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扎根．經濟起飛

美援停止•自力更生
　西方的學者，輕鬆的歸納民國五十四年到六十三年為台灣建設「黃金的十年」。因為這段時間經濟平均年成長率一○％，國民所得由二○三美元擴大四倍到八五二美元，台灣逐漸由農業進入工業社會，經濟開始步上起飛的跑道。
　但翻開歷史的扉頁，認真回顧，這卻也是充滿了國際橫逆、挫折、挑戰，而艱苦奮戰、風雨不斷的十年。
　
不安、疑懼的開始
　
　序幕拉開時，中共正挾著核子試爆的餘威，企圖向外擴張，支援越共發動越戰，打著反美、反蘇二大霸權的旗號，爭取第三世界的領導權，氣焰高漲。
　多年襄助蔣中正總統的陳誠副總統，因肝疾去世，農民夾道哭祭。十五年來平均每年一億多美元的美國經濟援助，也在美方稱台灣是「經援計劃令人驕傲的成就」的讚揚下，而告中止。
　那時大批在台受完整大學教育的學生要踏入社會了，但知識青年最流行的卻是西化，大群人擁去看費里尼的電影，聽披頭四、Bob Dylan的歌。
　張系國和劉大任等「慘綠少年」，常愛聚在中山北路美而廉的樓上吃二十五元一客的西餐，談沙特、卡繆和存在主義。
　台北市也在淘汰三輪車，輔導轉業計程車。私人小汽車全國不到九千輛。最風靡一時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正在上演，街頭巷尾充滿了凌波的「遠山含笑……」。
　社會雖昇平，但決策者卻感到外交、國防、經濟上交相而來的壓力。五十三年，中法斷交後，有些友邦邦交開始動搖。中共正在亞非各地耀武揚威。幾占國內投資總額三四％（民國四十─五十二年間）的美援又告中止，社會上隱隱起了一片疑懼的聲浪。
　蔣總統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長，巡視各地，鼓舞軍方士氣。另一方面也指派嚴家淦、李國鼎等人，積極擬定自力更生的經建計畫，要自行設法籌募經費，發展外銷。
　
李國鼎背上玻璃瓶
　
　五十五歲的李國鼎接任經濟部長時，前任部長楊繼曾曾在國賓飯店的一個房間裡和他詳談三小時，一再叮嚀：「我背上背著一大堆玻璃瓶，深恐一不小心就撞破。現在這袋玻璃瓶就交給你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那年國際糖價大跌，還在靠外銷糖賺外匯的台灣更捉襟見肘。台灣股票受波及，股票狂跌，連帶影響本土不甚健全的股市全面崩潰。四十八家證券商倒了十八家，憤怒的投資人跑到部會首長官邸丟石頭，躺在蔣中正總統座車經過的中山北路請願；甚至有人因為母親買股票賠錢，交不出學費而自殺，社會為之震動。
　李國鼎斷然宣布股市休市一星期，撤換主管官員，剎住股市崩落，卻也接到恐嚇電話：「這次你出國，飛機一定出事。」
　驚擾之下，「大家都沒什麼信心，」那年三十一歲、在台大經濟系教書的孫震說，連經濟成長預測都壓低到七％（前一年是一二•三％）─誰也沒有料到，這樣喪氣的開頭，竟會柳暗花明的展現一個長達十年、黃金般耀眼的好景。
政府部門應變極快：行政院長嚴家淦在立法院報告美援中止後的「開源節流計劃」。
在立法委員指責「喪權辱國」、「賣國二十一條」的責罵聲中，李國鼎簽了向日本低利貸款一億五千萬美元：「這一簽，刺激了美國，他們說，你們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也要借錢給我們。」
央行總裁兼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委的徐柏園，則打出「上山下海，入地騰空」的口號，繼續加強農礦品（水泥、洋菇、蘆筍、香蕉）外銷，賺取外匯。
　在紡織、電子、塑膠加工開始蓬勃，工業產值剛超過農業的氣候下，李國鼎宣布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區」，鼓勵工業品出口，吸引外資，來賺取更多外匯。
　臨近高雄深水良港的加工區，在沿海沙洲填成的六十九公頃新生地上誕生，剛開始是單一的灰色─灰色三層樓水泥廠房、空地舖滿灰沙、種的樹還沒長好。但迅捷的投資手續（六個月內可開工）、免稅等等優惠條件，五年內吸引了一六一個外商投資，美國飛歌電子、香港運通製衣，飛利浦建元電子都來設廠。投資熱絡，全省各地加工區也就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躍動•起飛
