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都缺乏統一的誠意,」一位接近決策中心的官員做這樣犀利的觀察。比較貼切的說法,或許是海峽兩岸的領導人都沒有積極的往統一的路上走,因為統一的路途太遙遠,統一的問題太複雜,統一的代價也太昂貴。
因此,雖然所有中國人都知道終歸要統一,但恐懼統一的情緒,卻使得統一的腳步停滯、說詞模糊,寧願繼續保持現狀。
「喊話不一定要談判,談判不一定就談統一,談統一也不一定要有結果,」是不是藏在高層決策人士心底的念頭?
走在鋼索上
一談起統獨就引發爭辯,使得台灣官員下意識的避免採取太鮮明的立場,因此,為了消除中共「獨台」、「台獨」疑慮而在總統府設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構想,才一曝光就引起民進黨的一紙聲明,要求改為「兩岸關係委員會」。「好像走在鋼索上,要力求平衡,」一位國立大學的政治學者分析政府的心態。
為什麼說不是認真的想統一?最明顯的是,國民黨政府對大陸政策一直缺乏一套有效的指揮體系。黨的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和政府的大陸工作會報各行其是,許多人批評這兩個機構只能被動的應付問題,拿不出前瞻性的布局和有效的策略。
李總統在就職演說中開出的「不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和「推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制度」等兩項與中共展開對等溝通的修件,已經算是相當有突破性了,若干政治觀察家卻批評這還不是有誠意的態度。
他們的論點是:第一,中共不可能輕易對台用武,第二,中共實施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認為開這麼高的條件,等於要動搖中共的權力基礎。「漫天開價,是沒有誠意買的意思」。
一位參與大陸政策的決策級官員私下對統一也不抱樂觀,「統一的結果是不是我變成你的一部分?你的那部分又不見得比我的好,為什麼我要跟你統一?」但他也暗示,仍然不能讓中共失去耐心。結果,台灣呈現在外界眼前的態度就是不獨也不統。
因為不認真往統一的路上走,許多問題都可以拿來做為拖延統一的擋箭牌,例如,法律是為政治服務的,但是一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在它名目下的許多法律,都成為阻擋兩岸做更大開放的理由,引起學界許多議論。
凜冽的北風
中共對統一問題缺乏積極性的情況,似乎與台灣異曲同工。由於採取軍事統一的代價太大,三十多年前中共就倡導「和平統一」,但各種武力恫嚇--如沿海的登陸演習、海峽上「萬船齊發」的小動作、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等等,與和平統一的構想似乎背道而馳。就像寓言中啟示的:要教人脫下外衣,是用炙熱的太陽,還是凜冽的北風?
「如果搞台獨,非打不可。」中共上下在這一點上口徑相當一致,然而,對台獨的定義在其宣傳刊物上,卻可以擴大解釋到連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也算是一種台獨(C型台獨),「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召集人施啟揚說。
追根究柢,這些年來中共許多統戰手法,究竟是走向統一,還是走上敵對?一位研究兩岸關係的政治學者特別由這點質問中共的統一誠意。
為什麼兩岸領導人在統一的事上都是這麼有默契,光說不練的猛打高空呢?
避談統一,台灣方面是因為怕「被統一」,「搞得不好,真的會被吃掉,」一位曾經返鄉探親的老兵說。另一位經常在海峽兩岸走動的台商則認為,是政府拿不出辦法來統一對方,才不斷在那打太極拳。
大陸方面則牽涉到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保守派傾向武力硬幹,改革派主張開放對談。保守既不可行,改革又要冒政治風險,兩派人馬只有互相保持觀望,等待對方出手,露出破綻。觀望的過程中,任何一項消除統一障礙的作為,都可能導致內部批評,得不償失,了解大陸政情的專家這麼分析。
難如登天?
