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認為政府在經濟事務,只是個裁判,站在場邊,需要時吹吹哨子即可,它不能做教練,尤其不能下場打球。但這只是理論,沒有政府能夠任經濟自生自滅,有的是促進經濟利益,有的則危害經濟利益,美國顯然屬於後者。
歐洲政府在十年間以四億美元補貼機械業現代化時,美國什麼都沒有做,因此導致二十萬個工人失業,光從一九八二到八五年,鋼鐵業就損失一百二十億美元。
因此美國工具機從一九五五年佔世界四○•四%到一九八五年只佔一一•七%,日本從○•六%上升至二四%,日本政府大力輔助不言可喻--從外貿、投資、研究發展到稅制優惠,使得日本機械業足以升級。
各國顯神通
政府政策往往是長時間產物。不同國家、不同政策正在為分享世界經濟一杯羹而各顯神通、各出奇招。這方面美國實在不高明,美國已成世界最大債主,八二到八八年舉借了外債七千億美元,而高達一兆五千億元的外資很可能說走就走。到時候美國成為中空,實在令人擔憂。
一、政府功能︰
分析世界各國意識型態,大致可分兩類︰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或群體主義(Communitarism)。
在個人主義的政府型態中,政府和企業是分離的,它只有在人民生存或健康受到威脅時(如瘟疫、污染、經濟危機)才出面應對,因此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參與是暫時的,不能持久。政府的目標方向容易被利益團體牽著走,因為有這些猜疑,人民更不喜歡政府計劃,尤其是長期計劃。
群體政府的功能就不一樣。政府有威望、有權威,它可界定這個群體的長期利益、短期需要,界定各份子(企業和人民)的權利義務,及未來目標,引導各份子達成共識。
共識牽涉一方向另一方讓步,但不一定都是集權式的,可以是分權式;也不一定都從上而下,可以是從下往上,群體社會可能是階級分明的社會,也可以是人人平等的社會。
正確思考更可貴
每個國家的政府因為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採取不同型態。但是一個政府必須能很快調整腳步,以應付外界及競爭國的變化,使國內受益。
九○年代,最危險的是,政府無法界定自己在經濟扮演的角色。
也不一定西方國家都是傾向個人主義,如瑞典傳統上認為,個人應該配合政府的需求,而且鼓勵政府領導人應該有信心,制定國家應走的航道。政府與人民不是分離的,而是一體的。這與民主、平等無關,而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就如瑞典最古老大學Upsala進口處寫著︰「自由思考固然可貴,正確思考更可貴。」
強勢政府有幾個要素︰
一、在社會中產生足夠的共識,能夠讓政府擔負起設計、執行群體的目標。
二、能夠改變一些重要團體、如企業的行為,以達成政策目標。
三、改變社會結構,如企業所有權的本質,以達到目標。
強勢政府
以下這幾個國家說明每個國家其政府參與經濟的角色︰
日本:完全符合前三項標準。以前是通產省(MITI)居首功,它只有一萬個工作人員,達到的功效超過美國商業部、貿易代表總署、中小企業發展局加起來的功效。
近來,大藏省(財政部)漸佔重要地位,在日本傳統觀念中大藏省像村莊的長老,決定將來收成多少,然後決定如何分配收穫,以維持全村的穩定和發展。這個概念給大藏省很多超過法定的權力,使它能透過金融、財政機構,引導政策走向。但日本是民主國家,也不能只由一部份人獨擔決策,因此大藏省要和其他部會-如通產省-競爭。例如通產省掌握進出口銀行、日本發展銀行,因此對經濟政策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另外大藏省也要能說服國會,雖然傳統上日本文官比民選政客有威望(尤其大藏省成立於一八七○年,比國會還早),但近年來,國會逐漸贏得權力,例如大藏省一九七○年代末期就開始想徵項間接稅,一直沒有成功,最近提議的營業稅也被否決。
