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解體同盟興起？

　今天要談「中國的定位」這個相當「民族」意識的主題，就必須回溯中國傳統「天下國家」的觀念，和「中國」這個政治單位演化的過程。
　「政治單位」是國家或類似國家的組織，但是當今國際局勢讓我們了解，「國家」的定義正面臨改變，而且在改變中，國民與國家的相對關係，也必須有個調適。這並不是暗示我們就不要愛國，而是「國」這個理念終將像當年的「族」一樣，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階段而已。
　先回頭來講中國這個政治單位的演化。有效的政治單位需具備兩項要素︰一、文化秩序，二、經濟網路。文化秩序會造成思想上、觀念上的認同感；經濟網路則是構成生活上的共同體。
　從人類歷史的演進來看，文化秩序與經濟網路通常比政治單位要早出現。最初級的文化秩序，如信仰一種宗教或相信自己族人跟自己來自一源，這些都是文化秩序的源頭。經濟網路，最初也很簡單，就是村落與村落間的交易，有的則是一群村落與一群村落間的交易，構成一種交換的網，而交換網往往最後就融鑄成一個共同體。這兩種情況演化到後來，文化秩序可以大到像基督教世界、儒家的世界；經濟網路也可以大到像中國有一個道路體系將全中國各處聯繫起來，構成一個大的交換網。
　接著，我們把中國文化、經濟單位成長的過程，來跟其他地區的成長做個比照。如果把黃河中游做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發源的起點，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階段的擴張。第一階段，是春秋戰國到秦漢的統一。秦漢統一的疆界並不真是今日的全中國，只是中國內部大概的文化統一。這統一的過程中常有各種衝擊，南方與北方的、中央和邊陲的衝突，而這個過程也在衝突中造成融合，而且這個統一的模型往後在中國的擴張過程中不斷出現。事實上，秦漢時的疆域已達到當時中國農耕經濟的極限，或者借用梁啟超先生的話稱這是「中國的中國」。
　第二階段的轉變，就是中古時期——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甚至到北宋。這又是個衝突與融合的時期。當時的中國開始與亞洲另外一種文明——印度文明發生了衝突與融鑄。佛教，是中國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消化下來的，過程很辛苦。辯論的主題，往往是中國人可不可以成佛以及沙門拜不拜王者，這兩層意思象徵中國一直在判定佛教是不是外來東西，要不要接納它。
　當時在中國四周有回紇、突厥、日本、高句麗、靺鞨等國家，南邊有印度諸文化、中南半島諸文化，所以接觸範圍已經拓展到整個東亞，這個局勢讓中國傳統普世帝國——天下國家的觀念起了很重大的變化，就是必須承認外面有其他體系的存在，包括經濟體系、文化體系，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講，中國在東亞實質上已經又回到像秦漢統一以前的列國制度或多文化體制，必須要面臨一個新的、多體制環境。
　到了宋朝，在中國已實現多文化體制，因為同時在東亞有了五個天子，而中國只是五天子中之一而已，這個多體制的狀態使得中國幾乎出現nation-state。宋朝抵抗外面的侵略，產生許多強烈的民族情緒，這種民族情緒是在唐朝天下帝國時代不具有的。

亞洲的中國


　中國是亞洲的中國，而且亞洲的體系大於中國的體系，中國體系失去了天下國家的實質，但是還維持了天下國家的意念，於是就產生了文化秩序、經濟網路重疊，而文化秩序大於經濟網路；經濟網路也和國家政治單元重疊，而經濟網路大於國家。當時五天子所轄的地區，北邊是遼金、元相續，卻又同時有兩國，西邊是夏、吐蕃，南邊是南詔，還有一個是中國，實際上中國經濟網路超過中國本土之外，超越南北宋之外，甚至於日本和韓國以及東南亞的島嶼，都已經籠絡在經濟體系之內。在南方經濟體系比文化網深遠，但在東北亞——日本、韓國則文化網比較遠，所以經濟體系和文化網的邊緣是模糊的，並不很齊一的，只有政治邊境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中國終究沒有形成nation-state，中國始終保持天下國家的意念和自我期許。
　一直到西元一五○○年以後，全世界構成一個不能分隔的經濟網路（一四九二年發現新大陸），象徵性的就是白銀的流動以及全球貨物由海道、陸路的流動。添加出海道的流動是個極大的要素，一支小小的木船載重量可以超過一百輛、二百輛的大車或三百匹、五百匹的駱駝，所以因為有海道航行出現「量」的意義，使得全世界的經濟聯繫在一起。
　這個時候中國進入了「世界性的中國」，中國已經變成了許多nation-state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今天中國的位置一跤跌回春秋時代一個魯國或是一個衛國的情況，不僅要承認四周圍政治單元的存在，而且他們是你必須打交道、相處的對象。在這個階段中國時時刻刻在修正自己，也時時刻刻在修正別人。余英時先生說過——「人是文化產物」，文化秩序在擴大、衝突之中，不斷融合新事物，就像流水一樣，究竟是動是靜呢？究竟有認同還是只有變化沒有認同？這是個文化變化上很要緊的問題。
　文化演變過程中，「變」與「常」是一體兩面。一個大文明的擴散，接受者受了影響後，所反應出來新的適應——既有繼承，又有修正；既是延續，又是改變。也就是說一個大的文化體系擴張，到達完成整個融合要很長的時間，但擴散過程中的衝突和融合，跟沒有接觸以前相比，活力更強、衝突更甚，更需要融合。
　在中國文化盛衰的大週期中，「衰」是因為接觸所造成的融合已經完成，活力失去了；「盛」是因為衝突剛剛發生，只要承認衝突的存在、正面面對就是文化盛的開始。文化盛和衰的週期是這樣產生的。
　所以現在在「世界中國」的局面下，中國文明正在世界性的衝突融合中間，這是要為「中國定位」上前需先有的認識。
　環顧四周造成目前世界性衝突和融合的文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民主政治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勢力非常強盛，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普世因素，就是科學。有了這個普世性，擴散中的近代西方文明，就有前所未有的涵蓋性以及壓倒性。

