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也要抗爭 — 後李國鼎時代：（二）

缺少科技強人的年代，他們是一批大聲討論台灣科技政策的科技人。
他們年輕，年齡多在三、四十歲，擁有傲人的學識文憑外，還有今天台灣最需要的科技專業、電機、資訊、機械、基礎科學、醫學……。
他們的職業是教授、研究員、工程師、官員或同時身兼數職，但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們大聲說出專長以外的看法。科技政治，正是其中之一。
他們聯合行動、舉辦公聽會、發表公開意見。扭轉的不僅是傳統科技人保守沈默、活在實驗室的刻板印象，更形成聲勢，吸引來大批傳播媒體的關心和報導，以及民意代表的聲援，為傳統安靜穩定的科技社群注入一股澎湃的行動力。
他們當中雖然多數以「民間」自居，企圖以在野力量制衡政府的科技決策，但也有具備政府支持財團法人半官方或官方身分者，要在體制內改革體制。
他們挑戰的是整個國家的科技政策，從龐大的科技預算分配到決策管理系統等根本問題。

挑戰威權

三年前，科學月刊社反對行政院國科會人造衛星計劃是第一個例子。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前行政院長李煥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時，首次正式宣布台灣將在五年內投下新台幣一百億元的預算，由國科會規劃發射低軌道的人造衛星。
李煥報告後半年內，由國內學術界人士組成社團性質的科學月刊社的成員們，除了在傳播媒體上撰文抨擊這項計劃外，還先後發動兩波、數百位大學教授的聯署反對信，甚至透過立法委員召開公聽會，質詢衛星計劃的決策品質和理念。
「一個必須投下科學界上千人力和百億經費的科技計劃，可以不經過學界討論，就憑總統或行政院長或國科會主委一句話就做嗎？」當時推動教授聯署反對信的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同時也是科學月刊社教育委員會召集人的劉源俊說。

衛星大戰

面對來勢洶洶的科學月刊社攻勢，國科會雖然也獲得數百位大學院校教師的聯名支持活動，但是卻抹不平學術界公然反對的事實。衛星案連帶也在現任行政院長郝柏村裁定下轉移到工業技術研究院從長計議。
去年底，科學月刊社乘勝追擊，與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合辦第一屆民間科技會議。這項搶在官辦全國科技會議前一個月舉行的「科技會議」，「目的在提醒科技界︰官方反省批判自己，必然有其盲點，」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林和指出。幾年前返國的林和，也是科學月刊社的主將。
這項民間科技會議，雖然只有短短兩天，內容也限於論文發表和討論，但是議題集中在「科技與本土」範圍，檢討批判台灣的科技政策、科技教育和科技社群的問題，也吸引來近百位科技界人士的參與。

成立科技部？

他們的嘗試，也贏得主持協調全國科技研究工作的行政院政務委員郭南宏的肯定。「民間科技會議可以彌補政府諮詢民間意見的不足，他們的結論，我們一定參考，」本身是學術界出身的郭南宏說。
就連今年一月下旬，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在台北巿會議中心舉行時，都有他們「左右大局」的表現。
科技會議閉幕前一天，考慮建議政府成立「科技部」一派如交通部科技顧問室主任周勝次、工研院副院長谷家恆、資策會副執行長李偉等人，再加上主張將現有國科會升格的科學月刊社的劉源俊、交通大學教授鄧啟福的支持，不但將原先在預備會議時就被主辦單位「消音」的「成立科技部」提案重新拿出來討論，並且最後列入大會決議︰「請政府研析設立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或科技部」。
儘管當時在場的科技界「大老」如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國科會主委夏漢民、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祕書吳伯楨等對這項「茲事體大」的提案沈默以對，但年輕「後生」依然勇往直前，發言、附議聲此起彼落，終於形成全場無「異議」的氣勢。
「他們是最懂得『團結力量大』道理的人，」一位資深科技界人士含蓄的指出。然而，造成他們敢於由下往上推的積極，更來自於他們對所處發展環境有別於「上一代」的自覺。

科技預算

一位觀察者指出，相較於夏漢民、郭南宏等出身於國家資源尚不充沛、科學界研究計劃偏重在理論的六○年代；七○年代新起的這一批科技人大多有實際從事大型科技計劃的經驗。「兩代科技人的現場經驗不同，看問題的觀點也就不同，」這位同時也在電腦公司參與研究工作的大學教授指出。
新一代科技人爭取得最明顯且激烈的，是每年數百億的科技預算權。
近年來台灣的科技預算以倍數成長（見圖），政策決定卻不見得滿足科技社群想法的情況下，使得新一代科技人獲得挑戰科技領導權威的機會。
以經濟學觀點看人造衛星事件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施俊吉觀察，科技研究要經費，政府投下一百億元去發射衛星，相對影響到其他部門的預算，當然引起仰賴政府編預算做研究的科學界多數人的爭議。
資訊科學專長、具有學校、研究機構和科技政策研究等多重領域經驗的中研院研究員謝清俊更質疑衛星計劃的狹隘性。「百億中拿個一億元做人文、社會面的研究，對解決現階段社會與科技發展失調的現象不是更有幫助嗎？」他分析。
「要避免科技預算不被誤用，現有分散各部會的科技組織必須做專業性整合與統籌規劃，」主張成立科技部解決問題的周勝次指出。曾經擔任過學校教授與政府駐外人員的周勝次以目前交通部科技顧問室十個人管十億元科技預算，「平均一個人管一億元」的經驗警告，「預算變成一千八百億時，豈不是要一千八百人管理才夠。」

