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街頭示威

台灣的保釣運動在民國六十年四月開始，比留美學界大約慢了四、五個月，但整個運動風起雲湧後，「國家」在青年心目中就變成有血有肉的實體，不再抽象了。那種個人與國家一體的感覺，叫人熱血沸騰。
四、五月間，台大學生穿著制服，高唱愛國歌曲，從羅斯福路一路走到美國、日本大使館和平抗議，口號是「日本無理、美國荒謬」，那大概也是台大學生十幾年來第一次的街頭示威活動。
儘管今天有人用不同的眼光來看保釣運動，但做為一個愛國運動來看，它的確深深地影響了台灣成長的一代。一位研究社會哲學的朋友說：「這是台灣中國知識份子的再出發。」因為五十、六十年代，很多知識份子都醉心於西方思想，唱英文歌、看西洋電影，滿口沙特、卡繆、存在主義。「保釣」後民族主義抬頭，大家開始反省民族文化的問題。沒多久，校園民歌起來了，林懷民的雲門舞集也出現了。保釣運動在文化層面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

九一八前夕機場示威

六十一年九月十七日，中日斷交前兩週，日本派特使來華解說。來華時間居然選在「九一八」的前夕，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時我已經大學畢業，快要入伍了，和許多同學一起到松山機場去抗議。機場當天示威的人很多，以學生為主，各校都有，但經歷過抗戰的老教授任卓宣、胡秋原、黃大受也都來了。台大同學蘇永欽（現任政大副教授）、王曉波（現任世新教授）、王杏慶（筆名南方朔）也都在場。
第二天英文中國日報曾登出一張照片，是我拿著一塊大海報，上書「Tanaka,Flirting Does No Good!」（田中與中共勾搭無益！）前面有個憲兵拿卡賓槍維持秩序。他們又何嘗不氣日本人的現實呢？
在國外參加愛國活動心情又不一樣，頗有孤臣孽子之感。記得卡特是在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將和中共建交，在美國則是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十六、十七兩天是週末，不能申請遊行，到了星期一我們終於向波士頓警局拿到第二天的遊行許可。我記得很清楚，十九日那天，氣溫在華氏零下二十幾度，我們每個人都凍得滿臉眼淚和鼻涕，在市政府廣場繞圈子遊行、演說、發傳單，許多華僑老先生、老太太都來了，還有推著嬰兒車來的，場面實在感人。那時我在哈佛大學唸博士寫論文，覺得國家已到了這個地步，還寫什麼論文？所以論文也停下來，一天到晚看報紙，找投書支持我們的人，請他們來參加支持中華民國的活動。
記得當時紐約中國新聞處的陸以正處長，因為投書紐約日報，對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有所批評，馬上就被美國當局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限他七十二小時內離境。

上電視和老美辯論

而那時美國的「中國熱」剛開始，許多團體便透過駐波士頓領事館要到我的電話，邀我到電視、電台和大學去演講為什麼美國不應該背棄盟友，和老美辯論，我也在公共電視上和中國城的左派華人辯論。當時並沒有人要我去做這些事，也沒有人給我錢，那時候我二十八歲，靠太太辛苦做事供我讀博士。有次一大早去電視台辯論，偏偏我那部破車會進水，天氣冷得車子裏的積水都結成冰，我得先用手把冰掏出來，然後才能開動車子到郊外的電視台去，開了二十分鐘，手都還是麻木的，因為快凍僵了。在電視第五台「日安」（Good Day）、第二台「亞洲焦點」（Asian Focus）、第七台「Say Brother」等節目和美國人辯論，現場還要接聽觀眾的電話，答覆問題。後來也跟哈佛、麻省理工的同學印抗議書、出專刊，我太太也請假，陪大家去華府國會做聯繫的工作。這些活動持續了兩、三個月，我才重回研究室繼續寫論文。

知識份子的大傳統

我想當年大家會這樣做，是秉持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大傳統，也就是東林書院的那副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宋儒張橫渠也說過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做一個中國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也許這就是一部分吧！（丁肇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