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亮車燈修好煞車

今天台灣面臨兩個是我們所特有、也是特別令我們憂心忡忡的問題。
第一是大陸的問題。這是我們面臨了四十年的基本問題。但是這十年來，大陸在變，而我們對大陸的策略卻沒有在變–至少沒有主動的在變。我們對大陸的政策一直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多以意識型態的是非善惡做基礎，而少以現實形勢的利害得失來判斷。這在過去，當中共還閉關自守時，有其成效。
但是，這十幾年來，客觀的情勢改變了很多。首先，中共在國際上採取開放態度，民主國家，尤其美國，也不再從意識型態的角度，而是從戰略地緣的角度來看中共。而最初，我們依然抱著漢賊不兩立的態度，固執「道義」的規範，而不用實際理性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係。這樣，當然吃了不少虧，慢慢也吸取了不少教訓。但是，已經吃的虧是要不回來的了。
現在，中共內部已有明顯的改變。過去，它的經濟體系跟我們完全不同，現在已慢慢變成我們競爭和貿易的對手；過去，他們的社會是封閉的，現在不但慢慢開放，也慢慢自由，對台灣統戰的策略也愈來愈趨實際。
因此，我們面臨一個問題：假若訂下的規範不顧及客觀條件的限制的話，這規範就會變得不足為用。舉「通商」為例，通商屬於「與匪接觸」，是三令五申不准的，但亦只能限於直接的通商，間接的通商，卻無法有任何約束。
今天我們一些紡織、電子等大企業的產品，已相當依賴大陸市場，這種趨勢必然會隨著大陸經濟的成長與自由化而快速增加，而形成台灣的經濟逐漸依賴大陸。大陸市場的問題，亞洲其他地區一樣的面臨，但是他們沒有政治問題，我們卻不然。
規範過嚴，實際上卻因無法執行而形成處處有漏洞可鑽，是今天台灣十分普遍的問題。從取締色情到出入境，從融資貸款到辦學校，莫不皆然。其結果是狡詐之徒可以得逞一時，最後則國家、個人兩受其害，十信案便是明顯的一例。另一方面，平常循規蹈矩者會對規範–慢慢會引伸到對法律和對政府–逐漸失去信心，形成不走門路白不走的心理，其弊不可勝數。究其原因，其一是居上位者執著主觀不變的願望，忽視了客觀變動的環境；其二是規範導致權威，而附著於此權威的個人或機構，決不願有所更移而喪失了權威帶來的利益和特權。此處提到的大陸問題不過一例。
第二個問題是領導人才的問題。我們今天政治上的領導階層，第一線的都已年逾古稀，而在五、六十歲之間的，除了少數幾位，還包括未必當權的，大多事務的能力強於政務的能力。一個領導階層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培養下一代的領導階層。環顧我們的鄰居，從新加坡到日本、到我們競爭的正面對手中國大陸，民主也好、集權也好，或經由制度、或經由個人擢拔，傳衣?、接法統的領導人才都不會有中斷之虞。
在今天這樣一個不是承平盛世的時代，領導人才應具有的特色之一便是能高瞻遠矚，對於國家的基本問題有一貫而又兼顧到客觀情勢的看法。四十年來，大陸問題、省籍問題再歸結到法統問題，三而為一，是我們的基本問題。但其簽案卻是固定了的，不因客觀情勢的轉移而可有修正。因此，識時務者能避則避。我們的官場，有點像政治上的反教育，一方面事務、政務不分的忙得要命，一方面對政治性的問題，卻採取非禮勿問、非禮勿言、甚至非禮勿思的態度。久而久之，是政務人才的都會退化成事務人才，更遑論升格為領導人才了。
政治因素之外，社會上，尤其企業界領導階層，也面臨我國倫理文化特有問題。
上一期的「天下」訪問大前研一，他特別指出家族企業是台灣未來發展的絆腳石。家族觀念是中國倫理文化的特色之一。歐美以個人為本位，日本以團隊為本位，中國人則介乎兩者之間，以家族為本位，所以歷史上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犯罪，禍延九族。今天情形當然不同，但對於由親人，尤其子女繼承分享事業、權力、金錢，還是認為人情之常。
另外一個傳統文化倫理的特色，是對權威和年齡的尊敬，中國古代的文化是人文文化，智識和智慧都要累積而來。所以鬍子白了才能做大師，老人家講話才有份量。家族觀念和年齡權威都不是不好，但在現代化工業化的今天，卻必須要適度的調整。