中國文化VS普世文化


　另外還有一些歷史性的文明仍舊存在。基督教文明並沒有式微，固然今天上教堂人數可能比以前少，但基督教文明的影響還在，包括深植於基督教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近代平等主義等。
　再講回教世界，非常龐大、粗糙、魯莽，但是它的活力不會衰退，它還會在下一波的文化擴散中，發生很大反抗抵拒的力量。
　印度教的世界人多勢眾，固然它現在的影響只在印度次大陸，可是它回饋近代西方世界的力量相當強大，佛教只算它的支派。
　換言之，中國在文化秩序上面臨了上述幾種強大力量的影響和挑戰，而且每個力量間都還在相互激盪，最後會出現一個全球性的普世文化，但這個普世文化也要從各個文化秩序面吸納對它完整性有幫助的因素，這就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面的重要認識。
　剛剛講了幾個文化體系，都有它特定的地方，有的是個人主義，有的是神和人之間的聯繫，有的是集體主義，有的是神祕主義，各有各的特色。但是中國可以提供普世文化的特色，是不用和神在一起就可以聯繫到人的心和自覺——一種超越性的經驗，可以幫助人建立自尊自重的心，由自尊自重的心建立起對別人的尊重，絕對有大的幫助。
　而這個自覺的經驗是個人與大的政治集團——國家做個平衡力量的泉源。愈到近代，國家出現得愈強有力，個人必須要跟它對抗。但是由於近代國家屈辱而發展出來的愛國精神，構成了集體主義強大的潮流，把個人的鋒芒壓下去，所以將來我們要再跟政治集團相對抗時，我們自尊自重的精神應該是可以作為我們力量的泉源。這跟個人主義不一樣，我們個人跟大的集團之間，以一個個階段的擴散，建立起自己更擴大的認同感，而不是許多散漫的個人和一個大的集體的對抗。這種現象也使得我們個人和集體之間有個延續線，而不是對立面，這些對於未來全球性的普世文明中，是我們所能貢獻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個人與國家要有新關係


　國家和個人之間如果有條延續線的話，個人比較可以站得穩。集體的另外一端我們通常當作國家，至少從十五、六世紀的西歐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拿國家認為是最後一個認同的大單位，表現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主義或計劃經濟等等。
　回溯一下歷史，西歐出現民族國家是世界歷史上相當特殊的現象，在中國世界、印度世界都沒有這個東西。我們有列國制度，沒有民族國家；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希臘城邦林立的時候、希臘化時代，甚至在中亞細亞和西亞古代也沒有民族國家。我們看見最大的是天下國家的意念，換而言之，就是部落、城邦或族，沒有一個擺在那叫你效忠、叫你非為他死不可的「國家」。中國是個天下國家理念，所以亡國沒有什麼關係，亡天下可怕，亡天下就是亡掉了文化。
　為什麼西歐出現民族國家呢？這牽扯到了人類學上國家起源的理論。有一派人認為國家起源歸結於貿易、交換和資源的控制，這是建立在美索布達米亞的小城邦興起而出的理論。必須要若干村落拿他們手上所掌握的人力或物力集合在一起，到遠處去由交換而取得當地沒有辦法生產的資源。所以去的人是屬於大家的，帶回來的資源也是屬於大家的，這時候才有由村落共同體演變成超村落的結構，後來我們就叫做城邦國家。
　另外一種是衝突理論，兩個單位在對等爭奪資源的時候，才有爾奸我黠，才有疆界的出現，有了疆界才有效忠，有了效忠才有資源的集中，這是另外一種國家起源的理論。
　這兩種理論合在一起的話，就可以看出西歐為什麼會出現民族國家。西歐的列國體制是由於不同時候一波波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流入，一直到基督教把他們完全同化以後，才出現認同感。可是那個時候民族的形成、意識已經存在了，而被征服的人往往還保留他自己的資源，所以歐洲的地圖上就變成了許多小單位犬牙相錯，有各別的認同感來爭奪有限的資源。這個結果就造成西歐、中歐出現了許多近代的民族國家。

