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變亂源？ — 報紙深陷批判火網

突然間，一向扮演報導與評論角色的新聞界，卻置身於社會各階層的猛烈抨擊中。
除了國民黨中常會批評新聞界。近半年來，類似的抱怨早已在社會上多所流傳︰「不看報了，看完報上的壞消息，一整天都心情沮喪。」「論政觀點只在框框中打轉，不夠客觀。」很多中產階級取得資訊的方法，現在已改為只花二十分鐘瀏覽報紙標題，反而寧願花較多的時間，細看電視小耳朵的日本NHK新聞節目。
對記者的批評也到了前所未見的嚴厲︰他們傲慢自大，嚴於責人，寬以待己，看誰不順眼就寫文章扣別人帽子，他們只看負面、只會批評，他們扭曲事實以套用預存的立場或議題，他們攪和政治，挾工商界以牟利，他們侵犯個人名譽，他們素質太差，熱衷於買股票，而不讀書、不求進步，他們報導不實，有錯誤不更正……。

垃圾製造業

「社會這麼亂，媒體要負很大責任，只渲染亂象，卻未分析亂源，」政大教授趙春山批評媒體渲染誇大各種新聞，「處理得像社會新聞一樣。」
大陸民運人士嚴家其來台公開露面。第一句話就指出「新聞界在這簡直是第一勢力」。
一位大學新聞系老師更是毫不客氣地表示他的不滿，「媒體上沒用的垃圾越來越多，可用的資訊越來越少，簡直是垃圾製造業。」
於是，常見幾位黨政要員坐在一起就罵記者，社會人士一談到報界就搖頭，幾乎使人忘了報界也曾有傑出、努力的表現。
本應在民主制度中扮演公正超然的第四權，監督與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新聞界，竟然在精力充沛、鬥志昂揚地奔跑了兩年半之後，反而身陷無情的指責，未獲得媒體原本應有的尊重。
在砲聲隆隆中，仔細檢視報界，問題出在當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改變，大家較以往更重視報紙的影響力的同時，政府倉促開放報禁，事先並未做任何規畫，也未曾督促制訂與執行開放巿場後的遊戲守則與道德規範。
「當初胡亂開放的政府決策者應負最大的責任，」一位媒體負責人說，「根本沒去想缺乏人力規畫、胡亂競爭的媒體會對社會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
在巿場競爭的無情壓力下，許多報紙決策者陷入日漸熾烈的惡性競爭而不可自拔，戰爭由三大張擴大到九大張，戰線由日報拉長到晚報。

開放的洪流

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一日，開放的水閘一開，鬱積四十年的洪流便怒吼著離閘而下，原有的老手以及摩拳擦掌的新加入者，一百二十五家報紙（登記兩百零八家）一起奮身跳入，首先帶來的是品質跌落，因為這端靠人才的行業，一下子來不及有夠多的好記者供應巿場需求。
許多較資深的記者立即被開放洪水沖刷到各個報社，每個人加薪晉爵，搖身變為主管，資淺記者算做資深，並大量招考或同業間互挖編採人員，是第一個可見的景象。「有的人在兩三個月間，從記者變召集人，變主任，」中時晚報社長林聖芬形容他也在兩年多之間，從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兼執行副總編輯，變成中時晚報社長，「我四十二歲這麼年輕就做社長，實在太抬舉我了，」他謙虛地幽自己一默。
兩大報又相繼發刊晚報，據一位參與創辦晚報的高級主管透露，「當時實在沒有人了」，找不到幹部，就把日報的所有副主管都升到晚報做正主管。
結果這些倉促成軍的主管，在過去劇烈變遷的兩年半間，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叢生，正是最需要他們以經驗、專業來做分析、判斷、報導時，大多「退居二線」做起行政工作，卻又缺乏報社施予管理的訓練，只得摸索著帶領比自己資淺，甚或剛出校門的年輕記者投入戰場。
「本來我可以發揮做到九十分的記者，卻來做行政工作，把別人原來做到六十分的採訪主任只摸索做到個五十分，」半年前升任聯合晚報採訪主任的周玉蔻不諱言地說出她的感想。
幾乎每位接受採訪的報社中高階主管都無奈地表示，總是還在希望等這段過渡期之後，能重返記者行列，「好好地寫分析評論文章，寫書，做幾個好採訪。」這些資深新聞從業人員說到這些心願時，大都神情激動。

