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困局 — 靠國防根本吃不飽！

中共亟待搞活的科技大兵團，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共經濟的大負擔。而中國大陸人口太多，勞動力過度充足，也嚴重削弱了目前利用科技提高經濟效率的基本需要。
但在中共開始設法改造經濟後，也要求科技負起新的使命，由國防戰線擴及生產力戰線。新任務的繁重，促使中共開始嘗試一系列的科技改革工作。
在觀念上，中共先是在七○年代末的改革聲中，要求「科技要面對國民經濟」，鄧小平又在八○年代說出「科技是生產力之一」，到最近「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明顯流露經濟問題非用科技手段解決不可的迫切。
在策略上，中共要用橫向競爭這顆粒子的大力投入，撞擊出科研、生產一條鞭體系內的連鎖反應，希望軟化以往強調的垂直指揮關係，同時減少過去科技、工業對國防業務的強烈倚賴，也趁機搭建起引進西方科技的橋樑。
為了推動改變，科技經費的分配由過去的固定分工、平均分配，逐步把競爭因素引進。研究機構直接來自國家的經費少了，因此要憑本事來搶飯吃。「這就是逼你就範，非把你推到（以競爭求生存）那個位置不可，」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所長王啟明剛打完中共下階段發展半導體計畫的「兩億戰爭」，滿身還是煙硝味。為了爭取國家的研究經費，南京大學校長甚至長駐北平。
以往為國防服務的眾多單位，在中共經費緊俏、無法大肆擴軍的限制下，也開始轉向民間經濟尋求活路。幾乎每一個研究所或工廠都成立公司，專事打開面對民間的窗口。原本做雷達的電子廠，現在做彩色電視或冰箱；造轟炸機的大廠棚現在則用為電風扇、鋁門窗的生產線，連西安的噴射機引擎廠也在勞斯萊斯引擎生產且動且停間，開始以紡織機械養生。「這沒辦法，現在靠國防根本吃不飽，」一位航空學界人士指出。
為了求生存，也為了學技術，連原本緊密封閉、以獨立自主為榮的國防體系，現在都將大門局部澩海外打開。西安飛機公司現在為美國波音公司生產七三七客機的尾翼，上海飛機公司為美國麥道公司裝配客機，原來造軍艦、潛艇的造船廠也接下歐美商船的訂單；中共則藉此把較新的製造技術、和電子、機械設備引入。連中共近來發展的戰鬥機現在都開始找美國廠商提供雷達等電子裝備。
雖然改革的呼聲四處可聞，也有動作可見，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局副局長楊安仙卻總結：「現在都還在摸索。」要將處處偶發的動作，整理為完整的制度，還要時間。
但當中共的科技隊伍在這片陌生的水域摸索航道時，航隊本身的人事卻正在世代交替的變動邊緣。
在一九五○年代尾、六○年代初培育出的科技人員，至今仍在第一線負起主要責任，但時鐘的催促已越來越緊，他們將在一九九二到一大九五年步入退休高峰。

科學家是運動家

十年文革固然給了科學家難以磨滅的創痕，更在中共的科技團隊中留下一大塊空白。文革期間教育的中斷，使大陸嚴重缺乏三十至四十五歲的中、壯年科技人才，而中共也明白，人類歷史經驗明白顯示，科技人員一生最有創造力的時期就在這一階段。
當這群今天身居科研、生產第一線的領導層退下舞台後，近十年改革後才培育出的年輕人將何以承接？
如果中共的科技摸索出方向，如果經濟因素成功注入科技體系，中共仍有大發展的潛力。北京科技大學材料系主任陳景榕就樂觀地提醒，今天大陸人多是負擔，明天卻可能是本錢：「如果改革成功，我們這個科技結構會是一大資源。」
但這個大體系中的小個人，三○年前的英氣風發、自信滿懷卻不復在。
大陸科學家過去的成就雖然為中共在全球權力場中掀起大波濤，本身卻有吐不完的滄桑。
第一波衝擊來自政治。從五○年代末開始的連串政治運動，總將矛頭對準知識分子。許多科技人員至今仍抱怨，人生的黃金時代被運動奪走，他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一位北平的科學家看看桌面不好意思地笑說：「我們哪裏是科學家，我們是運動家。」
第二波衝擊則是十年開放以來的經濟重分配。在向錢看的洪流中，他們成為不起眼的小泡泡。在廣州外資旅館提行李的服務生薪水竟是大學教授收入的一倍。知識無法保證收入，這兩年全國報考研究所的人數遽減，有些冷門研究所甚至無人入學。一位一直為航天服務的第一代科學家帶著壓抑說：「我一向不缺錢用，一直到最近……。」
官僚化的中國大陸阻隔了科學家和權力中心的連繫。周恩來時代的密切來往已成過去，以往的言聽計從、為一位科學家建實驗室的特例都不復存在。
「他們已不像早期，那時候他們有個大舞台可以自由發揮，」一位科技工作者旁觀。時代的洪流真是擋不住的。（陳修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