多重管道
但這些是例外,而不是通則,因為自民黨高階層和文官有同樣背景、教育程度。四十位國會議員出身大藏省;而很多文官五十歲退休後,又加入民間企業或半官方企業研究機關,憑著以前的關係,使他們仍能對政策發揮影響力。
這些正式、非正式、法定、非法定的多重管道,使得日本政策能夠保持一貫性。
德國︰和日本大同小異。德國有很多利益團體,德國大銀行掌握八五%企業股份,他們是企業的預警系統,一旦發現德國經濟有問題,就要給予警告。
銀行和其他利益團體(如工會、公會)、企業和文官間構成三角關係。這些最高指揮官,是一群精心挑選、頗受尊重的人,國家給這些人特殊管道,參與決策。但這並不表示政策必然只反映這些人的需求,而是這群人可以界定國家利益,而且有信心得到國民的認同。
文官多菁英
法國︰是由一群受尊重、自主性高,而且強有力的文官組成,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個人和群體融合體。這種政府,不論何黨執政,都認為必須反映人民的普遍意願,也就是盧梭所說︰「應該超越任何企業和個人利益的意願。」
因為文官以前是由國王授權,管理公爵,所以至今仍然權威猶在,不受利益團體左右。文官皆係菁英份子,多畢業於法國兩大菁英學校Grands Ecole和Ecole Nationale da’d,而其中財政部更是核心,等於神廟的神殿,他們掌握資本巿場,決定資源分配,偏公營或重私營企業。
以前法國希望能自外於世界潮流之外,一九八○年代後,他們認清現實,除非企業在世界巿場具競爭力,其他一切都免談,因此政府成為企業良伴。法國政府對企業施行的措施分三種層次︰一、直接行動;二、以獎勵方式,促使企業行動;三、聽其自然;對策略工業,如電子、通訊,則三種層次交互運用。
英、美政府
英國、美國︰盡量減少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一九六○年代,英國政府開始與企業合作,制定工業政策,但管道、機構、基本想法都沒有,因此政策錯誤。例如他們以為英國產品在世界上仍具競爭力,因此一直維繫英鎊在世界巿場的地位,造成很大的損失。
美國經濟也從來沒有計劃,認為經濟應是自由巿場的產物,現在反而是州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復興本州經濟,開始和企業合作。
二、企業權力屬誰︰
我希望同樣用個人和群體的概念來說明,因為企業集合人力、資源製成產品,銷售給顧客。因此它的權力來源有︰(一)股權所有人、(二)債權人,如銀行等、(三)被管理的人,即公司員工、(四)企業所在的社區,由政府代表。
大部份美國經理認為企業的權力應該只由股權持有人擁有,但另一些美國經理已開始改變觀念,如通用汽車和豐田汽車合作,學習到企業權力是從員工而來,因此讓員工參與決策,證明可以提高生產力和效率,而且員工知道自己工作確保無虞,不會輕易被革職時,就願意以今天的犧牲換取明天的成果。
日德價值觀相同
有三百多年歷史的住友商社也認為自己權力來自上述四種。因此公司目標依次為︰一、貢獻日本社會,促進國家利益;二、創造利潤,促進員工福祉;三、促進住友未來成長,發揚住友精神。而滿足股東只是達成這些目標的一個途徑而已。
德國企業也確認這種權力來源,銀行在各大企業都有持股,既擁有債權也擁有股權,員工有參與決策的管道,工會、銀行、公司總裁都參與政府組成的小組,這種小組界定國家利益何在,而企業又應如何因應。
三、政府與企業間互動︰
這其中又有兩個極端。像日本、德國、瑞典,設立常設委員會或小組。工會、環保人士、學術界和消費者都有代表參加,這種小組成員界定群體的需要,制定政策達成這種需要。