飢不擇食

新成立或原來規模就較小的報紙，境況更窘，只得逕向學校畢業生招考新人。「我們從零開始，只要有人肯來，我們都不計較在學校是學什麼的，幾乎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今年初才成立的大成報總編輯王端正說。於是過去要跟著老記者實習，練習寫稿至少三個月以後，再從地方議會、各部會一路歷練至少三年以上，才能跑黨政、國會的不成文制度，遂在這股「你辦報，我也辦報」的奮勇潮流中被打破。才二十二歲、人生歷練猶是一張白紙的大學畢業生，就在國會廳廊、黨政要員間衝刺起來。
有人估算，現在除了幾家歷史較久的大報，如中央、聯合、中時，其餘各報黨政要聞記者幾乎都在三十歲以下。而且很多人資歷才一年就已被算為資深記者。「他們只能問些膚淺幼稚的問題，寫些誰和誰如何吵架。真正該探討的事都沒去探討，」一位資深新聞人士對目前年輕記者當道的怪現象深為憂心。
激烈的競爭下，資金雄厚的大報，無法歇止地繼續從新報或小報挖走剛訓練好的編採人員，首都早報副社長戎撫天就指控一家大報，最近為每人加薪兩萬元，把他好不容易培養的七個人挖走，即使挖去並不一定全都重用。「他們就是要壟斷人才，」也有同樣情境的大成報總編輯王端正指責，只好不斷招兵訓練。
大成報王端正用「不忍卒睹」四個字來形容這些新手的基本專業技能，「連什麼叫做倒寶塔式導言（新聞寫作上最基本的寫作方法）都不懂，」他開班授課一個月，「但是已經開仗，只好送他們上戰場打戰。」
三月總統大選期間，總統府有人詢問記者群，誰曾跑過上次（六年前）的大選，結果只有一個人。「有關選舉的規定、歷史感都缺乏，如何叫他們做比較分析判斷呢？」這位總統府人士質疑道。遑論後來選情演變複雜。
素質較低的記者處在報紙惡性競爭的環境中，演出就流於不符新聞專業與道德操守。一位編輯透露，缺乏歷練的年輕記者跑政治，缺乏與政治人物的適當人際關係，為了應付報社要求「不但不能漏新聞，還要有獨家，」變成日報記者跑不到新聞，就抄晚報；甚或捏造新聞，例如有一次報上所登的內閣名單，就是由幾個記者聚在一起聊天討論出來的，其中不乏有一兩位替政客傳話運作的記者引領討論方向。