　
　五年之間，全國已有三個加工區，外銷金額達二二•八億美元，成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櫥窗，也培育了一批日後自行創業的電子人才。
　優厚的獎勵投資條件之外，台灣另有吸引外商的魅力。
　一天清晨，台北圓山飯山下，背書包的學生成群結隊上學，大人騎摩托車「噗噗」趕上班，看在美國國民製酒及化學公司董事長皮域士眼中，顯得朝氣蓬勃，令人感動。回美後便派了華裔工程師張植鑑來高雄，設台灣聚合品化學公司，生產當時最高級的塑膠原料─聚乙烯。
　原來住在建國北路克難木房子的羅蘭，也覺得「台灣正在起飛，很有希望」，便申請購屋貸款十萬元，在敦化南路買了一棟獨門獨院的平房，「要把它當老家住，因為有恆產才有恆心，」羅蘭說。
　起飛應驗在國內企業上，是量和值的擴充、提昇。
　擁有台塑、南亞兩家塑膠公司的王永慶，又在彰化八卦山下原是農田的二十萬坪土地上，轟動的開工，建起「台灣化學纖維公司」，利用廢棄的木材，製造人造纖維，彌補台灣天然棉的不足。得到經濟部長李國鼎的稱許：「工業比我們進步的日本人不敢做的，他敢做，而且真的成功了。」
　遠東紡織也在板橋擴建第二、第三工廠，並引進高級的紡織機及空調設備，提高布料品質。
　紡織品外銷攀升高峰，在五十四年成為出口最大宗，賺取七千萬美元外匯。
　民間已有餘力儲蓄，保險公司開始設立。四十六歲的吳火獅，在財政部停發牌照前夕，搭上列車尾，創了新光人壽保險。由於設立最遲，北部都會區的市場達飽和，只好退一步走鄉村路線。已是新光、中國人纖兩家大紡織廠負責人的吳火獅，親自造訪中南部大小鄉鎮。
　因為業務不出色，付不起一個月一萬多的電視廣告來打知名度，總經理吳家錄靈機一動，通知全省外務員，在電影院門口，花五毛錢寫尋人條。每晚七、八點，電影院生意最好時，每個觀眾都會看到「新光人壽吳經理外找」。
　在政府與民間攜手打拼下，安然度過美援停止的考驗。五十四年的經濟成長率是一一％，比預估高了四個百分點。
　連電報都能讀出台灣經濟的變化。在北門電信總局半工半讀唸台大法律系的姚嘉文，看到電報由早期常常是「母病速回」之類的惡耗，到了民國五十年代，變成「西瓜一斤三塊五」的生意往來和賀電。姚嘉文還收到民眾的建議：祝賀電報不要半夜送，以免嚇壞人。
　遠在加拿大的徐鍾珮，也親身經歷了成衣（紡織品）外銷的成長。民國五十年代初，她興沖沖地帶件睡衣回家，外交官夫婿朱撫松嫌說：「怎麼買這麼難看的衣服？」徐鍾珮答：「我找得好辛苦，才找到這一件打著ＭＩＴ（台灣製）商標的產品。」沒想到從此以後，就很難找到不是台灣製的產品，反而「惟恐買回來送朋友的是ＭＩＴ」。
　五十五年，大陸文革遍地燒起，紅衛兵提著油漆，沿街修改有「資本主義或封建思想」的街名、招牌，蘊藏著中國傳統和智慧的書籍被大批銷毀，古蹟被破壞，五千年來的文化面臨最殘酷的迫害。
　
文革幻影
　
　可是由於資訊不足，台灣的知識青年卻對這個運動抱著很大的幻想。「文革是人類有史以來改造社會最偉大的嘗試，」台大學生張系國覺得：「老共都放原子彈了，我們在幹什麼？」就在大學新聞發表「孔子之死」，結果大新社社長因此被記過。
　經過切膚的國共鬥爭，蔣中正總統對文革的真正目的十分憂慮。中共在大陸「打倒孔家店」、「破四舊」，他則指示台灣成立「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並設台灣第一個文化單位─文化局，找自美歸國、為文要求「老人交棒」的王洪鈞當第一任局長。
　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重新蒐集、整理傳統經典。十多歲，在台南唸中學的朱高正也受到影響：「文化復興運動讓我看到許多古籍。」
　當時四十三歲的李登輝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取得美國獎學金，在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每個月可以領到美金五百元，他自己留下二百元當生活費，三百元寄回台灣養家。
