影，經濟學家到底有沒有辦法讓物價不波動？
答：經濟學家無法解決的問題很多，物價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在極端落後的農業經濟社會，物價水準可以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沒有重大波動以外，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物價波動其實是很自然的事，甚至對一個經濟體系有幫助。
而且一般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計畫的順利進行，以及格後社會是不是能夠平滑的轉變為現代社會，常常都要靠物價的波動來潤滑與完成。從這個觀點看，我們這樣一個經濟社會的物價波動不只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這是就長期趨勢而言，季節性的波動以及特殊情況下的波動，例如歉收、戰亂等等，就更無法避免了。
所以，我們在穩定物價方面能夠做的事，就是盡量讓物價波動的幅度不要太大，波動的時間不要太長，而不是使物價靜止不動。

對症下藥

問：物價波動有沒有一定的原因？是不是能找到個別的解決方法？
答：物價波動有很多種，有些波動可以有效控制，有些波動則幾乎無法避免。
我們在採取預防或壓制措施的時候，必須要先明瞭原因，對症下藥，才不會為了要穩定物價而使整個經濟蒙受不利影響。
從經濟學原理來看，物價基本上是由供給跟需求共同決定，就如新古期學派講的，供給與需求像一把剪刀，決定了價格但是就長期而言，物價主要還是由供給決定。
當然這些只是一般的原則，就實際的情況來講，我可以列舉幾種常見的型態，雖然未必完全，但有助於我們判斷物價波動的來龍去脈。
第一，生產成本增加。例如進口原料漲價，工資全面上升，國際或國內運輸成本提高，農礦產因為報酬遞減律的作用而邊際成本上升。
第二，生產結構變動。由於經濟發展，使得許多物資與勞務的供求脫節，造成漲價，這包括聯合獨占的漲價在內。通常在經濟愈落後、發展速度愈快的國家，這種漲價會愈普遍而且激烈。只是這種伴隨快速經濟發展的漲價，幾乎無法避免，如果要避免，就常常會減慢經濟發展的進度，得不償失。
第三，季節性的波動。這是大家熟悉的一種漲價，對整個經濟穩定並無大礙。
第四，因為天災人禍所產生的臨時性物價波動。
第五，需求過度增加。最常見的情形是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引起公私消費與投資過度增加，因而引起物價上漲。
第六，人為操縱。我們常常將人為操縱歸納為漲價的原因之一，事實上，人為操縱是漲價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通常是先有漲價的跡象，然後才有人為的操縱。所以嚴格的講，人為操縱不是物價上漲的原因。
問：有沒有普遍適用的方法可以控制這些物價上漲？
答：沒有什麼特效藥，通用的法則倒是有一個，就是政府在平常就做好頂防工作。這些預防工作包括：
第一，必須貨暢其流。換句話說，就是盡量增加市場的供給彈性，如果某種物品或勞務一有上漲的現象，供給可以立刻源源增加。
這在落後國家往往難於做到，但是政府應該盡量讓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愈能自由發揮作用，市場反應就愈快，也就是供給彈性愈大。
第二，合理的經濟計畫。經濟計畫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在防止供求的脫節，計畫如果有相當的正確性，則在人力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可以將物價波動降到最低限度。
第三，注意貨幣供應量的調節。按照一般的說法，把政府消費加上民間消費跟投資，就構成了對總資源的需求，如果因貨幣供應量的不正常增加，而使需求超過了總資源的供給，那麼便會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
要阻止或壓制這種通貨膨脹，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收縮通貨。但是政府採取不一樣收縮通貨的途徑，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政府收縮一般銀行的信用，則直接受影響的是工商業，也就是投資一項，這樣會減緩經濟發展的進度；如果政府加強稅收以收緊通貨，結果將會減少民間消費；如果政府緊縮經常預算以收緊通貨，則只會減少政府消費。
這三種途徑的效果都不一樣，使用時必須看當時的經濟情況而定。
總之，如果要經濟發展跟經濟穩定兼顧，魚與熊掌並得，正確的途徑應該是盡量讓市場力量自由發生作用，合理的策畫經濟的發展方向，控制政府的經常預算，加強稅收，並且鼓勵儲蓄，以限制民間消費。
但是這些全部都做到了，是不是經濟就可以維持穩定呢？倒也不一定，假如我們想要經濟快速發展，就一定會有通貨膨脹的壓力。不過，為了快速發展經濟，付出這一點代價是值得的。
問：讓匯率浮動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好還是壞？
答：匯率浮動或固定，都各有好壞。
固定匯率的好處是，可以穩定對外的經貿關係，但是這要犧牲國內的經濟安定，使得本國貨幣對內及對外價值的一致。
譬如說，新台幣的對外價值太高，也就是匯率高估時，如果採取釘住政策，將會造成國內出口困難、進口增加，進而引發景氣衰退、物價下跌，然後再使得進口下跌、出口回升，最後消除對外價值高估的情形。
換句話說，對外價值高估時，必須付出經濟衰退的代價，低估時，則要付出物價膨脹的代價，也就是固定匯率沒辦法隔絕國內經濟免受國際經濟的干擾。
但是如果採行浮動匯率，則可以免除這項困擾。
譬如，當國際物價大漲的時候，可以透過新台幣升值的方式來隔離，也就是進口價格本來要漲的，但是經過新台幣升值以後，就可以維持穩定，調整到新的均衡。
不過浮動匯率最大的缺點，是會讓新台幣的對外價值不穩定，這對貿易依存度非常高的我國來說，付出的代價跟風險就會相對提高很多。
因此總括來說，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並沒有絕對的利弊得失，主要還是得看政府政策的重點是放在對外安定，還是對內安定。
問：就台灣現在的條件跟經濟環境，匯率固定對我們比較有利，還是匯率浮動對我們比較有利？
答：以台灣現在的經濟能力，外匯存量高達七百億美元，政經環境也相當穩定，各方面可以說都已經具備了很好的條件，要建立一個像其他進步國家一樣的自由外匯市場，讓新台幣匯率確實由自由外匯市場決定，應該不會太困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我認為是對目前我國最有利的外匯政策。
事實上，在世界各個進步國家，匯率一天變動好幾回是很平常的事。只要我們確實讓外匯市場自由開放，由市場機能來決定匯率，對我國是絕對有利。