除了考慮各自面臨的矛盾情結外,雙方決策者也逐漸發現統一的難度超過想像,過去一直以喊口號的方式宣傳統一,等到整個世界真的走向一個冰融牆倒的和解時代時,才發現四十年來的發展已經各自建立了一套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要統一難如登天。
「人那麼多,地那麼廣,知識水準、生活背景、政治理念、做事態度都迴然不同,怎麼統一?」一位甫從大陸回來的年輕企業家懷疑統一以後台灣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他憂慮的表示,如果統一是意味著大陸的人可以自由到台灣,「台灣就要翻了」。
一位中共社會科學院的學者也承認,大陸對台灣而言,統一的吸引力實在太小。
不只是決策階層如此,民間對統一的態度最近也產生微妙的變化。根據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官員統計返鄉客的問卷發現,國人探親歸來後,看法有很大的改變,不是對統一感到悲觀,就是對統一的想法由支持變為中立。
主要是過去對統一想得太單純、太容易了,一位年輕的探親客說:「我們被教導灌輸的一套,到了大陸才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統一之路比想像中坎坷而漫長。
「你的方式不適合我,我的方式也不適合你。」由間關萬里、魂牽夢繫的期待,到面對真人實景、五味雜陳的複雜情緒,此時此刻,維持現狀說不定是最好的選擇,許多返鄉客都這麼認為。
除非是奇蹟出現,否則統一還有相當一段長路待走,誠然,在決策時選擇繼續在原地踏步的人有他不得不然的考慮,但是,時間和世界潮流會不會慢下來,等待中國人呢?
馬英九:台灣經濟不能單打獨鬥?
全球經濟集團化的態勢行成之後,
台灣要如何看待未來兩岸經貿關係?
經濟是政治的前題?還是政治是經濟的前題?
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馬英九提出他的看法。
國民三年開放探黨在大陸的形象,這親以來,要超過過去四十年的總和。大陸同胞發現國民黨不盡然像中共所宣傳的那麼貪污、殘暴,反而開始注意在國民黨執政之下台灣經濟繁榮、民主開放的情形。
很多在台灣成長的這一代對統一問題有相似的情結:第一,我們都有一定程度的台灣意識,台灣的利益是必須優先考慮的;第二,我們不斷被教導要有胸懷大中國的氣魄,因為中國終將走向統一。但是我們看問題不能只看台灣或大陸,還要放眼全世界。
策略性思考
從全球政經發展趨勢來看,民主化和經濟集團化是當前兩大主流,戰後四十五年來,我們首次看見和平、民主、繁榮可以同時在地球上出現。其中,世界經濟的集團化趨勢格外值得注意,「大歐洲」市場的逐漸形成、美國和加拿大的自由貿易區可能再包括墨西哥、南美有阿根廷和智利的結盟;紐澳則早已簽了自由貿易區協定……唯一在體系外的只剩亞洲,許多政治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這不僅是十年、二十年的事,也是公元兩千年以後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事。
我無法想像,在全球經濟集團壁壘分明的態勢逐漸形成以後,台灣與大陸如果沒有在經濟上做某種程度的統合,彼此如何在世界經濟體系下立足?如果大陸經濟能在十年以內自由化,我想台灣的力量進去是誰也擋不住的潮流。因此,要是用非常前瞻的眼光來看,你勢必要為台灣經濟不至於單打獨鬥、甚至能充分運用大陸資源為發展腹地、發展出一套策略性的思考。
但是這樣思考的前提,必須是大陸先達到某種程度的民主和開放,否則台灣的技術、管理和資金是不會過去的。
大陸的「變」(而不是大陸的「亂」)是我們所期望的,當然,我們也不致想像大陸會發生什麼「劇變」,現階段大陸經貿政策的規畫就是如此,我們列了兩千種產品或產業,可以透過第三地區到大陸投資或貿易,為什麼政府要做這樣的開放?因為這些產業不去大陸可能就去東南亞,而它去大陸較可以延續他產業的生命--大陸沿海地區飽和了還可以往內陸走,(如果大陸的交通、運輸問題可以改善的話),如此將逐步讓大陸的經濟環境和人民生活獲得改善,也自然形成兩岸關係的緩衝區。
「立即的統一」或「永久的分離」都不符合台灣的利益,在還沒有統一之前,政府現階段絕對要以台灣的利益為優先,如果連擁抱這兩千萬人的誠意都沒有,我們怎麼會相信你有擁抱十一億人的誠意?