替中國在世界定位


　所以民族國家的形成是由於不同文化認同體在爭奪有限資源、防衛有限資源的情況下，構成的一種政治體制，然而經濟網路是超越國家的貿易和交換，日耳曼國家不能不要法蘭克族所在地的葡萄，法蘭克族群的國家不能不要英倫三島所運來的錫和鉛。所以經濟的交換網是超越國家體制的，它必須在網裡面才有資格爭資源，而爭資源才能構成一個分隔的單元。
　在經濟上我們發現全球性的交換網路變得愈來愈繁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留在全球性交換網路外面。這時候民族國家在這個大的經濟網路面，能扮演爭奪資源的角色就衰退了，防衛資源的角色也相對衰退了，他要靠更大一點的單位來扮演防衛和爭奪的角色，所以我們才看見一九九二年西歐要有共同巿場更進一步的統一化；北約和華約組織本來結合的目的已經不存在了，可是他們不僅不要解散，而且還加強其內部的合作關係；美國扮演的全球性經濟盟主的角色已經衰退，將出現區域的大結構、大組織；中國在這面應當有它的定位。
　今天中國的經濟是不足為道，但畢竟是一個大國，假定要在世界的區域性組織面有一個身分的話，它的定位應當是東部亞洲、亞太地區，包括大陸和太平洋的兩個經濟體系。海洋體系現在日本是頭子，而中國是大陸體系中最大的個體，怎麼拿太平洋體系和大陸體系結合起來，使得中國在全球性的經濟體系面可以和其他大的單位一樣掌握資源、保衛資源、交換資源，這是替中國在經濟上定位。
　在政治單位方面，在全球性統一格局出現以前，首先出現的必然是分區性的合作。國家做為政治單位，在戰後幾十年來面臨好幾次的考驗，美國在立國的時候，辯論的主題就是聯邦制的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美國剛立國是州權強而聯邦權弱，等到羅斯福總統的時候，潮流就倒了過來，變成聯邦權強，到了雷根手上又倒了過來，州權慢慢在得勢，聯邦權慢慢在縮小，這可以說是巨大官僚化後果的反彈。再看俄國，目前也是一個個加盟共和國都想脫開，但西歐則是在一九九二年建立起更穩固的區域組織。
　換言之，大的體制內部都在走向分化，但是真正分化到小單位也辦不了事，所以將來的型態是本來散的國家（像西歐）經過經濟性區域結構，變成一個大的、鬆弛的聯合組織；而大的、原本緊密的國家組織（像美、俄）鬆散下來，變成鬆弛的政治團體，也許將來全世界就變成六、七個鬆弛的區域性大組織，而國家本身功能在逐漸衰退下來。
　在這個情況下，中國扮演的角色、定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變成一個區域性組織的核心，但這個核心的內部應該不是很緊密的，應該是以核心內各個區域的合作，做為主要的面貌，而不應該是中央集中的控制。換言之，我們不必再堅持西歐民族國家的意念來做將來的出路，等到權力欲望下放，平等和參與也會愈來愈多。而且壓在個人身上的責任愈輕，個人鑽出頭來參與做決定的可能性愈大。
　用中文來說，nation-state的定義，就是近代的「主權國家」，把國家當成了整體的主權。
　最近這二十年來，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已經有許多和過去不同的權利與義務，很多權利都已往上交給了國際性的組織，彼此之間可以用更大的人權原則來干預別人。譬如美國可以干預俄國放不放猶太難民等。這就是用一個更大的人類共遵原則，來凌駕國家主權之上，聯合國的設立和人權宣言的簽署，就是類似的反應。
　在這個世界架構，和政治理念下，我同樣也盼望未來中國的統一不會是個權力獨尊的統一，而且應當要還給蒙胞、藏胞、廣西少數民族、新疆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等少數民族，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利。歷史上宗主權的來龍去脈是法律問題，不是人道問題。所以我心目中中國統一的形式，是一個大單位，下面每個單位有相當大自主權的統一形式。
　所以合理的話，中國應該包含兩種加盟的單位，一個是加盟國，一個是加盟地區。加盟國，應尊重它獨特的文化特徵和民族感情，讓他們有自己的憲法，有隨時脫出去的權力。加盟國應該包括蒙、藏、回、壯、台灣、香港。台灣、香港不是民族的淵源不一樣，而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社會型態和意識型態都有差別的緣故。
　第二個層次是加盟地區、加盟邦。中國地域的次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次文化面的經濟體系，約略講起來是一個大單位面的小單位，所以中國大的經濟網路面有次網路，次級的網路大概是幾個區，每個區以一個或二個大城巿做為最重要的樞紐。我們以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合在一起來劃分，中國劃為六個區是很合理的事情，每個區內發展自己的經貿網路，區和區之間再做合作交換。

加盟國有自主權


　我理想中加盟國和中國的關係是參加聯邦會議來做協調性的工作，而不是以人數來參加議會；加盟地區則是以人口數字選出他們的議會構成下議院。每個加盟國面也有自己的下議院，都應該有自主權力決定他們的制度，不像美國的五十州基本上都是一個制度。（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匹玆堡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