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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為他的信，以及他希望台灣超過日本成為亞洲第一，我們家把書最後留在台灣，決定幫國圖一把，」華人最大西文藏書家族澄定堂第四代Jason Dou談起2年多前，家族做出最後決定的關鍵。
繼2018年底，將43種、49冊西洋手抄本與善本書寄存台灣國家圖書館，2020年，澄定堂又將180件的18世紀法國文學家、思想家手稿、書信，如大仲馬、左拉、莫泊桑、盧梭等寄存國圖。
「他總是默默的，」Jason Dou這樣形容贏得他信任的特藏組助理編輯杜立中。這是他2017年以來的對口。
為台灣留下超過400位當代名人手稿
不只取信澄定堂，過去10年，杜立中跟時間賽跑，替台灣留下400多位作家名人手稿與書信。包括日治時期開始寫作的跨語言世代作家，楊逵、鍾肇政、台灣第一位女作家杜潘芳格、笠詩社發起人陳千武。白先勇、歐陽子、李歐梵、陳若曦、王文興等現代文學月刊要角的手稿也幾乎收齊。詩人余光中、小太陽林良的手稿，過世後也全部捐給了國圖，掃描成檔，公開使用。國圖曾估算，這些手稿的價值超過億元。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覺得很有意思，可以替文化盡一份心力。我覺得我做這件事很光彩，」這位挺著大大的肚子，講話聲音不大，待人總客客氣氣，夏天一件Ｔ恤，冬天總是格子襯衫的退休公務員受訪時說。
「我後來發現，這件事交給他做，真是太好了、太對了，」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講起杜立中時開心地說。
其實國圖許多部門都會接觸到作家，也都在收手稿。10年前，曾淑賢剛到國圖，有一回進到書庫，發現少許作家的珍貴手稿竟然只是用檔案夾收著，這讓她大驚失色。她很有敏感度，知道作家與名人手稿是世界級圖書館的重要館藏，於是將杜立中調到特藏組，與時間賽跑，專責此事。
在打字機、電腦發明之後，年輕一輩作家都是用電腦寫稿，沒有人手寫。杜立中被賦予的任務，就是搶救手寫世代的最後文化資產。他知道「如果我們不積極強化自己的工作，這些手稿就沒有了。」
口頭禪：我給您拜託、磕頭、鞠躬
這10年來，特藏組的同事只要聽到平常嗓門不大的杜立中，扯著嗓門講電話，「我給您拜託、我給您磕頭、我給您鞠躬，」就知道他在跟老作家或作家的親友要手稿。
「我都開玩笑說，我沒有年齡70歲以下的朋友，」杜立中說。
問杜立中幹嘛那麼客氣？他說，因為國圖沒有錢，他都是去要手稿，所以要有赤子之心，要有禮貌，讓對方感受你的熱心與尊重。「有赤子之心才不會一直覺得很難，」他說。
曾淑賢則觀察，杜立中之所以能在10年內做出成績，第一是態度很好，很有耐心；第二是跟文人往來，一定要對作家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做好的採集。不僅是書，許多作家會畫畫，還有文人間的書信，能挖到多少得看採訪者「跑」的功力，而杜立中正好適合。「他就是老派文青，」她形容。
多數作家與作家的後人，最在意手稿進入國圖後怎麼被對待，承諾有沒有被執行。杜立中盡量符合捐贈者的期待，手稿掃瞄建檔完，可以公開查詢時，也一定會通知當事人。12月初余光中的夫人到台北，希望能到書庫看看手稿的儲存環境，聯絡已經退休的杜立中，「師母要來，當然要來招呼，」他說得很自然，退休第三天又跑回來。
10年收了400位，看起來很多，但杜立中說，每一位作家平均都要經過6到7年的長期往來，但往往「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看報紙訃聞找收藏目標