得天獨「薄」

在正常的競爭情形下，能力和權力是相互對應的，但是家族觀念和權力延續常會破壞這種平衡。克承箕紹的第二代雖說是得天獨厚，從另一方面說卻也往往是得天獨薄。他們沒有像第一代那樣磨練的機會，在成長過程中身旁又常圍繞了一批只會講好話的人，在沒有真正成熟以前，往往就要負起不相稱的責任。他們的負擔真是很重。平心說，現在的第二代要比過去的第二代好得多，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留學。留學不但獲得智識、開闊眼界，更重要的讓你在關係人情派不上用處的天地?，奮鬥掙扎一番。但即是這樣的經歷，在養尊處優奉迎慣了後，也往往會遺忘。
另一個問題是現代社會智識能力上老化加速，和敬老尊權傳統的衝突。現在的社會，尤其在技術層面和管理層面，老化非常之快。純就智識能力而言，往往十幾、二十年一代就會過去，但那時人生不過壯年，在中國的社會上，應該剛剛成熟、剛剛受人尊敬。而一般人總是囿於年輕時養成的方法和觀念。如何不使一個人過去的成就成為他未來對社會、對團體的阻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制衡權漸成具名

對大陸問題，我們應該從感性走向理性。在理論上，過去我們是把反共做為大前提，然後逐步推演出其他結論，今後應以大家有共識的一些實際的價值觀，如安定自主等做前提，推演到反共和不能接受中共方式的統一為結論。
在實際上，我們要把中共當做一個競爭的對手，瞭解分析彼此的實力，制定競爭致勝的策略。過去我們因為惟恐把復興基地反共的純潔度污染了，對大陸問題抱著反資訊、反思考、因而反智識的三反態度。現在再這樣做，只有蒙蔽自己，對老百姓反不反共，卻並無效果。
對於領導人才問題，觀念和人才都不是立蹴可改、立蹴可得的，但可從制度上補救–加強獨立的監察制衡部門和專責的策劃諮詢部門。
台灣最近幾年制衡之權漸成具名，行政上固然方便了，但也失了鏡鑑之效。
舉最近很熱門的核能發電為例，應否發展核能，牽涉到經濟、生態、安全，甚至國際關係，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也可從各個角度來看。發電的公司自然較著重於經濟效益，對於長期的生態污染放在次要，所以先進的核能國家都有獨立的監察組織，從另外的角度來衡量（在美國就是核能法規委員會–ＮＲＣ）。
在台灣，這功能原則上應由原子能委員會負起，但這個委員會在當初組成的時候就故意弄得很弱，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握實權的秘書長拿的是台電的薪水。所以當民間對核能四廠應否興建發生疑問時，沒有一個有權威智識、而又有公信力的獨立機構或專家團可以諮詢、可以出來說話，形成「台電橫行，處士橫議」的局面。最後，格於民情，暫緩興建，這當然是損失不貲的。
要檢討的問題當然很多，但基本上我對我們的社會仍是很樂觀的，天底下最可靠的資源就是人，因為只有人是能應變的。
環顧全球，凡是動亂落後的國家，其人民多是懶惰又好作亂，凡是強韌興盛的國家，其人民一定是進取而又守份。我們的老百姓就是勤奮又守份，這是我們最基本的資產。當然，也有如短視、求近利、缺少團隊精神等缺點。但這些只畏領導者有眼光、能組織，很容易補其短。我們並不需要每個人都能高瞻遠矚，但是勤快和知足卻不是在上者所能代勞的。

尋柳暗花明之路

這幾年來台灣一直是從風浪中渡過，這是我們的一大資產。用一部車子做譬喻，它的車身挺結實；它的機器，重床疊架了些，但也還耐用；它的司機方向盤把得很緊很穩，它?面的乘客，不太向外看，只要車子不顛得太厲害，也就不抱怨，而且，抵抗暈車的能力很強。
但這車子也有兩個小毛病：一是車燈不太亮，一是煞車不太靈（只是吱吱喳喳的亂響）。若在康莊大道上走，這兩個小毛病也就不足為慮。但是到了彎曲陡坡，那就要當心，要先曲突?薪。
所以，我們希望司機先生不但繼續要把緊方向盤外，車燈第一要打亮，方可尋柳暗花明之路，煞車也要修好，方可該停時則停。而且，乘客「尤其必要時要幫忙開車的乘客」也要多看外面，那就不但處變不驚，而且處變能應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