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局長邵玉銘：要有做主人的風範

問：最近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很多脫序的行為，公權力愈來愈不受尊重，公信力愈降愈低﹖新聞局對這方面可做些什麼事情﹖
答：這就談到是政治哲學上的問題。我想今天我們國家的問題，基本是一個共識的問題，整個社會對我們國家處境認知有差距，對於我們今天如何向前發展，我們民主政治的內涵也有差距，大家對民主政治的認知也有差距。　

國民可自立

譬如我們的傳統文化認為政府應該愛民如子，朝廷是作之君，作之師，老百姓也自然有這個期望。但是現在是民主時代，是國民自己能管的要自己管，政府只能管你自己不能管的事，不要管的事。一個民主社會，老百姓希望能有所自主，他不喜歡你管太多，他有他的隱私權，他不希望一個無孔不入的政府，他認為我的家是我的堡壘。可是我們發現一個問題，有的老百姓，他反而還是覺得政府干涉比較好。比如說新聞局就有一個感觸，常常明明國民可以直接寫信給他不滿意的媒體表示他的不滿，或對某一節目部門不滿，可是他不寫給那個單位，卻寫給新聞局，認為這是你們當官的問題，他不曉得民意也可以直接去反映。所以對政府的依賴心特別重，如此一個國民的自立、自主的能力，就不容易培養出來。
問：像這樣的共識應如何建立﹖新聞局可不可以幫忙建立﹖
答：更大的討論，更深入的研究。與大眾媒體討論。這就是為什麼新聞局要提供一個健康的大眾媒體環境。資訊讓它開放，比如說報紙重新登記、增張；開放中國大陸學術性著作，可以審核進口；以及對三家電視台要他們自律。這一系列作法，我認為新聞局要提供一個健康的大眾媒體環境，讓民意充分醞釀、討論、形成。

尊重專家意見

問：什麼是健康的大眾媒體環境﹖
答：健康就是，不能壟斷資源，開放自由競爭。但是今天我們不能夠把自己當成西方的瑞士或新加坡。因為，沒有一個國家下決心要把瑞士、新加坡統一過去。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安法第二條才主張維持憲政體制、不得主張國土分裂、或是主張共產主義。
問：在開放的新政策之下，新聞局的角色調整上有沒有問題﹖
答：新聞局的因應之道是，第一個我請了三個法律專家，著作權法的權威人士－中興法研所所長楊崇森，政治大學請了一位教授法治斌等。我把所有的出版品分二類，一類是國內的出版品，一類是大陸的出版品，國內出版品我有一個學者專家的顧問委員會，當我想不清楚時，我要問他們的意見該怎麼做。對於大陸的出版品，我成立了幾個小組，請了幾十位專家幫我們審核。
這是用來補我們人員、能力之不足。另外即使有法律顧問專家，學者專家的意見，假如萬一我們處理出了問題，還有很多補救的管道。新聞局宣要有個訴願委員會，對我們的裁決你不服，先訴願。第二步送到行政院的訴願委員會，你還不服，還有行政法院，假若你勝訴，可以告到國家賠償法，大概現在我們只能做到這個地步。
問：新聞局的業務就像你剛才所講的，現在加重很多，因為以前警總管的現在都不管了。但是警總以前管的方式是與你們不一樣嗎﹖
答：他們是事前審，我們是事後審。我們不能跑到印刷廠去捉人家毛本，這不行，得印出來且發售了才行，而且還必須根據出版法來處理，這些都是平常法。

調整速度太快

問：你會不會覺得目前政府調整的速度太快，一般人民無法接受﹖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的話，要如何補救﹖
答：我認為所謂補救在理論上是可以講的。國家的進步，尤其是文化水準的提升，是經年累月點滴而成的，沒有辦法揠苗助長。
什麼是國民應有的觀念﹖這就有幾個問題，第一政府憑什麼決定你應該怎麼樣﹖政府來訂定行為規範，人民就不服。所以行為規範還是需要由下而上，不能由上而下，政府只能讓民意充分反映出來。
問：從總統去年十月宣佈解嚴到現在，決策各單位的人，基本上了解他們要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嗎﹖
答：有些人曉得這是歷史性的階段。我到新聞局來也稍微有點準備。只不過因為三十幾年來戒嚴的狀況之下，很多的事情，一旦把它變成一個平時的狀況，當然是需要一段調適的時間。我是希望社會跟國民給我們一點忍耐。我們也需要調整人員配備、政策的修訂、執行的技術等。整體從政策到心態，到一切都需要調整。所以，在這個轉型期間，做得有不能盡善盡美的地方，請大家能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的進步是循序漸進的。我從來不相信「羅馬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我也不相信有什麼絕招，什麼妙計，什麼魔術。那一個偉大的國家，不是經過一點一滴地大家共同努力造成的﹖不僅我們政府需要努力，我們的國民，在守法的習慣，公德心方面也要努力。譬如說選舉，有買票的候選人，卻也有賣票的選民。你希望有一個不髒亂的社會，除了清潔衛生的政策要好，政府的執行人員要好，還需老百姓不製造髒亂啊！所以我個人認為，今天是個民主的社會，國民要做主人，他也必須要有一些做主人的風範。這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的。（金惟純）（黃治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