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喊「開麥拉」 — 九O年代台灣電影

在一個涼風徐送的仲夏夜，台北市光復南路窄巷中，三兩成群的學生樣年輕人穿著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Ｔ恤，輕鬆享受巷道派對。九點時分，導演楊德昌把人馬群聚屋內，幾十雙眼睛注視下，白上衣藍牛仔褲的楊德昌微笑說：「再過兩天就要玩真的（開鏡）－－其實是從外面看來像要玩真的，我們自己知道早已經玩很久了。」
　拍完「恐怖份子」，楊德昌為「牯嶺街」的先期作業工作了近四年。找錢之外，更困難的是找人。國片難為，人才流失，楊德昌只有找來一批學生從頭訓練了一年。開鏡之前一個禮拜，他還在光復南路的透天厝，樓上樓下奔波，邊趕劇本，邊租配設備，還要分神苦思外景場地所在。
　如果楊德昌在加拿大拍片，國家會大力出資；在西歐，電視台也會參與投資、製作、播映；在香港、好萊塢、東歐，更有一群隨時可以運用的專業電影人才配合。但在一九九○年代初的台灣，就算侯孝賢、楊德昌是國際影壇肯定的重要電影創作者，他們每拍一部片子仍是一場與大環境對抗的艱苦拉鋸戰。
　
最直接的社會證言
　
　如果這些不辭辛苦的電影工作者放棄電影，將是台灣精神文化和國際傳播的重大損失。對本國人、外國人、後代子孫，萬仁（拍過「超級市民」）反映台北，柏格曼就是瑞典，好萊塢集體創造美國夢。電影是一個國家文化意識和社會良心最具體而直接的證言。
　正當台灣社會在一九八○年代捲起滔天的政經改造浪潮，電影業卻在不景氣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難得拍出好片滿足、反映市場在巨變中應運而生的文化需求。反而是香港快餐車式的電影在國片的名分下大舉進犯，占領院線，拉走觀眾，成為今日台灣電影文化的強勢。
　今年以來的統計數字拉響了電影業的最後一響警號。今年上半年最賣座的三部國語片全是港片。十多年前全年二百多部產量的台灣影業，由湍急奔流而涓滴寸斷，前年還能有一五三部的年產量，今年有人悲觀地算出年產三○部，更有人絕望地推測不超過十五部。到了以往人潮最多的暑假，觀眾還是不願走進國片電影院。
　「現在電影業只能用八個字形容：先天不足，內憂外患，」龍祥影業董事長王應祥一攤手說。「目前是癱瘓，再沒有出路，台灣電影業要滅亡了，」王應祥在傳統片商雲集的西門町辦公室中呼救。
　但在看似毫無希望的黯淡中，卻也有人看到一線曙光。影評人黃建業就認為，目前正是台灣電影業真正走向精緻工業化的最佳時機。他歸納西歐、香港，甚或台灣一九八○年代初新銳導演崛起的歷程，「舊電影崩潰，正是新一代優秀電影工作者冒出來的時候，」黃建業在台北東區窗明几淨的咖啡室中強調。
　想在台灣尋找電影新機會的影像工作者，必須在這個備受他們批評的電影環境中找到切入點。由於電影由製作、生產而發行的體系龐大而複雜，「這個行業不可能用革命的想法來完成改變，」曾在侯孝賢導演的三部片子中擔任製作、攝影工作的陳懷恩指出。
　仔細探究，台灣電影業目前的困境來自短期不景氣的影響較少，導因於長久結構的不均衡更為重要。表面上看，今天本土電影的觀眾少了（雖然台灣仍是好萊塢除日本外的亞洲第二大市場），生產的質量和能量大幅減低，粗製濫造的需求壓倒精品原創；由子看，一九七○年代以來國片長期隱藏的體質病態在市場頹靡、港片和錄影帶、第四台等替代媒體的競爭下，加劇惡化，急速凸顯。而電影從業者為了生存，散兵游勇式的各種求生動作反而造成人才荒、香港熱和大陸熱，使情況更加不可收拾。
　「台灣電影業其實就跟台灣一般中小企業很像，沒有人在成長最好的時候想到要轉型，」向來表現強烈人文情懷的導演侯孝賢分析。
　在體制上，一九七○年代正處順境的台灣影業未曾嚴肅想過將家族草莽提升為企業組織；八○年代，求新求變的香港電影工業乘勢而起，拿走台灣、東南亞市場，台灣電影的好景迅速如泡沫般消逝。雖然有新銳導演試圖重振，個人的創作努力終究不敵整個工業體制。
　
工業、品質不可分
　
　「談工業就是談品質，」黃建業肯定。缺乏制度的電影環境使品質穩定成為空談。片商王應祥承認，香港電影劇本要修訂六次才定稿，台灣最多兩遍就過關。而不重視專業的企畫、製片人才，更迫使台灣空有創作者導演，卻沒有配合的行政管理，大小事務，導演一肩挑，更不可能談工業品質。
　港片沖擊未退，錄影帶又來進逼，新加入的最後一波競爭者更是駭人。近來湧現各地的第四台，挾著全省一六三台、六十五萬訂戶、二百多萬觀眾的龐大實力，和電影盜錄集團結合，新片在院線上片的第二天就搶著播出，更進一步打擊國片市場。