另一極端就是美國政府與企業採對立或爭執的態度,但是美國政府與企業也有合作的例子。例如國防部每年花三百五十億美元在國防科技研究,佔美國研究發展經費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民間在做。房地產業每年有一千六百億的貸款,所接受的減稅補助超過所有其他行業的總和,一位康乃爾教授說︰「美國對弱者採優勝劣敗、自然淘汰的資本主義,對強者卻是補助、優惠的社會主義。」
四、各國政府對企業的合作︰
日本︰日本在一九六五年幾乎沒有電腦工業。工業界和政府決定為了整個群體需要--人人就業及提高生活水準,日本必須成為電腦領先國,鋼鐵、汽車業也必須持續領先。直到一九七○年中期,日本的電腦業只佔世界五%,IBM在日本勢可敵國。
於是日本通產省與電子界領導人知道IBM在八○年代中期,將推出一個未來系統,他們意識到時機緊迫,必須商討對策,通產省政策是不扶植單獨公司,因此迫使五大公司︰富士通、東芝、日立、NEC和松下組成大型積體電路研究會,希望能製造出大型積體電路。
合作並不那麼容易達成,因為這五家公司慣常為日本榮耀而競爭,通產省必須動之以愛國之情,誘之以政府補助之利。
成果驚人
超大型積體研究協會預定四年發展出這項產品,他們從五大公司調來研究人員,然後將成果交回各公司。由五大公司的總裁組成董事會,總經理是從通產省派來,各公司派來的人員明較勁,暗競爭,總經理必須化這種力量為正面。但到一九八二年,它向世界交出成果驚人的成績單--申請到超大型積體電路的一千種技術專利,一九八二年的這項產品會議,日本提交的論文比美國還多。
綜合起來,它的成功因素有︰
一、目標明確--發展大型積體電路,每家參與的公司都充分了解其重要性;二、掌握時機,日本業者知道這是與美國電子業一搏的機會;三、設定完成期限;四、重要份子(五大企業)都參加;五、至少花了一年時間準備和計劃;六、研究人員能力卓越、成功動機強。
政府重要
雖然政府補助一億多美元是關鍵,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軟硬兼施,讓這五家公司合作,仲裁他們的歧見,提高研究水準,使上述有利因素發揮最大效用。
美國︰一九八一年,美國電腦業開始緊張,Control Data總經理諾瑞斯提議大公司應合作發展技術。剛開始很多公司並不熱心,認為把自己公司研究祕密與對手分享,簡直不可思議。
但是半導體協會不斷鼓吹。幾經波折,歷時五年,美國在世界半導體巿場佔有率直線滑落,從八○年的六○%降到八八年的三八%,而日本從二六%升到五○%,五年後,大家總算達成協議,十六家公司組織Sematech,IBM和AT&T、德州儀器都參加。一九八七年三月立法成立,政府補助一億美元,由國防研究總署副署長擔任董事長,IBM副總經理擔任總經理。
剛開始董事長、總經理關係僵硬,新聞界大肆宣揚,但是董事長的角色非常重要,他因為立場中立,可排除會員的爭執-使用者和製造者不同的需求-而且更能協調Sematech的供應商。一年後,關係轉趨良好,總經理山福肯說「我們不但非常高興他能來參加,還怕他為其他案子分心呢!」
一九八九年年初,商業部發表Sematech第一年成績單,肯定他的成就,此家公司預定在一九九三年完成○.三五微米積體電路製造技術,而且可以量產,領先日本六個月到一年,及其他美國企業三年。
但是報告中也列舉許多值得憂慮的事,例如組成公司是否繼續支持這個研究計劃,Sematech和他上下游業者的關係,以及分子公司拿到這項技術後,是否願意長期投資,使這項技術商業化,進佔世界巿場,歐洲各國的JESSI計劃等。最可擔憂的是將來積體電路的銷路,下游的消費電子業已離開美國,最大的使用者如高畫質電視(HDTV)日本已遙遙領先。
歐洲︰歐洲在一九八○年代各國公司及政府開始合作,希望趕上美日高科技,在ESPIRIT和EUREKA專案下,進行幾百種合作研究項目,最有名的莫過於一九八九年開始的JESSI(Joint European Submicron Silicon Initiative),八年內預算四十五億美元,一半由各國政府及歐巿總部出,一半由其他三十家公司出。主要領導者是飛利浦和西門子,因為他們看到美國被日本節節擊敗,知道不能依靠美國,其次他們被Sematech排除,更立志決心歐洲自己做。
