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歌

作家曾經說：「沒有歌的時代，是寂寞的。」
　我們總是有歌─從艱辛困苦唱到安定富裕。台灣自光復以來的流行歌曲，是一頁篳路藍縷與白手起家編成的五線譜。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　暝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
　
唱不完的殖民淚
　
　日據時代，台灣淪為殖民地，擔任的角色如同一九四二年，一本日本雜誌「日本時代」刊登的文章所說：「未來的日本帝國必須包括以台灣為中心，半徑四千英里以內的一切土地與人民。」
　日本建設台灣是為了自己的需要。發展農業也是為了減少必須向外購買糧食的外匯開銷。台灣同胞被拉去當「軍伕」，陷入一場發自日本「皇軍」野心的戰爭。「雨夜花」當時被日本人改成進行曲節奏，換名為「榮譽的軍伕」。歌，成為統治者拉攏人心的工具。
　日本在民國六年，就嚴令禁唱台灣歌曲。到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台灣「日本皇民化」運動風聲鶴唳，反日情緒也與日高漲。台灣歌開始切切的唱：「月夜愁」、「望春風」、「心酸酸」、「港邊惜別」……，唱不盡日據時代台灣人哀愁、悲愴的無奈心情。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政府遷台。戰亂後百業待興，經濟蕭條，生活非常艱苦。許多人為了三餐餬口，只能在有限的環境中尋找生路，於是賣肉粽、踏三輪車、修鞋補缸、收酒矸破舊……，構成一幅謀生百業圖。
　
肉粽心情
　
　在台北市立女中任教音樂的張邱東松，在深夜伏案作曲時，經常聽到窗外傳來一聲聲「燒肉粽！燒肉粽！」的吆喝，於是寫下『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痛疼，讓阮讀書幾年冬，出業頭路無半項，暫時來賣燒肉粽……，燒肉粽！』表達當時家境清苦的孩子無法升學，深夜在大街小巷喊賣肉粽的辛酸。
　唱紅「燒肉粽」的閩南語歌藝人郭金發，出生於日據時代末期，幼年歷經戰後混亂及政府遷台、土地改革。他回憶小時候在父親的小皮鞋工廠裡，一邊聽師傅敲敲釘釘做鞋，一邊也常聽到「燒肉粽」叫賣的聲音。他神情凝重的說：「有的賣肉粽的連腳踏車都沒有，三更半夜背著一個籃子，裡面裝幾隻肉粽煨一個小爐子保溫，大冷天也這樣出來賣，有時候還遇到下雨……」
　郭金發在夜市看賣歌本的人拉手風琴唱歌，才知道除了收音機常常播放的日本歌調之外，台灣也有自己好聽的歌。最近他重新灌錄「燒肉粽」新唱片，理由很肯定：「早期的台灣歌謠，是一種無形的資產，也是歷史的見證，應當被保留下來。」
　
補破網渡風雨
　
　如果「賣肉粽」反映了當時人們生活艱苦的狀況，「補破網」則一曲道盡政府遷台初期『破甲這大孔，想要補無半項』的困頓環境和『舉鋼針接東西，天河用線做橋板，全精神補破網』的奮鬥意志，以及舉國上下一心盼望『阻風雨，駛孤帆，雨過天青魚滿港，從今免補破網』的興國立家意願。
　民國五十一年「台視」開播，十月十日當天除了轉播雙十節閱兵典禮之外，「群星會」流行歌曲節目也在『群星在，天空閃亮。百花在，地上開放』聲中拉開序曲。
　當時政府前兩期「求安定」、「重發展」的經建計畫大抵圓滿達成。平房樓房戲劇性的四處豎起，家用電器的銷售也急速增加。許多人家的屋頂都裝上了電視天線。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之間，電視機的銷售由三萬一千餘台，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多台，成長了四十倍。
　人們從收音機旁移到電視機前面，由大家擠看一戶人家的電視，到開始自己擁有。台灣經濟從窮苦黯淡漸漸步入發展坦途。人人為了改善生活環境或追求物質享受，工作情緒非常高昂。一時之間創業、兼差、加班、趕工，個個宛如「拼命三郎」！
　疲乏的身軀、操勞的心靈，需要鬆弛和娛樂。「群星會」受到廣泛歡迎，通俗流行歌曲『生命如花籃，需要花裝扮。年華如彩霞，容易褪色樣……』紓解了人們繁忙緊張的心情。
　然而許多知識份子卻受不了這種不可抑止的濫情，躲進了「美軍電台」或余光主持的西洋排行榜歌曲節目中。「學生之音」與「靡靡之音」清楚畫分界限。聽國語歌，成為一件很「菜」的事。六○年代初期，經濟建設蒸蒸日上，外交地位卻節節退敗。青年學生及海外留學生群情激憤的「保釣運動」，並未換得任何實質上的土地主權。到了六十年十月退出「聯合國」，逆流衝擊之下，國內一片「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作家余光中開始寫歌：『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從青海到黃海，風也聽見，沙也聽見……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配上楊弦譜曲、胡德夫歌唱，跨出了「民歌」的第一步。
　
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