　已經是台灣最大的台南紡織，推出不縮不縐的太子龍布料，品質較好但銷路不佳。總經理吳修齊一面降低售價，一面在電視上拼命打「太子龍」三個字，第一個月就花掉五、六十萬台幣，成為第一個在電視上做廣告的紡織廠。沒多久，太子龍成為學生服的代名詞，台灣一半以上的學生服是太子龍布料做的。
　五十六年，工業品口出口比例已超過六○％。以農業培植工業的策略，已經看見顯著的成功。
　那年，聯合國徵得蔣總統同意、借調去奈及利亞建電廠的前台電總經理孫運璿，也回到國內，在經合會李國鼎的指導下，和自越南返國的趙耀東、傅次韓等，一起研究籌辦大鋼廠。年底在希臘開工業發展會議的途中，又接到通知，被任命為交通部長。他開始積極在鄉村建道路，在農村架電話機。
　初入閣的孫運璿記得，當年交通、國防部長常開業務聯席會報，蔣經國雖然入閣的資歷較深，但卻堅持要來交通部開會：「實在拗他不過，只有聽他的了。所以每次開聯席會時，他領著肩上幾顆星星的副部長和高級官員，穿過總統府前的廣場，走來交通部。」
　經營台南紡織有成卻仍不滿足的高清愿，開始想多角化經營。正好政府解除了限制設麵粉廠的禁令，出身貧苦、只讀到小學畢業的高清愿心想：「如果能以最新的機器、技術，大規模生產品質好的麵粉，一定大有可為。」於是投下二億七千二百萬資本，在台南縣永康鄉縱貫鐵路旁，蓋起統一公司的廠房，做麵粉、飼料、食用油，後來更垂直整合，以自家生產的麵粉、油，發展統一麵、統一米粉等食品。
　
國中生揹起書包上學去
　
　窮苦人家，受不起良好教育的孩子，能像高清愿這樣出人頭地的，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而台灣工業已經到了必須往上升級的階段，需要提高勞力水準來配合，經濟學者劉大中等人已向蔣總統進言，國民義務教育必須延長。
　另一方面，人民生活逐漸改善，每人國民所得將近二百五十美元，家長重視子女的升學，造成惡補嚴重，連第一家庭也不能倖免。
　蔣經國在研擬九年國教時，有一次就感慨的對教育廳長潘振球說：「惡補太厲害，小勇（蔣孝勇）的功課也太重了。」
　而五十六年六月五日的以埃戰爭，小小的以色列，因為國民教育做得好，愛國心強，又擅用尖端武器，六日之內打敗環伺的大敵，加深了蔣總統提升國民教育的決定。二週後，便在總統府動員月會上，宣布了國家培育高品質國民的百年大計─九年義務教育。
　宣布後一個禮拜，蔣總統把教育部長閻振興、教育廳長潘振球、台北市教育局長劉先雲，找到陽明山後山別墅。
　潘振球追憶，一進客廳，正踱著圈子在沈思的蔣總統，一開口就問：「師資、經費怎麼樣？」潘振球掏出事先預備的清單，報告說需要二十八憶。「二十八億怎麼夠？最重要一定要有預備金，我們軍隊都這樣，」蔣總統當下指示：「再加五億。」
　
賦改會．賦「加」會？
　
　在美國教書的劉大中，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被蔣總統找回來主持賦改會，希望能縮小逃漏，增加稅收。
　當時任賦稅署長的金唯信說，蔣總統給劉大中的第一個任務，是找八億元支援九年國教。劉大中的辦法是高所得多加稅，低所得不加稅，將最高稅率由五四％提到六○％，最低由三％調到六％，但對低收入者有許多減免。結果劉大中「在立法院被罵得狗血噴頭」金唯信說。
　第一次黨政協調會在僑聯賓館舉行，會中批評聲居多，有些委員甚至用上海發音說賦改會其實是賦「加」會。劉大中在答覆時，解釋到聲嘶力竭，講到「大中過去因受國家培植，所以願意為國家有所報效，絕無私心，」更激動得當場聲淚俱下。
　由於總統指示要在一年內完成延長義務教育的準備，又不能耽誤原有業務，省教育廳有關人員，常常在台中教師會館開會到深夜，再帶上百件公文回家處理。「那時真有革命精神，」擔任教育廳主任秘書的謝光祖解釋心情：「人的一生有機會做這麼件有意義的事，什麼都可以不考慮。」當時他太太一個人在台北又教書又帶五個孩子，最小的才四個月大。
　正在日本公費讀書的許水德，也被需才孔急的潘振球電召返國幫忙，打算派他當屏東縣教育科長。許水德放棄公費回國以後，才發現沒有公務員資格，臨時報名高考，壓力極大；「如高考未取，將來何去何從？」準備考試的一個月裡，三十六歲的許水德每晚喝克勞酸開夜車，結果在三百多名應考教育行政人員中，以第三名錄取。
　
不計困難辦國教
　
　實施九年國教，第一年就要增加一三四所國中，土地成了大問題。古都台南，發展的空間有限，卻得增設四所國中，地方政府研究結果，限於時間，必須先借用空軍供應司令部的地點。可是在「軍事第一」的時局下，怎麼都開不了口。還是國防部長蔣經國知道後，立即下令讓出空軍供應司令部。