　眼見前途茫茫，電影界開始各自野外求生，進一步掏空整個產業。為求自保，國內片商乾脆跨海依附香港電影勢力，投資港片在台灣上映；在尋求拉住觀眾的情急驅策下，電影院試圖用多樣性為武器，將戲院分隔多廳放映，反而更加重了進口港片填補檔期的需求（每年兩百部）。腳跨拍片、院線的王應祥就坦承，今年他要從香港引進六○部港片，在台灣僅拍四部電影。
　
無法累積的輪迴
　
　市場慢性疲軟趕走了電影人才。在台灣稍微嶄露頭角的演員立刻被需求量大的香港簽走；與拍片品質密切關聯的技術人員更是急遽流失。上焉者流向廣告影片業，下焉者開計程車，離開電影界，一去不復返。連侯孝賢在「悲情城市」的副導演現在都去編報紙漫畫。八○年代上半為台灣訓練一批技術人才的中影，近幾年不再辦定期訓練班，也不再送人赴日受訓。「今天就算有人出一億在台灣拍片，也拍不出來，根本找不齊人才，」陳懷恩感嘆說。
　環環相扣，使台灣電影業的惡性循環漸次擴大。在中影企畫製片八年、去年離開的小野明白指出，「無法累積」已成了台灣電影水準無法提升的最大困境。由於人才待不住，不論候孝賢、楊德昌或甚他任何導演，每拍一部片子就要找生手重新來過。而蜂擁到香港的台灣資金，又把香港的製片環境炒爛，出現與台灣過去類似的低水準濫製。看到香港出問題，台灣電影圈現在又西望大陸，要用大陸的演員、人才、題材、外景，試圖力挽狂瀾。
　
廣告帶動電影
　
　同樣是影像媒體，台灣的廣告製片業近幾年來的遭遇卻與電影業毫不相同，展現較健康的良性循環。
　「我們有比較充分的條件去作新嘗試，」拍廣告片的協同工作室負責人姚開陽比較說。論預算，一部三○秒廣告花上一、二百萬極為平常，但今日一部電影的標準投資額卻不過七、八百萬。為求視覺效果，廣告片願嘗試用新設備、新拍法，電影界卻有人「就是不肯學習用新攝影機、新燈光，」擁有全台灣頂級器材的阿榮企業林添榮指出。而當電影圈至今還在以人治方式管理作業時，廣告片業已使用電腦管理進度、控制預算，隨時彈性調整經營。
　「香港的廣告片依附在電影工業下面成長，台灣剛好相反，電影業的進步很多是靠廣告片來帶動，」姚開陽指出。三十九歲的姚開陽剛投資一億，買進影像效果機、四○軌錄音設備，蓋了台灣最新的後期製作製片間。
　廣告業的經驗證明在台灣可用較為企業化的方式經營影像事業，事實上在電影業最近就有邱復生拍「悲情城市」的例子。經過周密的計畫，「悲情城市」在籌拍階段就志在海外得獎，鎖定國外市場，由宣傳見報到配銷Ｔ恤，步步細密有序。結果邱復生成功地塑造了侯孝賢，「悲情城市」不但在國內外都得獎，更在國內創下一億二千萬的票房，用侯孝賢的本土情懷打敗了成龍拳腳的票房紀錄。
　
政府介入不可免
　
　要將廣告影片業和邱復生個人的作法擴散到電影事業，必須有利於接受新觀念的大環境。由於電影是花錢的行業，也是傳播滲透力強的媒體，除了內部市場龐大的美國放任好萊塢自由發展外，甚他國家都由政府適度介入，催生良性循環的電影工業體系。影評人黃建業參考歐洲電影工業的經驗後指出：「台灣應該轉變成輔導型的電影工業。」由政府選擇性的融資拍片刺激電影企業化、品質精緻化的走向。
　新聞局電影處處長官慶成肯定，政府資助拍片的作法已是政府和電影圈的共識，新聞局或未來的文化部都會設法增加預算，促使品質電影順利產出。但一位長期觀察電影業的人士提醒，出錢事小，更要緊的是政府的魄力，主管單位必須敢於承擔融資帶來的心態改變：不限制創作自由，卻要放棄任由電影業自生自滅的哲學。儘管目前台灣社會一切但求公平，電影主管卻不可避免由資助拍片「決定電影工業向那走」，在電影業中選出該生存的人來。
　政府的錢和民間的拍片人才之外，電影業更要有新的市場管道。官慶成就把希望放在每年鉅額盈餘的電視台，寄望電視未來也能助電影業一臂之力。他強調，不論今天的三家電視台或將成立的公共電視、有線電視，相對於電影，都是絕對的強勢媒體，「強勢應該照顧弱勢」，以投資、宣傳、播映的方式支持本土電影。
　當國片正在危急存亡之秋，侯孝賢談到電影圈彌漫的過客心態，強調電影業必須用另一種心情感受台灣：「以前只想取，拿了就跑，為什麼不把台灣看成一塊共同成長的土地，」他略為激動地說。
　小野提醒，台灣實在付不起失去電影創作能力的代價。如果台灣電影的頹勢不能挽回，台灣未來會失去塑造自我認同最重要的一項工具，而由香港、大陸或其他任何國家的電影入替。目前正在編寫一套兒童書籍的小野強調，電影是共同文化意識的表現，「是一個紀錄，不是一杯咖啡，可以進口，一下就消費掉了。」
　台北巷弄那個涼風夏夜，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開鏡聚會中，輪到參與策畫的社會觀察者詹宏志說話。走上台前，厚框眼鏡的詹宏志看看圍在四周的電影人，不疾不徐地說：「我們一定會不朽，」他停頓了一下，「雖然不一定會賣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