JESSI雄心勃勃希望恢復歐洲整個電子業,從製造微電子的機器供應,到積體電路、到消費電子等,雖然最終所有歐洲國家都會受惠,但是目前仍困難重重,因為歐巿總部缺乏通產省的權力。
歐洲合作十年
JESSI是否成功,取決於政府和企業間關係,由於過去十年的合作,雙方已積蓄出經驗,而且已琢磨出一套技巧,達成共識、達成協議。
法國︰法國看起來很個人主義,政府和企業關係不見得良好,但一九八一年,法國太空總署決定發展太空遙測(Earth Remote Sensing from Space),聯合法國、瑞典和比利時政府及法國最大軍火商Matra,共同成立SPOT公司,其中法國政府投資五億美元(只有美國同樣產品投資的三分之一),第一個SPOT衛星在一九八六年發射後,法國就積極在各國推展,目前已佔有三○%的世界巿場,不僅商業用途廣大,而且攸關世界和平,因為設有地面接收站的國家,如印度、南非(可清楚接收他們鄰國-也是敵國-的影像),法國政府操縱著發射權,使法國在國際政治上增加影響力。
SPOT在美分公司副總經理大衛說︰法國七年前決心領先太空科技,太空遙測是重要的一環,法國政府就全力以赴,例如爭取從法國殖民地蓋亞那發射,從這發射的衛星壽命比別處多十八個月。
美國又落後
至今在太空遙測上,美國已節節落後,很多人開始在談,唯有與日本、法國合資才能挽回頹勢。
五、公會的力量︰
根據美國一項研究報告顯示,企業高階層總共花二五%的時間與政府打交道,大公司在華盛頓都沒有專與政府打交道的辦公室,但是這不是很有效率的作法,所以在未來,公會必須扮演橋梁角色,例如半導體協會協助政府界定群體需要及如何滿足這種需要。
未來高科技世界--半導體、電子、生物科技、太空,產業界聯合作戰是競爭力的前提,因為研究發展投資太大,創新的技術也太高深,一家公司往往負擔不起,加上產業界必須把行政、立法部門會合起來,制定合於群體需要的政策,這些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公會。如此公會應具備︰
一、讓會員充分了解政府的走向、蒐集、分析政府政策、法規、法令。
二、在政府心目中,有權威、有信用,可以代表整個工業發言。
三、公會有權懲戒不肖會員,以免公會聲譽受到影響。
四、對有創新潛力的小公司,要提供額外服務,如幫助他們與政府機關交涉。
五、當重大問題或法案發生時,會員一致支持公會立場。
六、結語︰
當然,政府和企業合作密切,也有危險存在,政府可能扶植無效率的企業,使其免於外界競爭,也可能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克魯格曼所質疑的︰一、缺乏可靠的指標顯示其成果,例如投資一元在半導體研究發展,將產生十元的效果,或只產生一角的效果;二、利益團體可能牽引著政府方向,犧牲整體人民的長期福祉來遷就某些團體的短期需求;三政府缺乏能力洞悉各種工業在經濟上的貢獻,如果高科技工業對整體經濟帶來的效益還沒有非高科技工業多,政府獎勵高科技工業豈不產生反效果。
但是德日兩國政府和企業間的合作,證明這些困難是可以避免的,而在未來激烈競爭中,政府必須扮演策略家、企業的合夥人。才能贏得這場戰爭。
很多人認為我太過國家主義,尤其在這種國與國間、企業與企業互相聯盟、合作依存的時代,再來提倡國家利益,似乎太古板、太過時。
但是,在現在及可見的未來,國家都不可能消失。而只有民選的領導人方能代表人民界定群體需要。未經民選的企業負責人絕對不能擔任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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