　也在五十六年，台北居民已超過一百多萬多人，升格為院轄市，蔣總統指派無黨無派的高玉樹任第一任台北市長。「感於總統的知遇之因，看得起我，」高玉樹拍胸脯公開宣布，台北市定要排除萬難，一年內做好九年國教，他還因此獲頒勳章。
　五十七年九月九日上午九點，第一屆國民中學舉行全國聯合開學典禮。
　蔣總統的錄音訓詞，透過中國廣播公司傳送到山地、離島的每一所國中：「政府……不計財政困難（前一年貿易逆差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占貿易額的一一％）將國民教育自六年制延為九年制，……務使德、智、體、群，均衡發展，身、心、手、腦皆臻健全，陶鑄成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好國民。」
　一位正好趕上九年國教第一屆國中生的三十二歲新聞記者回憶，小學六年級上學期　蔣總統一宣布不久後，學校突然加緊德智體群四育，下課十分鐘不再討論考試分數，變成老師領著同學踢鍵子、跳繩，「在走廊、樓梯間都要小心，免得被同學踢傷。」
　國中生入學比例因此升高到七四•七％，比十五年前提高將近一半。從升學壓力減輕的課堂，培育素質優良的人力，成為日後台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並奠定公平競爭的社會基石，低廉的學費和入學制度的公平，使窮鄉僻野及低收入家庭中的小孩，只要努力向學，都能平等的受到最好的教育。不像美國許多一流的私立大學，流為權貴子弟聚集的特權場所。
　
從此布衣可卿相
　
　孫震曾對外賓解釋，土地改革和教育機會的公平，是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平均財富、打破社會階層的二大功臣。
　「社會階層的提昇，能透過教育而進行，民族潛在的智慧、能力，發揮出來的百分比，比別的國家高，其實這也是中國『有教無類』和『布衣卿相』的一貫傳統，」孫震說。
　
跨進工業經濟的門檻

　也是五十七年，工業中製造業單項產值占二四•一一％，第一次超過農業，台灣正式由農業經濟跨入工業經濟的門檻。
　大同電扇已經以優秀的品質，打進日本市場。
　五十八年，台塑已是全國營業額最大的公司，關係企業台麗成衣、朝陽木業等一一成立，在南京東路、新生北路口的十層樓台塑大樓（現在的金琴西餐廳）已是台北數一數二的辦公大樓，在台塑籌畫廣告業務的陳定南覺得很神氣：「只要有機會，都要讓別人知道我在這棟大樓上班。」
　四十一歲的張榮發，這一年，剛與股東拆夥，分得一艘舊船，獨自出去創長榮海運，一開始就冒了烽火跑其他人不敢跑的中東線。一位日本朋友好意警告他，最好不要開這個航線，因為遠東運費同盟的船公司，準備聯合起來對付這家沒有加盟的小公司，包走貨源。「豈有此理，為什麼叫我不要開？」張榮發氣呼呼地說：「氣死了，隨便他嘛！我一定要開。」結果，長榮第一次出航中東，就只能從日本裝些笨重的鐵條，跨出艱苦的第一步。
　接受美援訓練計畫到英國學紡織的陳德興，回國做紡織機器進口有了點資金，在館前路建台水泥大樓的電梯口旁，搭個小房間，擺兩張桌子，借建台水泥的電話，創了祏昌，公司對門就是廁所。那時也沒錢建廠，借文華製衣廠的一小角，擺兩部向王永慶的台塑關渡廠租來的針纖機，就開工了。
　高雄大新百貨董事長吳耀庭，派遣多名市調人員，在五福四路、愛河畔的瓦屋和雜亂市集中，計算每天出入的人數，算定這個地點有繁榮潛力，打破一般人認為「高雄太小，不適合國際觀光大飯店」的成見，投下三百八十萬美元，興建華王大飯店。
　台灣經濟的表現愈來愈出色，自五十九年起連續四年成長率超過一一％，對美順差突破一億，也給海外留學生相當的驕傲。
　這一年暑假，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三十人組團到東南亞考察，參觀韓國、香港，可是跳過台灣。正在史丹福讀書的黎昌意想，這怎麼可以，台灣正在起飛，一定要讓外國人知道。節儉的黎昌意，打了赴美後的第一通越洋電話給父親黎玉璽，請求幫忙安排。
　
黎昌意促銷台灣
　