不理都不行
六四以後,中共政權在人民心目中「道德的正當性」漸漸失去,不過對台灣而言,不管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那麼大的一塊大陸在那,你無所逃遁。你不想理它,它也會來理你。如果你跟他距離兩千公里,還可以相當程度的高枕無憂,現在距離這麼近,單單是偷渡客的問題,想不理都沒辦法。所以今後台灣跟大陸只會愈來愈近,我們無法不跟大陸往來,不管這往來是定位在什麼層次上。
我們的市場規模使得物價只會愈來愈高,不會降低,這個道理很簡單,將來我們要發展經濟,勢必要擴大市場規模,有現成的大陸在那,不去耕耘,難道要四處去突破貿易壁壘?
當然,政府對整個經貿策略的設計,都必須在大陸做某種制度性的配合時,才能有大的進展,我們也才能放心的讓我們的企業家去衝刺。(林意玲採訪整理)
李國鼎:台灣經驗是什麼?
台灣領導人宣稱要向大陸推展「台灣經驗」,引起中共的疑慮反彈,但「台灣經驗」的真正內涵是什麼?一生奉獻台灣經建工程的李國鼎資政提出他的解釋。
「台灣經驗」究竟是什麼?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它做負面的解釋,有人則歸之於天時地利的優勢,這些看法都不公允,忽略了四十年來台灣多少人費了多大的力氣,才有今天的成就。
不錯,政府接收了日本所留下來龐大的公營事業,也有長達十五年的美援可以運用,可是公營事業不一定是資產,經營得不好也會成為包袱,像大陸的國營事業就成了包袱。況且,接受美援的國家很多,其他國家怎麼沒有我們今天的成就?
其實台灣經驗中最重要的是人,一批肯奉獻、有熱誠和經驗的優秀人才,他們能因應情況的需要,隨時採取適當的政策,來刺激或調節經濟環境,這軟體條件比物質條件更重要得多。十五億美元,每年不過一億,我們現在單單每月的出口就好幾十億美元。稀少的資源我們能做最有效運用,才是台灣經驗。
雖然許多支時中共的輿論稱中共是「農村改革者」,但他的改革不過是把地主都趕走,將土地收歸國有,集中控制,並沒有講求農村生產力的提升。我們的土地改革是使農民所增加的生產都能歸他自己。中共在經過幾十年的錯誤後,才發現應該採取我們的方法,給農民一塊土地自耕,農民生活才稍微得到改善。
政府到台灣後,檢討當年大陸失敗是農民問題沒有解決,因此在台灣全力進行農業改革,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民購買力。另外,投資工業化,產品才有銷路,項目以內銷為主,任何能代替進口的工業優先,而這些都是民生必需品。
我們沒有像共產國家一樣,千篇一律的朝尖端武器發展,不顧人民生活,今天中共是不錯,可以發射人造衛星、洲際飛彈,但那是犧牲了多少人的生活利益換來的?
海島經濟市場小,必須靠外銷,一九五八年外匯改革可以說是台灣經濟的關鍵年,進出口匯率劃一,使產業有推展市場的基礎。
前瞻布局
八七水災以後,為了防微杜漸,我們採取主動措施,不再依賴外援,因此成立投資小組,鼓勵人民投資儲蓄。並通過十九點財經措施,研究那些投資環境應該改善,以鼓勵投資。
就在一年多以後,美援停止,國人一度感到恐慌,但「獎勵投資條例修正通過」後,銀行的儲蓄大為增加,因為存入兩年期活儲的話所得稅可以免掉。利率又降低,工商業取得資金相當方便。
一九六六年我們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如今,加工出口區(EPZ)已成為國際上的專有名詞,連中共的特區規畫也是從這個模式出發的。一九六○到一九七○年間,經濟一直維持高成長率,平均每年九.九%,失業率才二%,可以看出經濟未受美援停止的影響,出口和外匯增加很快。
到了七十年代,我們遇到很多危機都能順利的渡過,而且在經濟最低潮時蔣故總統決定動工做「十大建設」,其中特別是由中央來規畫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大型交通建設,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配合設施。
建設期間,我們再做第二階段的進口代替,把石化工業的上、中、下游串起來,競爭能力大為增強、正式進入資本密集工業時期。
後來發生第二次能源危機,中美斷交,資本密集不能做了,我們再朝技術密集發展,才有今天科學園區的發展。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歷程,每個階段都要有前瞻的布局、靈活的策略,以及政府和企業的配合,不能不說是相當珍貴的成長經驗。(林意玲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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