考倒大官，叫他難看

類似例子一再發生，例如報紙圖文並茂的刊登尤清到三芝拜訪李總統的父親李金龍，描述兩人相談甚歡。但事後兩位當事人出面澄清，李金龍根本不在家，尤清只在李家門口留影紀念而已。
在台灣三年的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麥健陸，目睹整個開放過程與結果，他指出新聞界要改善處境，贏回讀者對報紙的信賴，「第一步就要從不寫『據傳』做起，查證不到的傳說，寧可漏新聞也不寫。否則這個行業就是謠言報導（rumourreporting），而不是新聞報導（newsreporting）。」
記者、甚至社長介入太深，不能嚴守新聞應獨立的分際，造成新聞界為人所瞧不起。例如國會記者兼差替立法委員當助理，捉刀寫質詢稿，或面授機宜問個問題「可以考倒大官，叫他難看。」
很多人指出，從去年年中政界演出「倒俞國華風潮」，以迄今年的總統大選、新閣成立，都有記者有意或無意介入，為人放話運作，或煽動挑撥。傳播學者徐佳士也提出觀察，新聞界表現猶如強力的聚光燈，被照射的人物就賣力演出，沒有辜負強光的青睞，戲劇因而變得大有看頭。
造成這種現象，除了記者違反新聞專業，以及急於求名得利的心態；更明顯的，還在於新聞界習於與新聞對象保持「共生」依附的關係。妨礙記者以良知良能做獨立判斷，跑政治的記者不敢批評政治人物，例如許多國會記者對各個立監委員熟若指掌，卻始終不報導背後政商關係的內幕，就連跑影劇的記者也不敢對影劇界說真話，造成新聞對象反而操控記者的怪現象。
亞洲華爾街日報麥健陸曾為文揭露地下投資公司鴻源的內幕，就是從跑鴻源的各報記者手中取得資料，「他們跟沈長聲、於勇明太熟，受過招待，他們知道一大堆，卻說不能寫。」

向採訪對象認同

這個潛隱三、四十年的依附關係，在威權逝去，許多人勇於運作輿論，為個人權力階梯造勢的此時，無情地暴露出來。一位記者透露，在總統大選期間，「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新聞熱鬧時，一位政府首長的機要祕書，甚而晚上親自到報社，放消息給與他相熟的記者。
自立晚報總編輯胡元輝指出，線上記者必須與採訪對象保持良好人際關係，同業間曾發生寫真話得罪，以後就再也跑不到新聞，「連你的電話都不接」。一位政治記者則吐露心事，他去採訪新任院長郝柏村，才問了兩個較尖銳的問題，見對方面露不悅，就不敢再問下去，「我很怕以後他再也不讓我採訪。」
記者並且也易於向採訪對象認同，「跑國民黨的變成國民黨，跑民進黨的變成民進黨，政治記者的生命跟著政治人物走，」曾任首都早報編輯組長徐一鳴提出觀察。而一旦記者身上掛了陣營標籤，就不易拿到另一陣營的新聞，造成報社記者分派系，不知不覺各自為自己的新聞關係搶版面。
能夠寫客觀報導的，往往是不直接跑線，而較為退居二線的記者來寫。中時晚報副總編輯陳浩（三十三歲，八年政治記者）就是一個例子，他文章照寫，可是，「我幾乎沒有朋友，」他捏著一直沒點燃的香煙，輕敲桌沿沈吟道。
更有一些記者察覺被政治人物放話運作，淪為政爭工具而感到困擾。覺得「現在採訪工作比以前難做，」一位政治記者說。

記者不是情報員

事實上，原本是資深記者，現為中央日報發行人石永貴指出，幾乎每個國家政治人物、政府都會「放」消息給新聞界，記者不能只做接收器有聞必錄，還須有能力洞察事情的本質。「不能因為人家放話，你就去採訪，甚而還予以擴大、運作，這不是記者該做的事，這是情報員的工作。」
一位總編輯則認為，無論中國文化多麼注重人際關係，記者還是要拿出道德勇氣來，事關國家與民眾長期利益時，該批評的還是要批評。自立早報採訪主任蘇正平認為，這需要報社負責人長期支持，也需要專業人教導記者採訪技巧（例如如何態度溫和、措詞中性地問對方尖銳問題），以及保持客觀心態，縱觀全局，而不是被採訪對象操縱。