　他帶著這隊考察團來台見五十二歲的辜振甫，在台泥會議室談土地改革，如何從地主成為民營企業家，給三十名師生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有人開玩笑說：將來有錢，我們也到台灣投資。「我在那個時候決定唸完書一定要回台灣，」黎昌意說。
　那時的台北也在急速擴張，一片片農田，隨著大馬路的開拓，蓋起高樓。考得律師執照的姚嘉文，在台北開業，不斷接到農地要改作建地的案子。當時熱門的話題是「建設台北、拆除違建」。
　擔任台北院轄市長的高玉樹，採用「先建後拆」方式來解決那時的首號棘手問題─蓋一幢幢國民住宅取代違建。羅蘭的鄰居也開始要求她，把房和地賣了，大夥兒的地合蓋大廈。
　工業急速成長、都市急速擴張，連帶的開始產生城鄉差距拉大的問題。四十五歲在美國的李登輝，在得獎的博士論文中指出，台灣小農、集約制的農業發展已臻極限，以農業促進工業的階段已告功成身退，未來應是工業回饋農業的時代。
　農村人口急速外移，每年流失四萬人以上，只剩下老弱婦孺在平均每戶不到一公頃的土地上耕作，五十四至五十六年間農業的成長率七％，遠低於工業成長的一七％。王作榮為文呼籲「宜著手籌劃第二次土地改革」，從制度上下手，放寬耕地面積，並向當局建議要借重年輕的農經專才，如李登輝。
　在台大任教的李登輝當時以敢言著稱，發表言論批評當地農地小、農產品價格低、農業機器及肥料價格高的不合理政策，倡導要加強農業投資，從制度及結構上改善。政大畢業剛入自立晚報的年輕記者吳豐山，也以一系列有關農村改革的報導受到吳三連的重視，而大力提拔。
　那幾年，鄉村變化也不小。人類學者胡台麗做研究的台中劉厝庄，不過一百多戶人家的小村子，民國六十年以後，陸續出現二十家小工廠，製造、裝配機車零件、木器、電鍍、背包、帽子等等，村年輕的女孩不再像母親那一輩煮飯、砍柴、養雞鴨，而到工廠上班，農事更絕少過問。
　
煤炭變電鍋
　
　台灣各地的面貌都在變化。八十萬輛摩托車穿梭於城鄉之間，都市、鄉村、甚至偏遠山區的共同景象是─家家戶戶都有電可用（普及率九七•六五％），一百戶人家更有九十九台電鍋，煤球木炭相繼消聲匿跡：電視更從黑白進入彩色畫面。
　就在一般人民的生活由苦轉甜，工業踩滿油門前衝時，國際政治的風向卻對我國越來越不利。
　
保釣示威
　
　民國六十一年五月，美國將釣魚台列嶼及琉球群島交給日本。塵埃落定之前，北美的中國留學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第一次聯合會，年輕的歷史系教授杜維明向與會者分析當年列強入侵及義和團的始末。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大城市相繼展開示威遊行，抗議美、日侵害中國主權。最聲勢浩壯的一次在華盛頓，有四千人。國內大學也發起抗議演講、遊行向美大使館示威。在政大唸書的李慶華，因為策畫保釣活動，被迫辭去代聯會主席之職。
　那時中共、蘇聯交惡，美國久陷越戰，徒勞無功，鬥志喪失，急思和解，尼克森揚言「談判的時代」已到臨，頻向中共示好。
　年中蔣中正總統向國人發表「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談話，對即將來的橫逆已有預警。在聯合國開始辯論我國席位前不久，尼克森的顧問季辛吉，就以「肚痛」為由，避開了新聞界的注意，秘密飛往北平會見周恩來，研討第二年尼克森訪大陸事宜。
　
國際風向逆轉，人才回歸
　
　聯合國大會以七十六對三十五票，通過阿爾巴尼亞的排我納匪案。三十歲，在代表團任三等秘書的戴瑞明，親眼目睹我國首席代表周書楷宣布退出聯合國，轉身離開綠色大理石講台，走下通道。而一些非洲國家的黑人代表卻在會場上手舞足蹈、大跳其舞，深深感觸：「現實政治是沒有正義、沒有公理的。國家富強太重要，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爭氣，人家才看得起。」
　當天，總統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只要自強不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們動搖。」