杜立中看報很仔細，連頭版小方塊訃聞都不放過。一旦看見名人過世，他就開始想盡各種辦法，跟家屬聯絡。以郝柏村為例，杜不認識他兒子郝龍斌，只好打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自我介紹。
2014年，長居海外的白先勇回到台大開課講紅樓夢，杜立中知道了消息，立刻問到電話，趁他在台時拜訪，說明來意後，白先勇很爽快地答應。雖然早年的《孽子》、《台北人》手稿都已捐給任教的美國大學，但之後，白先勇所有寫父親白崇禧的文章手稿，幾乎全捐給了國圖。
中研院院士會議時，住香港的李歐梵回來，杜立中則是跑到南港中研院，趁空檔相約，「我還跑外縣市，只要他願意見我，我就去。」
「我們很幸運，都是在他們腦子還清楚的時候，跟他們聯絡，」杜立中講起2016年去世的杜潘芳格。2013年他第一次拜訪杜潘芳格，之後每隔一陣子就打電話問候她。杜是杜潘芳格的夫姓，熟悉之後，她要杜立中叫她「嬸母」。杜潘芳格過世前有一天打電話給他，要他來取手稿。沒多久，她就在睡夢中離世了。
令曾淑賢印象深刻的是，每年國際書展，杜立中都會來跟她要一落名片。原來他都會趁書展作家簽書會，去排隊簽書，乘機跟作家說，「我們館長請您簽名。」讓作家印象深刻，建立關係。每一年，他都幫曾淑賢簽回來二、三十本。
更貼近作者原始思想的手稿與書信
比起書，「書信與手稿都更貼近作者原始思想，」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潘鳳娟解釋，過去書籍出版前都會被過濾與審查，能夠上檯面的變成出版品，不能出版的則以手稿形式存在。
「手稿研究，大部份都會找出超過你想像、奇怪的東西，」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易鵬指出，他是台灣少數做手稿研究的專家。
他研究澄定堂寄存的左拉、莫泊桑手稿發現，左拉寫信，信很整潔，不會有任何修改，文字很優美，字跡很工整，屬於事先策劃、事中執行，事後也不反悔型的作家。反之，莫泊桑字跡潦草，左寫、右寫，空白處也能寫，還會有不同顏色蠟筆畫記。從手稿可以看見不同作家思考、搜集資料的不同模式。
相較於歐美，台灣手稿研究才剛剛起步。曾淑賢希望，透過數位化公開圖檔，加上館藏論文、書籍，可以讓更多研究者方便進行研究。
一路都是基層員工，卻很積極
在國圖工作了30多年，甚至兩次受法國國家圖書館邀請，到巴黎協助中文古籍編目，其實，杜立中學的是法文，而不是圖書館，他最後職級是大學講師等級的助理編輯，一路都是基層員工。
「他最大的特色是年紀不小，卻還是很積極，」曾淑賢觀察。
2013年，杜立中第二次去法國國家圖書館支援3個月。逛跳蚤市場時，曾在漢學中心工作的他，看見許多以中國事件為封面的19世紀法國骨董雜誌、明信片、19世紀歐洲旅遊作家寫東方的手稿，他立刻做了紀錄，寫信回台，徵求購買同意。
國圖開了綠燈後，50多歲的他，為了不讓小販就地起價，於是佯裝一直畢不了業的窮學生在跳蚤市場穿梭。墊了20多萬，幫漢學中心買了許多珍品。「我那時候想，如果館裡不要，我就自己收藏，」他說。
在國圖最後10年，杜立中不論是去跳蚤市場、與作家聯絡，或讓澄定堂將古籍寄存在國圖，都是在做自己覺得有趣、有意義的事，「我看到澄定堂的書目，把我嚇了一跳，都是很重要的書與手稿，這都是該拚了命要做的事。」
成功將澄定堂留在台灣，收了超過400位作家名人手稿，問他還有什麼遺憾？
「許多老台灣文獻得趕快收，」他心心念念。10年來，在探訪老作家的過程中，他看見不少珍貴的日治時期書契、漢學老師手稿、書畫等，正處於不留存，就會佚失的關鍵期。
只是，這需要經費，不是他拜託、鞠躬、磕頭能夠解決。
最後，問他30多年圖書館員生涯何時最愉快？
他想了一下說，「我只要收到一筆資料，我就覺得非常愉快。」
一個平淡的答案，卻令人動容。（責任編輯：王儷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