不為五斗米折腰

科技強人不在，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與國科會的分權不明確，整個台灣的科技行政效率也明顯的在降低，同樣也使得這一批追求時效的科技人氣結，勇於提出他們的批判。一位國立大學教授記得，幾年前他向國科會申請研究公文自動化的經費，國科會審查一年半才批准。面對人事、環境、技術等種種條件的變遷，「錢雖然下來了，我也不做了，不為五斗米折腰嘛！」這位也在反對國科會衛星計劃公開信上簽名的教授提高音量說。
直接面對快速巿場變化和競爭的應用技術部門，則更感到無奈。以經濟部所屬的研究機構為例，過去的計劃從提出到執行，中間只要半年，但現在則長達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兩年前提出去的案子，」四十多歲但已經歷過大學教授、系主任、院長等職務的工研院的谷家恆說。
撇開提出計劃前長達一年的巿場可行性調查分析不說，正式流程中，科技人員的研究計劃還要通過直屬部會、國科會、行政院、立法院等重重關卡、足足十八個月的審查。
「以前是領導當家，現在是行政當家，」一位最近離開工研院自組公司的電腦專家感同身受的說。
他心目中的「領導」，指的是七○年代主導台灣科技的李國鼎，因為「李資政是最後的仲裁者，他做判斷不會模稜兩可，下面的人也不敢挑毛病」。

自我調整

比較起來，李國鼎的科技時代過去之後，「上面少了把舵的人，下面就拚命把關，」這位在工研院服務多年，但越來越覺得科技不受重視的科技人指出。
這種科技環境結構性的改變顯然也催促仍在體制內的科技人做自我調整。同僚眼中的周勝次與谷家恆，都是做事積極的人，「有過目前工作的歷練，他們很自然會朝科技管理的路子發展，」一位科技界人士分析。
對體制外的科技人而言，則是藉加強與外界聯繫來提高本身的影響力。二十年前因第一次保釣運動而成立的科學月刊社，歷經辦雜誌、成立基金會到前兩年發展成學社組織、一直是一批科技學者與專家彼此溝通理念的場所。但是從反對國科會衛星計劃、聯合立委開公聽會、主動邀請國策中心辦民間科技會議，「在在顯示他們聯合外界力量而擴大本身影響力，」國策中心研究員郭建中分析。
一位了解科學月刊社歷史的人士更認為，過去的科學月刊成員仍有向政府建言，影響決策者以解決問題的期許，「現在他們覺得靠自己來解決問題比較實在，」他表示。

立法院效應

儘管如此，助長這批科技人「有話要說」氣勢的，還是激變中的社會大環境。解嚴後脫序的社會秩序、混亂的立法院場面，在在衝擊著傳統上以知識份子自居，行事保守穩重的科技人。報禁開放後，報紙增張對資訊的需求更使得「有話要說」的科技人不愁找不到傳播聲音的管道。
把人造衛星事件和台灣民主化潮流放在一起看的嵐德科技顧問總經理丁錫鏞就注意到，過去科學界被視為「乖乖牌」，主要是科學界認為找人簽名、抗議是有失學者風範之事。但是在大環境變化後，簽名表示意見反而是最溫和的做法。「大家在心理上的障礙，一夕之間拔掉了，」出席全國科技會議的丁錫鏞望著滿場數百位學者專家說。
同樣的，科學月刊社標榜「科技救國」、「科學關懷社會」的理念雖然二十年不變，但對科技政策的影響力遠不及今天。因為「當時報紙版面小，寫了也登不出來，」一位十年前採訪過科學月刊的資深記者承認。
而今天，「單單衛星事件的報導，集合起來都可以出書了，」他比較十年間的差異說。

觀點不同

只不過，相較於新一代科技人的積極，被他們批評的人卻不見得心服。曾在國科會副主委任內主持過衛星計劃的鄧啟福就感覺，討論衛星計劃的觀點很多，「不同的觀點出發，自然找不到交集」。
籌備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的國科會副主委胡錦標更認為，政府部門做事，人力、時間、資源都有限，批評者一味要求完美，是犯了「以戰略眼光看戰術問題」的邏輯錯誤。
「假如郝柏村花四年時間規劃六年國建，縱使計劃本身得滿分，卻失去政府做事最需要的時間因素，」曾經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回應林和批評的胡錦標提醒。
事實上，經過衛星大戰，民間與官辦科技會議論戰等一連串活動後，這些堅持不同想法的科技人也進入沈潛期。「他們激起的事件造成整個社會對科技的反思，他們也需要為再出發而重新思索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在民間科技會議中與科學月刊社合作密切的郭建中觀察。
挑戰他們的，事實上也正挑戰著台灣的科技社群與科技發展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