　正在美國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的歐晉德，從電視上看到中共代表以漂亮的北京話發表入會演講，也深感「一切要靠自己」。於是回國進入中華顧問工程司，月薪九千，是在美國獎學金的尾數。「其實當時也有很多掙扎、猶豫，」現任榮工處總工程司的歐晉德說。他和一群唸大學時的朋友，如胡僑榮、劉嘉玲也取得聯繫，相互鼓勵，相繼回國。
　退出聯合國，掀起第一波留學生回國的熱潮，前後五年，教育部登記有案的數字就有二千五百人。
　在台灣的知識份子也以實際行動響應。剛從台大森林研究所畢業的王杏慶，在得知消息的當晚，和幾個好友借酒澆愁，喝得情緒激昂，憤慨痛哭，覺得國家到這個地步，身為年輕的知識份子應有所表示，就聯名寫了篇文章：「這是覺醒的時候」刊在雜誌上。
　靠在兒童樂園打工、寫稿、拿獎學金讀書的王杏慶，宣布放棄美國密西西比大學森林研究所一年一千八百美元的獎學金，決定留在國內，「在這岌岌可危的時刻，接受中國書生的傳統」，為國家盡一份責任。
　蔣經國副院長特地接見他，談了一小時，譬喻國家處境，是「在狂風暴雨吹襲下的森林」。
　
放棄留學走入漁村
　
　王杏慶後來進中國時報當記者，寫了一系列八斗子漁港的報導。
　政府各單位也對退出聯合國迅速採取回應。「最要緊的，是不要讓共黨孤立我們，反而要加強國際合作，」經濟部長孫運璿說。外貿協會的第一個駐外單位（位於美國達拉斯），就在此時設立。
　退出聯合國後，我國又為情勢所迫，一連退出好幾個國際組織，其中之一是國際衛星通訊組織。「台灣開始有國際貿易，靠電話做生意，斷了怎麼辦？」電信局長方賢齊未雨綢繆，四處張羅，和蔣副院長商量進行海底電纜工程。
　在美國學界頗負聲望的劉大中，也擔心將來聯合國的統計年報和月報，不再刊載台灣的資料，便建議政府仿聯合國統計年報，編印英文「中華民國統計提要」，還親自飛回台灣籌畫、編輯。
　但社會上仍不免人心惶惶，賣地賣屋遠飛他國，股票和房地產市場馬上反映出來。
　有段時間股票暴跌，王永慶在高層單位要求下，以「台塑買南亞、南亞買台塑」的方式進場帶頭維持股價，銀行並提供資金配合，使原來將近崩潰的股市反跌為漲，台塑、南亞分別自五十多元漲到三、四百元，為王永慶賺得一筆可觀的收入。
　
信心強的有福了
　
　新光人壽首度業績負成長，就出現在退出聯合國這年。「保險業就是保你對國家的信心有多少，」吳火獅此刻深切體認保險業對政府安危的敏感，為作穩定人心的業務宣傳，開始購買房地產，以最低底價標得政府拋售的許多土地，如台北車站前的空地，當年是一坪八萬元買下，十年後價格漲了十倍，新光就是在那個時候打下了今日的基礎。
　福昌的陳德興，也趁許多人賣土地的時機，買下隔壁沒人要的地，一口氣將廠房擴了三倍多，「福昌從此有個完整的廠地，」當時已是外銷績優廠商、一年出口四百萬美元成衣的陳德興說。
　
戰鬥•自強內閣
　
　就在國家承受連串巨大橫逆，有人移民出走，有人落地紮根的動亂時刻，已八六高齡的蔣中正任命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獲得立法院同意後說：「此後大家所將遭遇到的，就絕不是風平浪靜的行程，而必然是驚濤驟雨的衝擊，但相信只要政府和民眾同舟一命，患難與共，就必能衝破一切危險。」他也期望在推行行政與革新時，「切盼大家經常指出我的缺點，糾正我的錯誤」。
　蔣經國接下重擔後，組織了輿論界稱之為「財經內閣」、「戰鬥內閣」、「自強內閣」的強勢內閣，不僅年齡大幅降低，而且也多是敢做敢為之士，包括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教育部長蔣彥士、和交通部長高玉樹等。
　出身黨外而被邀入閣的高玉樹，昂步踏上交通部大樓的中間樓梯時：「睹物憶往……一時萬感交集、不勝唏噓。」
　原來四十年前日據時代，高玉樹自台北工專以價異的成績畢業後，曾和七位同學一齊向遞信部（即現在交通部的大樓）求職：「其他七位同學都被錄用，只有我被拒絕。原因無它，只因我不是日本人。」
　在部長宣誓就職時，蔣經國勉勵他們要深入民間、深入問題而求解決：「希望各級行政首長不要多在電視報紙上出現，而要在農村、要在漁村、要在工場、要在工廠、要在學校出現，只要發揮這種工作作風，才能完成我們的任務。」
　
拔擢本省青年
　
　他自己更身先士卒、有時由謝東閔作陪，出現在鄉間農會和工廠的各個角落，瞭解一般人民的需要。農家和路邊攤上經常可攪見他穿著夾克便服的身影。他的友人說：「只有在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時候，他才真正快樂。」