失去倫理

但是有些學者指出，與其責怪年輕記者不懂或明知故犯，違反新聞道德與專業（正確、事實、客觀、公正），更要責怪在惡性競爭下，報社的制度，以及守門人（從總編輯以迄採訪主任、組長、核稿人）有無善盡職責。
因應報禁開放以後的搶新聞競爭，以及張數增加所需稿量，各報紛紛改採掛名制度，每篇報導（過去只有分析稿）都掛上記者的名字，反而容易成為「才工作兩、三個月就自我膨脹，失去寫好稿才是好記者的倫理，」聯合晚報採訪主任周玉蔻指出。
並且各關守門人，大多數未能嚴格要求記者，原因包括報社截稿時間的壓力，不敢要求（怕得罪）資深記者，未與記者溝通如何改寫好稿，記者只認總編輯與主任的權威，不甩其他核稿的守門人……。結果形成記者未能從工作改進中求進步。
而大部分猛然晉升的主管其個人興趣也會主導新聞方向。這些年齡大致已比上一代降低十到二十歲的年輕主管，半數出身政治記者，個人興趣影響報社呈現「每天除了政治鬥爭新聞，還是政治鬥爭新聞，」影評人焦雄屏觀察道。大多數編輯選擇刊登顯示對立、矛盾的新聞，無形中導引記者多跑這種新聞。
競爭也促使守門人常須拿出賭性，等於間接鼓勵記者犯錯。例如當大家都一窩蜂猜內閣名單時，一家報社總編輯對黨政記者說，「你的名單有沒有把握？有把握，我們就賭，出了問題我負責。」結果，「只」錯了兩個名字，總編輯立刻頒發採訪獎金給這位黨政記者。
這樣不擇手段的風氣，非但誤導年輕記者，也磨損資深記者。前任聯合報資深（十四年）政治記者戎撫天，離開聯合報的原因之一是︰「新聞競爭使我折損，報社跟我要人事名單，時間不允許查證，我又沒把握，報社又要搶獨家，在發與不發之間非常痛苦。」

最大癥結在組織

但是會有這些守門人以迄記者一環扣一環不夠完善，最癥結的問題是報業組織的問題。政大新聞系教授潘家慶就指出，假如記者文章出了問題，應該是報紙負最大的責任，因為不健全的記者不該被容許存在一個組織。
這就牽涉報界長期存在的問題。有些報社高級主管言談間就流露出，長期在組織中和稀泥，是非不清，每遇指責就聲稱「理論上應該查證，但是實務上有……的困難。」
清醒的人則痛苦著，只得自嘲「為報老闆做家臣。我只是處理新聞的機器而已，那裡算得上是知識分子，」一位總編輯眉眼之間俱是疲累地說，在管理上既無權決定人事與用錢，遑論提議長期建立人才訓練制度，培育資深記者。甚至每天判斷選用那則新聞做標題時，「第一先考慮報老闆的政治立場。」
「與其說政治記者的生命跟著政治人物走，倒不如說是報老闆的生命跟著政治走，」一位高級主管尖銳地直陳他認為最嚴重的問題。這種現象在廣播、電視、雜誌界也一樣嚴重。

取捨只在一念之間

在報禁開放兩年半，戰況大致底定，而社會大眾轉回頭抨擊向來「嚴於責人」的新聞界的此時，很多人指出需要政府回頭檢討，補救報業共同遵守之規則，以防範報界不斷重蹈惡性競爭，帶來更多的混亂。
另方面，許多人更期望報業負責人勇於率先改革，「尤其在國家轉型，社會劇然變動，價值觀混淆浮動時，特別需要媒體負起較以往更重大的責任，」一位資深記者指出，例如提供知識，以為讀者分析判斷的基礎；扮演人民與政府間的橋梁，呈現全國性討論的議題。
政大廣電系講師郭力昕指出，有些大報早就已經站得穩穩的，「有條件走向品質精緻，不應再沈溺於捉對廝殺與政治依附，取捨只在一念之間。」進一步則須檢討內部制度、組織、溝通與管理，並且持續建立資深記者制度的路，有制度地培養人才。
「繼續惡鬥下去，輸掉的將是整個社會，」自稱新聞逃兵的徐一鳴語重心長地說。