瞬息萬變的市場

問：過去一、二年內，國內的廠商，專家和學者們，似乎陷入一場猜測新台幣匯率的混戰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價位。到底有沒有標準可以衡量新台幣的適當匯率水準？
答：外匯市場實際上是瞬息萬變的，要準確地猜測一個匯率水準當然很困難，但是有一些原則還是可以適用。
以新台幣匯率來說，由於新台幣長期是以釘住美元匯率為主，所以要分析新台幣的匯率水準是否適當，必須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新台幣跟美元之間的匯率是否適當；另一個是新台幣或美元跟其他主要國際貨幣間的匯率是否適當。
要判斷新台幣跟美元之間的匯率是不是適當，我們絕不能光看所謂的市場力量或市場現象。
台灣過去的外匯市場一直是一個管出不管進的跛腳市場，貿易如此，資金流動更是如此，在這樣一個跛腳市場中，新台幣必然長期呈現升值壓力，但是這是一種假象，不能代表真實情況。以後政府雖然宣布開放外匯匯出，但是基本上，變相的管制以及對進口的管制還是相當嚴格，所以還是沒有脫離跛腳市場。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很好，但那也只表示，我們在現在的匯率之下，有足夠的競爭力，不一定就是新台幣要升值。正如香港、韓國對美國出口都很好，但是不一定韓元、港幣就要升值一樣。台灣現在的商品及外匯市場正大幅自由化，跛腳情形應已大量改善或將逐漸消失。
也許有人說，我們有大量出超，新台幣應該升值，但是出超表示國內資金外流。
一般正常的資金外流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我們有一個成熟的經濟環境，已經到了資金外流的階段；另一種是我們的消化能力太低或者投資環境太差，應該消化而沒有能力消化這些資金，因此資金才會外流。我們顯然是後面一種情形，但是這也不能表示新台幣價位偏低，應該升值。
至於新台幣對其它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匯率，由於我們釘住美元價位，因此有一大部分就要看美元跟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而定，這就不是我們能夠左右的了。
問：我們的外匯存底這兩年來一直高居世界第二或第三位，有些說法認為，以我們經濟的規模而言，這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事實是不是如此呢？
答：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則是錯的。
我們必須了解，像現在這樣，將大量外匯集中在中央銀行，由中央銀行存放在外國銀行，或者是在外國從事其他方式的直接或間接投資，就是一種外匯的利用，就是在對外投資。
並不是一定要由民間購買這些外匯在國外設廠或做生意，才算是對外投資，才算是利用外匯。
外匯不論是由央行集中存放在國外，或是由民間分散在國外投資，都是我們自己利用外匯從事國外投資，並沒有造成什麼浪費或閒置。

善用外匯

這裡的問題在於，由央行集中投資或是由民間分散投資，誰的投資收益比較高，也就是誰能夠作最有效率的運用。
假如我們能夠斷定由民間分散投資，會比央行集中投資還來得有利，則現在由央行集中投資就可能是一種浪費，那麼一般人士的說法是對的。但這就好像公營民營，誰比較適合經營的問題一樣，是一個永遠爭論不完的問題。
如果民間能在國外從事有利的投資，而又不發生資金逃避的情形，當然最好，否則由央行集中投資，也未嘗不可，只是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把它視為浪費或閒置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