　他又連續拔擢許多本省籍青年入政府任要職，包括由南投縣長林洋港主掌建設廳、屏東縣長張豐緒當台北市長、桃園縣長許新枝當民政廳長，彰化縣長陳時英當社會處長。
　當時大批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都在台灣受了完整的大學教育，湧入社會。一方面時局沉悶，外交挫折不斷，激發關懷的熱情；另方面政壇新陳代謝緩慢從政管道狹窄，也引起少數人的抑鬱不平。
　三十出頭的許信良、張俊宏在大學雜誌發表了被批評為情緒化引人爭議的文章，訴說有些大學畢業，來自農村的知識青年，赤手空拳在毫無裙帶關係的城市裡打天下，靠考試晉身：「由於不善應對交際，他們的上司及同事，對於這位操著濃重鄉村國語的青年，難免多少帶著睥睨的神色，漸漸地使他成為一位自尊心極易受創的青年。」逐漸產生了地域觀念和濃厚的政治意識。
　
掀起青年參與熱潮
　
　事實上，培育本省青年積極參政，也是蔣經國要急速推行的重要政策。他任命李煥為國民黨組工會主任，為六十一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及各縣市長、省議員四項選舉佈署。結果國民黨提名的許信良當選省議員，高育仁以最高票當選台南縣長，桃園三十三歲的吳伯雄成了全省最年輕的縣長。黨外三十四歲的康寧祥也當選為全國最年輕的立法委員。
　康寧祥那時說：「年輕是我最大的本錢，也是最大的缺點。年輕，比較熱誠、做事比較勇敢。但少年得志使人容易狂傲起來，變得不夠謙虛、沒有耐心。我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犯了這種錯誤。」
　那幾年知識青年掀起了各種參與和表現熱潮。二十五歲的吳美雲已經在自家公寓樓上創辦了英文漢聲雜誌，「要向外國人介紹中國」。二十六歲的林懷民撐起了雲門的大旗，要由「中國人設計、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給中國人跳」。高信疆主編的時報人間副刊掀起了鄉土文學論戰的風潮。當選為行政院模範同仁的呂秀蓮也在聯合副刊和時報副刊上宣揚新女性主義。
　校園裡也興起了關懷社會的各種團體。台大江炯聰創辦了慈幼社，總幹事林聖芬也領著團員去孤兒院陪孤兒溫習功課。
　這一年，美和青少棒與台北市少棒，在一週內先後贏得世界冠軍。深夜裡，電視越洋轉播傳來捷報，大家一起歡呼，大鳴鞭炮。中國時報社論說：「在這國家對外處境多災多難的今天，我們海外中華兒女，心理上總有一份到那裡都抬不起頭的悲哀。這兩個冠軍，雖然是小事，但在國家地位到處受到窒息之下，有這兩份小小的喜訊，誠有如長期窒息中呼吸到一點點新鮮空氣。」
　
逆流中改革不斷
　
　但少棒喜訊才過，日本即宣佈決定與中共建交，特使椎名悅三郎，在機場碰到憤怒的抗議人潮。台大法律系剛畢業快入伍的馬英九，和胡定君、王杏慶、王復蘇、李大維、王曉波等許多台大同學到機場丟雞蛋。
　「那時我才知道雞蛋是不容易丟的，」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負責審議集會遊行法的馬英九回憶說。馬英九拿著一塊用英文寫的「田中與匪勾搭無益」大招牌，前面有個拿卡賓槍的憲兵攔著他，照片還被登在英文中國時報。
　雖然國際逆流不斷襲來，國內卻有著一片昂揚的志氣，這與行政院長蔣經國上任後所推行的一連串改革息息相關。
　經濟平衡發展上，立刻撥款二十億，加速農村建設，廢除行之經年的肥料換穀制度，放寬農貸，改善農民生活，縮短貧富差距。行政上推行十項革新，要求公務員不上酒家、不剪綵、不應酬，也同時力行掃除「害群之馬」的貪污人員，嚴辦好幾件海關貪污案。
　其中最轟動一時的，是將因興建雙溪中央社區住宅、收受營造廠賄款十三萬美元的人事行政局長王正誼，送交法辦，判處無期徒刑。由於王正誼是蔣經國的親威，此案一判，中國時報的社論就稱讚，這是向國人宣告：「官位不論高低、職務無分大小，一旦觸犯刑章，任何人必難逃法律之制裁。」
　六十二年，外交上的挫折才剛渡過，經濟風暴又迎面打來。各糧食主要生產國皆發生旱災，造成全球缺糧恐慌，加上美元兩次貶值，國際物價飛漲。
　
苦心照顧一般百姓
　