　
　六十一年尼克森訪問大陸，中日斷交又接著迎面撲來。六十四年先總統
　蔣公逝世，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越南、高棉相繼淪亡。國際局面也在「石油危機」之後，人人但求自保，台灣的孤獨可想而知。
　六十五年，在一場大學生演唱會上，青年李雙澤從一片吉他、英文歌中，衝上台高喊：「為什麼我們不唱自己的歌？」觸動了年輕人的心聲。校園開始傳唱「如果」、「再別康橋」、「小茉莉」……等歌謠。六十六年，歷經十四年半的「群星會」停播，「台視」的理由是：「為了配合政府推行淨化歌曲的措施，並要以愛國及藝術歌曲為內容的節目取代。」
　「靡靡之音」被逼出電視，唱片公司則看中清新脫俗的「校園歌手」，從此三毛的詞、李泰祥的曲、齊豫的歌聲，就一路灌製唱片，走出校園，進入坊間。
　到了中美斷交時刻，國人的情緒卻已不再是「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浪漫灑脫、或是「雨中即景」：『嘩啦啦啦啦下雨了，膽小的人們都在跑』的輕鬆趣味所能發抒。
　
有士地就有它

　歌越唱越哽咽，許多人不敢想像缺少了美國的「友情」，台灣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孤島」？或許有人帶著「綠卡」遠走他鄉，但是大部分的人卻更強烈的感到國家民族的重要性。
　『梅花、梅花，滿天下，愈冷它愈開花……，它是我的國花。』從台灣唱到海外，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它。
　這時「龍的傳人」也引起共鳴。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在民國六十九年，對成功嶺受訓大專青年演講，即用歌詞『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裡』，表達他心中的時代鬱悶及感嘆。
　七○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已達到高度成長，開始進入繁華的時代。可是社會呈現的精神空洞和文化危機，卻從未如此令人擔憂。
　羅大佑開始唱出他的本土鄉情「鹿港小鎮」：『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漁村，媽祖廟燒香的人們……』
　突然，歌不再只是泛濫的柔情或激昂的壯烈。羅大佑唱出很多人記憶裡的「童年」：『福利社裡什麼都有，就是口袋沒有半毛錢。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到底誰搶到那枝寶劍？』也唱他的悲憫：『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他的叛逆：『剪刀等待之，清湯掛麵乎？尊師重道者，莫過如此也。』以及他的質問：『是個什麼樣的因素，每年要吃掉一條高速公路？』
　羅大佑的歌受到年輕人的喜愛，他們跟著唱：像一連串警語，對我們的社會現象及周遭環境提出了抗議。
　
ＧＮＰ的遺忘
　
　富裕的生活，節節上升的ＧＮＰ，使得「農村曲」：『為著顧三頓，顧三頓不驚田水冷酸酸……』的刻苦精神早被時間遺忘。
　人們的感情也不再相同，從「群星會」開播一直唱到今天，姚蘇蓉對「情歌」的詮釋變了，她說：「那時候生活環境不一樣，人比較追求美，愛情的投入就是一件很美的事。而現在什麼都只是一陣新鮮，愛情也只是短暫的新奇罷了。」
　當年姚蘇蓉唱「今天不回家」，因為詞意大膽，曾轟動一時。如今「不回家」成為常事，「爸爸回家吃晚飯」反倒需要被懇求、鼓勵。台灣離婚率從民國四十年的○•五％升到七十四年的一•二％。
　坐計程車聽到一首歌：『你是個城市英雄……每天早上我都看見你匆匆忙忙走在馬路上，帶著一副冷漠的臉孔和焦躁的心靈。』
　車急速向前，在節奏與旋律之間，穿越這個擁擠、忙亂的城市。
　都市的夜，刷的一聲，暗了。「今晚，我們去唱卡拉ＯＫ！」伴唱機的聲浪圈住了另一個彩色的世界：有人在這裡尋找鬆弛、發洩鬱悶、忘掉拘謹，也有人在這裡交際應酬，但竟也有人因為爭奪「麥克風」唱歌，打架殺人。
　上拉ＯＫ的流行，令人有一點淡淡的悲哀，人們強烈的需要聽見自己的聲音，從麥克風音響放大傳出，陶醉的是暫時，沉浸的是自我，曲終人散以後是孤獨、疲倦。
　作家也說過：「要壓倒噪音，安慰寂寞，唯有歌。」王永慶出錢徵求好歌佳曲，收到了一萬七百餘首。新聞局辦全省「好歌大家唱」歌唱比賽，參加的人數超過一千六百名。ＩＣＲＴ主辦「青春之星」歌唱競賽，各大專院都有學生組隊參加。獅子會辦活動鼓勵會員多唱歌，因為「唱歌的孩子不會學壞」。
　
歌，還沒有唱完……
　
　可是歌唱來唱去，仍然唱不完我們失敗的教育。一頓飯仍然可以喝掉幾瓶ＸＯ洋酒。進口高級轎車愈來愈多，高速公路卻一天比一天擠塞。
　時代轟轟前進、歌切切的唱，唱出來的時代心聲，有傷病、有歡笑、有淚痕，也有肅穆莊嚴。歌，並沒有唱完，在這個轉捩點的時刻，更需要我們發自內心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