　當時台灣對外貿依存度已很高，達全國生產量的九○％，國際經濟震盪，立刻波及台灣。十月以阿戰爭兩度爆發，阿拉伯國家以限制生產原油為武器，威脅美國不得協助以色列，導致第一次石油危機，國際油價三個月內上漲四倍，國內物價跟著飛揚。
　三十歲的陳定南，這時已離開台塑，自己經營鞋業進出口：「鞋盒包裝紙，早上、中午、晚上買，價錢都不一樣。」升斗小民也慌得大肆搶購衛生紙、油、鹽等日用品。一位國際牌經銷商形容當時的生意好做到「只要店裡有貨，馬上就被人搬走。」
　六十三年元月，農曆春節前夕，蔣院長在電視上「以負責的態度，沉重的心情」向全國同胞宣佈及解釋「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作全國性的物價一次調整。價格調整的方式，充分顯露了蔣院長對照顧一般大眾及低收入者的苦心。將汽油調高八○％，而一般公眾巴士及漁船用的柴油調昇五○％；用電平均調高八○％，但用電量在一百度之內的低收入家庭電費仍維持原價。

十大建設轟轟烈烈展開

　蔣院長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中解釋，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如果任由「富可敵國」與「貧無立椎」形成兩個極端，無異是對經濟開發的一大諷刺：「我們不僅重視財富的增加，尤其重視分配的合理。……我們寧願期求所有人民都能在『均富平和』的水準上愉快的生活，勤奮的工作，不希望走上像若干高度開發國家那樣財富集中，貧富懸殊的道路，導致社會不安。」
　在這項被社論讚為「有擔當、有魄力而又有遠見」的政策宣佈後不久，物價就逐漸穩定下來了。但那年消費物價上升了四七％，經濟成長只有一•一％。在能源危機、全球經濟衰退的重擊下，工廠輕則減產、重則停工停業。紡織、合板、電子、塑膠、機械受影響最大。
　福昌紡織的陳德興，在退出聯合國時將廠房擴充三倍，又投下二百萬美元作擴充計畫，完工後正碰上經濟蕭條：「苦得站都站不穩。」
　大部分紡織和福昌一樣，因前幾年外銷景氣、大肆擴廠而陷入困境。許多人造纖維公司成了艱苦工業。規模最大的華隆、國華與聯合耐隆，一年內總盈餘從十億元降為一億元，到六十四年，更出現赤字，以後連年虧損，最後不得不合併。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有一天坐計程車過陸橋，遠遠看著又紅又大的太陽緩緩掉下去，「第一次感覺到台灣蕭條」。
　
蕭條中的大投資
　
　這時，十大建設發揮了功效。蔣院長宣布推動九項建設（後加上核電廠成十大建設），自六十三年一月起，五年內完成，預估投資總額二千二百多億元。有人擔心會加重通貨膨脹，更懷疑政府有這種財力。蔣院長卻說：「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
　原因是「十項建設有七項基本經濟建設，無論台灣採取何種發展策略，均為必要的建設，」經濟學家王作榮寫道。在國際經濟不景氣，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的環境下，十項建設大量的公共投資，刺激了國內需求，並發揮了吸收失業人口、帶動經濟發展、培育人才的效用。
　留美工程博士歐晉德，加入高速公路工程，每天忙著看空照圖、作規畫。歐晉德強調，十大建設的工程技術全是台灣以前沒有的，不但提升技術水準，更培養許多工程人才，到十四項建設都擔起重任─目前負責台北市捷運工程的捷運局局長齊寶錚，當初參與台中港工作；第二高速公路負責人石中光，是當時高速公路北工處主任。在夏威夷大學研究院念旅遊管理的董孝誼，被交通部長林金生找回來籌設中正機場。
　每一個參與十大建設的人，最津津樂道的就是蔣院長巡視現場，給工作人員打氣的故事。在台中港，他拍拍傳遞石頭築防沙堤工人的肩膀說「讓我來，」跨開雙腳，接過一塊塊十來斤重的卵石，交給右邊的佐國安，再傳下去。在中鋼，他不顧趙耀東的勸阻，登著木梯爬上高爐：「我一生走的都是崎嶇的道路，愈是有危機的地方，我愈要去。」
　十大建設轟轟展開時，中華民國又度過了一個充滿艱辛、驕傲的十年。經濟大步向前推進，一批批的年輕人，或創業、或從政、或從古老的文化尋找現代化的根據，帶著挫折、理想和希望，走過了這黃金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